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

中国的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期,但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为探究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机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对提出的10个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区位因素是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的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最明显;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固定资产的投入在统计意义上具有负向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区域创新对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但其统计系数比较小,目前对人口的城镇化的带动能力比较弱;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重对人口城镇化有负向影响。最后,对促进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出了对策建议。     

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与演化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分析2010年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职业、外来人口与农业人口、家庭生命周期、新建商品房、住房条件是影响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其中新建商品房和家庭生命周期是新发现的两个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可划分为新城中产阶层居住区、旧城工薪阶层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混合居住区、近郊外来人口集聚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区、农业人口分布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这一新的社会空间类型反映了大学城与高新技术区建设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与2000年社会空间结构相比,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构成与空间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空间类型也逐渐发生分化与演替,社会空间结构整体趋于复杂化。     

湖北省城乡建设用地城镇化率及其影响因素

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提出了表征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土地城镇化率,并以人口城镇化率为基础结合城乡用地水平构建了其理想值,借助Logistic城镇化过程模型分析了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以湖北省为例进行理论验证,根据理想值对各区县进行了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合理性评价,并从社会经济和地理空间两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产业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和地形条件是土地城镇化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空间自相关性的热点分析表明,土地城镇化热点地区周围的土地城镇化率往往偏高。因此,可依据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地形条件等因素制定差别化的城乡用地政策,并借助空间分析手段识别重点监控区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湖北省城乡建设用地城镇化率及其影响因素简

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提出了表征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土地城镇化率,并以人口城镇化率为基础结合城乡用地水平构建了其理想值,借助Logistic城镇化过程模型分析了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以湖北省为例进行理论验证,根据理想值对各区县进行了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合理性评价,并从社会经济和地理空间两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产业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和地形条件是土地城镇化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空间自相关性的热点分析表明,土地城镇化热点地区周围的土地城镇化率往往偏高。因此,可依据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地形条件等因素制定差别化的城乡用地政策,并借助空间分析手段识别重点监控区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基于图谱特征的中国典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分析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方法论,选取中国典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对中国典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不同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的图谱,探索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特征的理解和测度来把握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总结在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时空规律,为城市未来健康、协调、有序发展提供服务。研究结果表明: ①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的自然环境、经济、土地利用和城市交通等各种要素在空间组织分布形式和相互作用的过程。②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总体呈扩增的趋势。③地形、河流港湾、人口和经济发展等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主要的因素。④良好的城市交通网络结构是城市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高效的交通网络系统;在城市交通的空间结构的扩展特征上显现出多种发展结构,如同心圆带状结构、扇形结构等。⑤ 在地形、水系等自然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城市的空间结构是由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网络在城市空间地域上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形成的。     

黄山市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秦巴山区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及影响因素——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山区乡村长期处于地形地貌制约、自然灾害频发的风险胁迫之下,乡村交通系统网络化水平低、抗灾能力弱,交通环境脆弱性问题突出。以秦巴山区洛南县为例,基于人地关系脆弱性的暴露、敏感、应对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涵盖风险事件、地理特征、关键出行路径、路网结构、交通工具、家庭资本等要素的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基本构成框架,并针对性建立了评估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和GeoDa软件解析了洛南县交通环境脆弱性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自相关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寻了自然、人口、社会、经济因素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及空间差异。结果显示：交通环境脆弱性以县城及城郊为中心向外递增形成圈层结构,且垂直差异显著;暴露度、敏感性均与应对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脆弱性局部“热点”区域广泛分布于北部中山地带,且陷入了高暴露、高敏感、低应对能力的窘境。“冷点”区域多为城郊或邻近镇区的村庄,敏感性低,应对能力高;地形条件、产业分布、人口结构与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有显著影响,影响性质及强度存在空间差异。     

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评价与优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与环洞庭湖城市群为例

从城市群规模效益、距离效益和空间联系效益3个方面出发,运用ArcGIS和城市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和环洞庭湖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进行评价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环洞庭湖城市群在外在规模上具有相对优势,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空间规模以及城市数量较大,但城市群的紧凑度不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不够明显,空间可达性较差,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呈现“大而散”的特征;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及用地较小,但其紧凑度及规模效益较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度相对较高,可达性较好,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城市的“一心两圈三轴”结构体系。     

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

都市圈空间结构是城市体系中最综合、最富于变化的热点部分。基于武汉都市圈近年来的统计资料,构建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定量分析武汉都市圈空间竞争与范围的动态性特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存在主要方向,具有时间惯性,空间极化明显;地域空间上经济联系作用强度距离衰减,形成圈层结构分异。从点、线、面组合关系角度,构建节点中心性、通道网络性、范围系统性指标,定量揭示出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等级层次性特征:中心城市中心性等级差异明显,空间分布不均,与交通地理区位紧密相关;主要通道与侍服能力也存在等级层次性,明显形成两城际交通走廊;中心城市腹地范围与自身外向经济联系强度密切相关,受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影响明显。     

