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与禁牧政策的关键问题研究

草原作为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对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畜牧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草原生态承载力有限，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压力的不断增加，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导致草原生态破坏严重，草原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为了恢复和保护草原生态系统，2002年前后国家在草原破坏严重的地区实施禁牧政策。政策实施以来，草原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生态效果明显，但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探索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效率和存在的问题可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典型禁牧区的研究，从禁牧政策的效益、问题和农户支持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主要结论包括：（1）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承载力低，生态赤字严重。（2）禁牧政策虽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但在一些禁牧区，当地政府不能因地制宜实施禁牧政策，再加上配套实施和基础设施滞后，草场界限模糊以及政策宣传和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了新的草原退化，草原生态恢复大打折扣。（3）禁牧政策实施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部分农户无法顺利完成生计方式的转型，又因生态补偿标准低和补偿有失公平等问题无法弥补禁牧造成的经济损失，导致农户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加深了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之间的矛盾，部分农户对禁牧政策的支持度较低。     

TPOA框架在禁牧政策效果评价与优化调控中的应用——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区地形、气候、植被过渡带的宁夏盐池县是典型的农牧生产和生态敏感区。基于农户视角,应用目标-过程-结果-调控四维分析框架（TPOA）和问卷数据,分析禁牧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适时调整问题,对于全面了解禁牧政策的实施效用、制定相应的调控对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可为北方农牧交错区禁牧的适时调整与草原的合理利用提供案例支撑。禁牧政策实施中,60.40%、55.38%和11.83%的受访户分别采取了扩张型、调整型和收缩型适应策略,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提高,夜间偷牧现象普遍,存在饲草缺口大、养殖成本高、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市场监管难等困境。该政策的实施实现了盐池当地草原生态恢复和沙漠化逆转,38.79%的受访户认为禁牧政策确实“达到了”生态恢复的预期目标,60.87%的农户对草原补奖表示满意,46.09%的受访户认为禁牧政策亟待调整,可从提高禁牧补偿标准、生态适宜地区适当开牧、延长补助期限等方面着手。将TPOA框架应用于禁牧政策效果评价中,为评价生态政策的实施绩效提供了理论基础。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户对水资源紧缺的感知及适应——以石羊河中下游为例

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极为紧缺,理解农户对水资源紧缺的感知及适应策略选择倾向对于制定科学的水资源管理政策至关重要。以石羊河中下游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水资源紧缺的感知及适应策略,并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户的水资源紧缺性感知对其适应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农户感知到的水资源紧缺可能性、严重性、适应功效及适应成本均较高,但感知到的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2水资源紧缺风险感知与适应功效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呈显著正相关,其与自我效能感知虽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3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达2.80,水资源紧缺严重性感知、适应功效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呈显著正相关;4随着风险感知与适应功效感知的增强,农户首选收缩型策略的概率增大,但随着自我效能感知的增强,农户首选收缩型策略的概率降低。最后,提出了增强农户适应能力的对策建议及未来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的禁牧政策生态补偿定量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禁牧政策作为生态补偿实践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中国广大牧区生态问题的战略性举措。合理的补偿标准是促进禁牧政策有效实施和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因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支付意愿及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定量评估盐池县禁牧政策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农户的支付意愿与年总收入、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年龄、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对禁牧政策的接受态度负相关;(2)县城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年龄负相关,与对环境的关注度正相关,与职业存在相关性;(3)农户的受偿意愿与人均粮食产量、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负相关;(4)应用多重对应分析法得出影响农户支付水平和受偿水平的因素均为羊只饲养规模。结合CVM公式和Spike模型,对农户的支付、受偿标准及县城居民的支付标准进行定量评估。     

基于农户视角的盐池县退牧还草政策可持续性分析

退牧还草政策的可持续性是关系到政策目标的实现与巩固、关系到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及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基于农户视角,从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支持度以及对当前政策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感知等方面出发,建立盐池县退牧还草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TOPSIS分析法对盐池县退牧还草政策的可持续性进行定量评价,并对可持续性的阻碍因素进行诊断。结果显示:(1)当前盐池县退牧还草政策处于弱可持续性阶段,其中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支持度以及政策有效性为中等水平,政策稳定性则较差;(2)盐池县退牧还草政策可持续性的主要障碍因子为政策实施后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农户偷牧行为、农户对环境重要性的认知及其对退牧还草政策的接受态度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盐池县退牧还草政策可持续性的建议。     

