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区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商业网点调研数据为基础,选取专业店、专卖店、大型商场、大型超市、家居建材商店、综合交易市场六种商业业态类型,运用点模式分析、有序多分类逻辑回归等研究方法,探讨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区位特征,并解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总体呈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并存的态势,但集聚现象更显著,并表现出沿城市综合性中心地、商业中心布局的特征;各业态类型网点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且具有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表现,专业店、大型商场以小尺度范围的空间集聚为主,集聚程度较低;专卖店和综合交易市场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且后者区位选择的空间尺度范围较大;大型超市在空间上呈均匀离散分布,家居建材商店仅在小尺度范围内表现出集聚分布;业态类型、土地价格、交通通达性及集聚特征是影响商业网点分布最显著的因素,同类因素对不同业态商业网点分布的影响程度差异性较大。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     

基于POI数据的长春市商业空间格局及行业分布

商业网点的空间集聚与分散是零售商业活动的重要表现,其合理化布局对发展城市经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核密度估计、区位熵指数及Ripley's K函数分析法,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商业类城市兴趣点（POI）数据为基础,在分析城市商业空间格局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行业空间分异的视角,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 长春市商业网点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显著,并呈现多中心的分布形态,基于道路格网单元的商业网点热点区分布与识别的商业密度中心分布总体一致;② 不同商业中心表现出不同的等级规模差异,整体等级规模结构较为合理;③ 零售行业视角下的城市商业空间“中心—外围”分异明显,且不同行业表现出了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④ 各行业多尺度的空间集聚表现不同,综合零售、家用电器等行业区位选择的空间尺度范围较大,纺织服装、文化体育等行业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小;⑤ 行业视角的专业化功能区块差异显著,成熟区块呈现多功能要素、多优势行业集聚特征,发展中区块功能较为单一。     

山东省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多尺度分析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从不同尺度上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更确切、真实地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灾害评价、环境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统计相关分析方法,比较市级、县级、1 km三个尺度上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统计相关性,试图探讨不同尺度下人口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影响(指示)因素,从不同尺度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从不同尺度对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从宏观到微观不同详细程度的信息。从市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整体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县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1 km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县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②不同尺度上,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不同。市级和县级尺度上,人口分布受环境—经济因子的影响表现出与一些因子显著相关,而受空间集聚的作用较小;1 km尺度上,人口分布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相关性较小,而主要受空间集聚的作用,在县内部,人口往往集中分布于某一区域,呈现出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     

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采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数据,运用最近邻与空间自相关分析,定量分析了1985-2010年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在1985-2010年间,中国城市的整体分布主要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着逐渐增强的趋势.不同规模的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类型存在很大差异.集聚强度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大而降低,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互斥作用不断加强.超大型、特大型城市由均匀分布转变为随机分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城市发展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相对降低.从局部区域上城市的空间集聚或空间关联性质来看,其集聚特征的反差十分鲜明.东部地带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都较为发达,形成了高水平均衡模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分布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空间极化特征.     

基于ESDA的西北地区公路网分布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了2004-2010年西北地区市域尺度的公路网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变化特征,并结合定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公路分布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公路网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全局正相关关系,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公路网空间差异趋势愈加明显,公路网集聚模式发生明显变化的区域集中在陕甘宁交界地带,“陕南-关中-陇东-青东”地区形成公路网“高-高”集聚类型分布的连绵区域,“低-低”集聚类型区域分布在河西走廊、新疆、青海地区;（2）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规模数量呈增长态势,其中“西安-兰州-西宁”地区的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已形成具备向外扩张能力的交通带;（3）自然环境状况是约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基本条件,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是形成公路网分布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密度分析、最近邻距离分析及区位熵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春市零售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单中心集聚与多中心分散特征,商业业态空间分化逐渐显现,不同业态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性较大;② 零售商业网点规模容量呈现老城区小规模密集分布,外围开发区大规模离散分布特征,且商业网点的规模容量等级结构较为合理;③ 不同区块的零售行业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成熟区块表现出多行业、多功能复合特征,发展中区块单一功能特征较为明显;④ 商业业态演进及其内在特性选择、居民消费结构与行为因素影响、集聚经济效应驱动及公共政策的宏观调控共同影响零售商业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武汉市道路结构与商业集聚空间关联分析