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城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真实地反映城镇化进程,同时也反映城镇空间结构的演变状况和演进趋势。该文采用1986年、2000年两期TM图像解译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对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建成区及其空间结构演进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自然环境、交通等因素对城镇空间分布和演变的影响;结合宏观背景,阐述鄂豫陕毗邻生态脆弱区城镇空间结构重组趋势,并提出重组对策。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差异和变化。在阐述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容量耦合模型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2001~2012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耦合度均值达0.499,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均值达0.463,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年均增长率上,耦合度达3.35%,大于耦合协调度的3.05%。表明生态承载力内部系统耦合作用和协同效应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② 空间分异上,17个县域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3种状态,3种耦合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呈现不同的差异。耦合协调度出现了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其变化状况基本上与耦合度类似,但从协调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稍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分布特征基本相似,高、低值区的空间分布由西南向东北大致呈现较低-高-低-高-较低的“M”型基本格局。③ 空间组合上,17个县域出现了低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中协调区、高耦合中协调区和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空间组合类型,其基本空间格局是,低耦合低协调区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中部和西南部,高耦合高协调区则沿京广线、石长线和常岳高速三线呈“三足鼎立”布局,其它不同组合类型则集中于高耦合高协调区外围呈“零星状”分布。     

台湾西部城市地带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论述台湾经济空间演变与城市化发展过程，并对该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都市连绵区的形成与发展、港口对工业区与城市的影响等方面作探讨，最后讨论了海峡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洞庭湖地区耕地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耕地功能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凸显耕地价值与作用、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科学依据。综合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以湖南省洞庭湖地区24个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对该地区耕地功能的时空演变、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8—2018年洞庭湖地区耕地经济生产功能整体呈增强趋势,主要集中于洞庭湖地区中部、西南部等农业基础较好的区域;社会保障功能整体增强明显,仅有临澧县、津市市和鼎城区3个地区功能强度有所减弱;生态维护功能空间格局变化较小,整体呈中间高两边低的态势。② 自然地理条件是早期影响地区耕地功能的主要因素,随时间推移其影响能力逐渐弱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能力逐渐增强,并凸显出决定性作用;耕地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对耕地功能空间分异影响能力逐渐增强;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明显增强对洞庭湖地区耕地功能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共同推动地区耕地功能多元化发展。     

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 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 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 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海南交通可达性的测度与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设定交通可达性指数及交通区位优势度、内部交通连通度和对外通达性3个分指数,全面测度海南各县级行政区的交通可达性,在此基础上,采用Global Moran’s I和Getis-Ord G_i^*指数分析与全局趋势分析方法,从多个维度系统研究海南交通可达性空间分异现状格局。结果显示,目前海南各县级行政区交通可达性差异很明显;海南岛交通可达性总体呈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方向类似U型分异格局,交通可达性的3个分指标均存在鲜明的空间分异特征,即交通区位优势度与交通可达性总体分异格局基本一致,内部交通连通度呈北部较高、中部内陆到西南沿海较低而东南沿海居中的分异格局,对外通达性呈沿海内陆分异及北南和东西方向双重类似U型分异格局;三沙市是海南一个特殊的沿海地级市,其交通可达性很差。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政治因素对海南交通可达性空间分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推进海南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利用交通条件进行经济空间布局引导,并逐步增强交通布局的空间均衡性。     

吉林省城镇化时空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吉林省各县市2005—2014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整体及局部研究各县市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差异,同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县市间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格局稳定,东西部与中部相比,空间格局稳定且空间差异较小;多数县市在研究前期和中期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末期协调型县市较多,人口城镇化滞后是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不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县市的协调类型倾向于向更加协调的类型方向变化。     

常德市与环洞庭湖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常德市社会经济发展无论从常德市在环洞庭湖经济区的空间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还是发展前景 ,应实行一体化发展战略。文中提出了实施一体化发展的新举措 ,即生态为本、治水为重、保护性开发 ;优化结构、明确功能、点轴带发展 ;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阶段性推进 ;规范政策 ,科学规划 ,湖区一盘棋     

长江中游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时空演变特征

以长江中游经济带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各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以1995-2011年常住人口总数、总GDP和人均GDP为测度指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ArcGIS及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从时空角度分析了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特征看,长江中游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绝对经济差异在不断扩大,且这种扩大趋势从2000年后逐步增强;相对经济差异不显著,4个经济区中1995-2003年武汉城市圈经济相对发展最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最慢,2003-2011年皖江城市带发展最快,武汉城市圈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各经济区内部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其中武汉城市圈内部经济差异最大。从空间演变特征看,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加大,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弱,扩散效应逐渐增强,高水平发展的城市出现极化现象,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交通区位、区域政策、中心城市的联动、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是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空间演进及内在关联性测度——基于武汉市夜间灯光数据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时空演变及其内在空间关联性研究对避免城市低效蔓延式发展、实现空间结构协同和精明增长有重大意义。论文以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为研究对象,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强度表征都市要素配置及运行效率和效益,利用引力模型测度2016—2018年各城乡融合区空间关联强度,分析各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势能时空演变趋势和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面积在2016—2018年间扩大了28.10%,小斑块区域逐渐整合,区域发展连续性增强,总体向西北方向扩展最为显著;②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之间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整体上趋向“多中心”分布,这一过程源于各城乡融合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规模和交通通达性变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武汉临空经济区等在此过程中是各城乡融合区的区域发展引擎;③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空间联系整体格局从武洪区和江夏区的“大小中心”结构过渡到江夏区—武洪区—蔡汉区—江黄区—江硚东区的“外围圈层式”结构,但洪山区和江夏区作为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中心区域,未能形成多方向空间辐射力和吸引力,对其他地区的带动明显不足;④ 各城乡融合区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显示,现行武汉市都市发展区规划实施成效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城乡融合区较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