禁牧政策对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地沙漠化逆转过程影响的定量评价

为定量评价禁牧政策对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地沙漠化逆转过程的影响程度,以宁夏盐池县为研究区域,选取对沙漠化正逆发展过程影响较大的自然和人为因素指标,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模型,模拟研究了目前盐池县所实施的禁牧政策对草地沙漠化逆转过程的影响程度,并进行定量化初步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当禁牧程度达到完全禁牧的30%,沙漠化开始出现逆转,而达到完全禁牧的40%,沙漠化的逆转趋势基本趋于稳定。本研究结论可为盐池县及类似地区禁牧政策的合理实施与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参与意愿是影响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寻找提高生态补偿实施绩效的对策措施，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进行研究。盐池县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带，承担着区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此背景下选取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农户家庭特征正向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它还通过自然资本拥有量、环境感知及政策认知，继而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2） 自然资本拥有量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3） 环境感知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小。（4） 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大。最后，基于影响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羊啃食动力学模拟与内蒙古西部气候变化适应

将定性分析、民主参与式评估和定量数值模拟方法结合起来,对阿拉善气候变化适应问题进行了简要评估并重点分析了土地退化、放牧和草原管理策略之间的关系。阿拉善主要的适应政策是禁牧和生态移民。禁牧后荒漠草原植被得到恢复,但移民增加了绿洲压力,过度开垦又造成周边土地沙化;过度抽取地下水致使水位下降并伴随咸水入侵和地表盐碱化。禁牧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造成草原鼠害加重及火灾风险增加,生物多样性也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一些灌木因缺乏啃食出现退化迹象等,说明一定程度的啃食有利于维持草原生态平衡。因此,动物是草原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我们用一个包含动物啃食等的森林生态动力模式模拟了啃食动力学,结果表明,有限的放牧有利于草场更新并能充分利用草原资源;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并伴随羊群死亡。因此,需要将圈养和限制性放牧结合起来,制定可持续性适应政策。     

基于可持续性晴雨表的北方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评价——以盐池县为例

因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科学问题。以典型北方农牧交错区——宁夏盐池县为例，借鉴"可持续性晴雨表"理论和方法，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盐池县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定量评价，并对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1990-2015年盐池县区域发展成就显著，人类福利指数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但生态系统福利指数稳定增长则始于2005年禁牧等生态政策的生态效益显现以后。（2）改善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可以进一步提高人类福利，经济发展可以直接改善人类福利，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可以通过生态政策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投入从而改善生态系统福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盐池县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研究--以江西省丰城市梅林镇为例

农户水土保持行为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密切，分析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机理对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江西省丰城市梅林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水土保持行为与退耕还林实施力度、退耕地收入与退耕还林后补偿比重成正相关，与退耕补偿年限成负相关；（2）农户水土保持投入减少反映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从农业为主的收入阶段向以非农业或农业与非农业收入为主的阶段转变；（3）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以效益引导型为主。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产生了严重影响,急需寻求有效的适应策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1963-2013年气象数据分析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采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① 近50年甘南高原气温呈增加趋势,倾向率为0.23 ℃/10 a,降水呈减少趋势,倾向率为-5.21 mm/10a,63.45%的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了严重影响;② 甘南高原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2.65,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适应效能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③ 甘南高原65.30%的农户采取各种组合型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尤以采取扩张+调整型组合策略的农户为多,农户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适应策略选择的最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次之,金融资本及气候变化适应效能感知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基于PRA方法的农户对干旱区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草原牧区实施的一系列草原建设和保护工程引起了草地利用方式和农牧民传统生产模式的改变。农牧户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主体,其认知态度与行为选择将直接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影响。以黑河上游肃南县干旱区草原为例,选取了自由放牧区、半农半牧区和舍饲养殖区三个不同类型牧区,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PRA）,分析了农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情况和实施效果及其在当前政策背景下倾向性的草原放牧措施。结果表明：（1）相对宽松的草地资源约束使自由放牧区内农牧民的草原保护政策认知水平较高,58.1%的农牧户对季节性休牧和补贴数额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存在超载放牧现象。（2）半农半牧区和舍饲养殖区农牧民对草原保护政策的认知水平偏低,同时,舍饲养殖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使该趋势进一步加剧,71.7%的农牧户响应禁牧政策的积极性不高且认为禁牧补贴数额不合理。建议从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细化草原补奖标准和调整草地资源约束的角度因地制宜采取配套措施,实现保护生态和农牧民增收双目标。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基于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湘西州6个传统村落32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类型、程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适应类型可划分为全面适应型、认知缺失型、生态主导型、政策缺失型、文化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6种,各类型特点不一; 农户总体适应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全面适应型、文化主导型、认知缺失型、政策缺失型、生态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全面适应型为比较适应,其他均为一般适应; 每种适应类型在6类因子适应程度上表现有内部差异,除全面适应型外,其他适应类型在社会、文化、经济三类因子的适应程度上普遍较低; 政策、社会、生态、经济和心理5类因子中有13个影响因素对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有影响,影响程度不一。最后,从农户、社区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提升建议。     

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 ——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