城市道路结构是影响城市商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研究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于商业布局和道路规划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模型计算道路结构指标,采用GIS核密度法计算2014年商业兴趣点(C-POI)密度以分析商业集聚的空间结构,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道路结构变量与商业集聚程度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①道路结构指标中,与商业集聚关联最强的是道路全局集成度。在各商业类型中,与道路结构相关程度最大的是金融保险服务集聚。②道路连接值和全局集成度值分别与商业POI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总深度值与商业POI密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呈现“高—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商业POI密度随控制值升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③商业集聚分布呈现为“核心—过渡区—边缘区”的多核心多层次结构,“高—高”集聚与“高—低”集聚模式集中分布于“核心”及其附近的“过渡区”。     

新疆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

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是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新疆人口空间分布受地貌、气候和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表现出分散分布的特征。研究新疆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对新疆人口发展和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GIS的支持下,从多角度、多尺度出发构建了两个年份新疆人口空间数据库,对新疆人口空间分布的集散程度、多尺度的人口疏密状况、人口重心分布及变动、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态势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得出以下结论：① 新疆人口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逐步增加,各尺度人口集中的速度均较慢,人口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口的流动性较差。②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尺度依赖性,不同空间尺度表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空间尺度越大,人口分布特征越不明显,从小尺度对人口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可以避免大尺度探究带来的不足,小尺度新疆人口空间分布呈现圈层结构,表现出人口空间分布的“三大集群”和零星若干“小集群”的分布特征。③ 新疆人口重心分布逐年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且移动的距离较短,说明新疆人口有向北疆,尤其是天山北坡城市群集中的态势,但集中的速度较慢,对人口重心移动的距离影响较小。从重心空间分布及其变化可以看出影响新疆人口空间分布的第一大要素是水资源。④ 新疆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也具有独特性。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三地州且空间集聚态势明显,哈萨克族人口空间分布也较为集中,汉族和回族人口空间分布分散,集聚态势不明显,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较强。     

环莫干山民宿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成因

民宿是中国乡村振兴和旅游转型升级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兴业态和空间利用方式,但学术关注滞后。环莫干山地区是目前中国最典型的民宿发展集聚区之一。本研究通过官方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获取环莫干山民宿空间发展数据,构建了ArcGIS和地理探测器结合的民宿空间过程分析方法,基于目的地的微观尺度系统地探讨环莫干山民宿时空分布特征和成因。研究发现：① 2011—2017年环莫干山民宿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大,空间发展方向出现较大变化,逐渐趋向镇域均衡性发展。目前已经在莫干山风景区毗邻村域形成以“后坞-仙潭-燎原-劳岭-兰树坑”为中心的环莫干山面状核心集聚区和边缘村域多点集聚的民宿空间发展结构。不同档次民宿的时空发展趋势具有一定差异。② 环莫干山民宿的空间过程由集聚到强烈集聚,不同档次民宿的集聚程度均呈现出快速提升的趋势。空间发展过程中早期民宿集聚点扩散效应显著。空间集聚过程与地形地势、核心风景区、交通干线和居民点密切相关。③ 风景景观、发展基础、社会因素和区位因素是环莫干山民宿景观格局异质性的重要决定因素维度,但不同等级民宿的空间决定因素维度和指标差异性显著,两因素维度交互作用对于民宿的空间影响力更为显著。研究对于丰富接待业空间选址的类型研究,总结中国典型民宿集聚区空间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民宿产业选址和民宿集聚区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流动摊贩疏导区的实践效应和挑战 ——以广州市荔湾区源溪社区疏导区为例

通过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疏导区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梳理政策的详细内容,并以广州市荔湾区源溪社区流动摊贩疏导区为例,分析了疏导区的实践效应及面临的挑战。研究表明：疏导区政策是政府根据历史经验、兼顾多方利益主体出台的治理流动摊贩的手段,为摊贩提供了进入门槛低的合法经营空间,重新塑造了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和社区商业体系,提升了摊贩的认同感,便于城管规范管理,满足了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但因噪音污染、管理不善等问题,疏导区的设立阻碍了社区环境的提升。由于用地临时性的弊端和所在社区定位升级的发展需求,源溪疏导区被要求撤销。案例显示：由于疏导区占用公共空间和所涉不同群体的利益无法协调等问题,疏导区政策并未帮助摊贩实现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经济的转变。因此,城市管理者可通过建立第三方组织,为疏导区利益相关群体建立沟通机制,合理地进行疏导区的选址和管理。     

1990 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 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 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 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河网型城市商业中心识别与空间结构特征——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城市商业中心是指在城区范围内,零售、餐饮、文化娱乐、金融、商务、住宿等服务业在空间上集中,密集度高于城市其他区域的地区。以河网型城市江苏省淮安市为研究对象,抓取城市商业活动类的餐饮、购物、休闲娱乐、商务POI设施点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维信息熵和最小生成树方法,从整体和各业态分别识别商业中心的边界范围与等级结构,同时结合各业态商业的叠合特征,界定城市各级商业中心区的类型。结果表明:淮安市商业中心分市级、区级、社区级3个等级,主要集中在盐河和里运河之间的原清河区和淮阴老城区,形成以淮海广场为中心的极化分布特征。随着商业中心等级由高到低,空间分布形态从规模团状集聚逐渐转变为规模带状和小规模沿街分布。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区及产业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12省份的714个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法,对1993—2015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城市圈为依托的“多级集聚”的演变规律。（2）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3）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各类型产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聚、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分析

城市集聚增长日益显著以及城市间连接性的增强等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发 展的显著特征。通过运用GIS 环境下的Moran's I 等技术方法, 探讨了1990-2005 年中国城市 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结果表明： 尽管总体上城市人口的正空间集聚性不强, 但局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 存在较强的规律性, 主要表现为“T” 字型和沿主要铁路交通线 的发展态势, 而其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正处在不断优化之中; 三大地带城 市人口空间集聚的特征反差明显, 东部城市区域基本表现为一体化发展趋势, 而中西部城市 区域则趋向于极化发展或表现出较差的整体协调能力; 进一步来看,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不 平衡性, 不仅体现于区域之间也体现于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 且其作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集 聚区位有所变化。总体来看, 这一典型转型时期里,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演变, 体现出了市场力量、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及国家空间开发政策等的积极作用。     

犯罪数量与危害的空间分布及建成环境影响——基于北京市刑事案件的纵向研究

既有犯罪地理研究存在“重犯罪数量、轻犯罪危害”“多横向分析、少纵向分析”“求本地影响、弃空间依赖”等局限。为此,论文利用2012—2017年北京刑事案件、兴趣点、道路网等3期面板数据,以个案刑罚结果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探究犯罪发生数量与危害程度的空间结构,厘清建成环境对两者的影响异同。研究表明：① 犯罪数量与危害均呈集中集聚格局,但犯罪危害的集中程度高于数量、集聚程度低于数量、稳定程度相对偏弱。② 如防卫空间理论所言,高强度土地利用、多样化城市功能、通达的次干道支路网、邻近诱发地都对犯罪数量和危害发挥正向作用,后者所受影响更大。③ 建成环境的上述影响大多存在空间依赖,3D维度和商业场所具有集聚溢出效应,管制较严的教育科研机构、公园广场、旅馆、公交站、停车场、居民区表现出内低外高式的空间竞争效应。     

社区尺度下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识别与尺度效应——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市为案例区,以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同一性为基础,通过建立基于空间配置法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实现了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识别。在此基础上,对比街道尺度和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识别结果,判断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尺度效应,探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尺度效应的形成原因,明确选择社区尺度作为识别空间单元的必要性。研究发现：基于空间配置法的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能够有效识别案例区约90%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主要原因包括：较大空间尺度容易忽略区域内部社会空间差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和高速城市化进程。研究结论将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系统化、精细化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和方法借鉴,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流动人口聚居区顶层制度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的城市群是近30年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自21世纪初期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之后,中国连续10年把城市群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地位。然而,城市群在中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系统总结从1934-2013年的80年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城市群主题论文,只有不到19篇,仅占总篇数的0.55%,不仅发表篇数少,而且发表时间短,首次发表城市群研究成果不到10年,研究单位和作者群体集中,研究内容瞄准国家需求但比较发散。即便如此,仅有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还是对国家城市群总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提出的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国家形成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引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与技术流程对界定国家城市群范围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城市群系列研究领域带动城市群的研究向着纵深与实用方向拓展,提出的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城市群的选择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以这些研究进展和成果为基础,未来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重点方向为：以问题为导向,深刻反思检讨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发育中暴露出的新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重点推动形成“5+9+6”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新格局;以城市群为依托,重点推动形成“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城镇化新格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继续深化对城市群形成发育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新认知,包括深入研究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效应,科学求解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管理体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研究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研究制定城市群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与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标准等。     

中国城市居民C2C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分析 ——兼论技术扩散与效率假说的适用性

以中国286个地级城市C2C（Consumer to Consumer,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网购指数为基础,尝试从宏观尺度分析中国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并对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等级式空间分异规律。② 年轻人口比例、收入水平以及实体商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市交通可达性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③ 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对中国城市居民网络消费水平的空间特征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发达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更高,这表明技术扩散假说在中国更具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