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制鞋业竞争力的地方集群战略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制鞋业面临的国际竞争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鞋业集群的国际比较分析制鞋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作用,提出地方产业集群战略是提升我国制鞋业竞争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本文指出,产业集群能够为企业之间的外部协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企业之间共享生产资料、公共服务、区域品牌,通过合作来提高集体效率,并在合作中促进创新。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各鞋业集群的现状特点,围绕提升制鞋业竞争力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顺德家电产业集群为例

产业集群企业之间建立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上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然而,长久以来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在西方主流的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一直被忽视。本文通过对顺德家电产业集群3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总结了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的三种类型,即企业衍生形成的非正式联系、人才流动形成的非正式联系、长期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非正式联系。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非正式联系对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有着不同的影响。前两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而后者主要体现在使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种技术上的共同理解和认识,能够提高企业之间技术合作的成功率。     

轮轴式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为中国轮轴式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一扇“区位机会窗口”。基于对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代表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实地调研,通过企业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了2014年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网络、创新合作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深度刻画了企业网络结构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企业网络中心性较为突出,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说明以QR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在集群内部拥有绝对的“市场权利”“技术权利”和“网络权利”,对企业网络形成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② 企业网络整体发育层次较低,差异较大。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水平相对较高,创新合作网络最低,说明企业间交往仍以产品垂直供货和水平分工协作为基础,虽然在核心企业主导下外围节点间存在社会交流现象但程度相对较弱,同时汽车生产系统技术差异及“小团体”“俱乐部”等现象也导致企业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发育迟缓。③ 企业网络建构是地理临近性、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企业地理空间接近和面对面交流为网络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企业关系资产和行动者网络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介质条件,企业技术关联和路径创造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保障条件。     

上海浦东信息产业集群的建设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现象,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作者回顾了产业集群的基本内涵和类别,并从水平效应、垂直效应、内部制度环境、外部联系和平等与依赖的权利机构等5个方面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产业集群的内部机理.同时,结合实际调研资料,对上海浦东的信息产业集群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浦东信息产业集群具有规模扩张快、外部联系广泛,但内部水平垂直协作薄弱、内部制度环境建设滞后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本地网络联系、激发集体学习、注重外部联系、积极把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构建适宜的区域制度环境等对策建议.     

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从垂直、水平、制度、外部和权力因子分析了集群的生成、成长和再生现象。笔者认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群必须与外部的供应商、市场和技术建立系统的联系,多种文化的融合、合理的权力结构、有效的调控手段是集群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制定区域政策时,不能简单地将一地的产业集群政策移植到另外一个区域。此外,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形成产业集群的前提条件;产业集群政策也不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地理集聚——研究高新技术创新集群的一个尝试

选择深圳的数字电视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集群进行尝试性的研究.深圳在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及其技术发展中十分值得关注.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相关企业有76%分布在南山区和福田区,地理空间集聚态势明显.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揭示了相关企业之间诸多联系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具有产业结构复杂化与多部门合作的集群特征,很多企业已经产生技术创新的内生需求.本研究推断,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创新集群正在形成过程中;深圳良好的创业环境、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近距离合作等因素,尤其是深圳政府政策对产业的促进,塑造出创新集群的轮廓.但是,目前在数字电视关键芯片研发和内容制造质量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限制了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创新的速度.     

区域制造业集群的辨识——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辨识产业集群的定性方法,过于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存在诸多局限性。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一个反映产业之间功能联系的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定量辨识基于经济技术联系的区域产业集群。此外,设计了几个衡量集群内产业联系强度的系数来判定被辨识集群的合理性,并通过相关系数衡量集群内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以北京市1997年投入产出表上74个制造业行业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辨别出14个产业集群,包括钢压延加工集群、有机化学制品集群、电子元器件集群以及棉毛纺织集群等。集群内产业功能联系紧密,相关产业内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符合产业集群的理论定义。     

旅游产业集群存在的条件及效应探讨

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和集群概念主要应用于分析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对于旅游业是否存在集群一直存在争议。证明旅游集群的存在是运用集群理论研究并指导目的地发展的前提。分析旅游业具备集群存在的两个先决条件(聚集和产业联系),即旅游目的地企业有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且在为旅游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相互协作、发生密切的产业联系;阐述旅游业具有创新性,从集群产生的效应角度证明旅游产业集群的存在;列举国外比较成功的旅游集群案例,并总结其对我国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群衍生效应及其影响分析——基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案例研究

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群衍生效应的分析为核心,将衍生效应分为两大类:企业衍生效应和技术衍生效应.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出衍生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以此为基础设定分析标准,用以反映北京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研究发现:衍生效应能够提升竞争优势和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对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同时,衍生效应能够强化集群专业化分工,促进技术扩散;技术衍生效应能促进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而企业衍生效应强化了集群内部的竞争,能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     

区域产业升级理论评价和升级目标层次论建构

产业升级相关文献综述表明,区域产业升级具有丰富的理论含义.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寻求对产业宏观结构比例的统计学意义上的优化;产业地域分工思路则考察产业分布演进的空间格局及其升级含义;企业升级思路则细化到产业内部,指出企业创新以获得更高附加值是产业升级的根本;集群研究则注意到区域产业发展的整体特征,并指出了推动产业集聚、产业联系与创新等升级含义.中国集群实践更进一步验证了集群层面集体效率的提升以及企业发展环境的和谐共进(区域发展目标)也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在讨论产业升级的经济维度与空间维度、个体层面与系统层面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区域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认为企业升级、集群升级和区域和谐3个层次构成了区域产业升级的3个目标层次,其相互衔接与互动对于区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满足城市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在城市群之间合理配置,摸清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指标体系,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定量分析23 个城市群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格局.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和中部的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② 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群发育水平.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和保险密度是影响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多少和城乡居民储蓄额大小影响较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特别是上市产业(可交易产品) 结构与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大.③ 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业在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拥有量占到23 个城市群的50%以上,影响和主导着中国金融业发展.     

中国金融抑制水平测度及时空动态演变特征

以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测算区域性金融抑制水平,运用核密度和动态度分析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GIS技术采用四分位数分类方法展现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 经济危机对区域金融抑制水平具有正向冲击作用,被冲击区域主要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危机时期的区域金融抑制水平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② 经济危机过后,政府政策使得各地金融发展水平逐渐恢复,金融抑制水平逐渐缓解;然而政府对金融发展的政策性支持具有局限性,降低金融抑制水平需逐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依靠市场促进金融发展。③ 依据经济危机前后金融抑制水平变化对比,尝试性提出金融抑制水平可作为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风向标。     

中国金融产业结构的时空演绎分析

基于空间统计分析法和GIS技术,使用经济普查的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数据,对大陆31个省份金融产业结构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来看,中国金融产业的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跳跃性、非同步性和非平稳性的特征。从空间来看,各省金融发展不平衡。服务于低端金融需求的银行机构在空间上的分布渐趋均衡,而与投资和保险紧密相关的高端金融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差异则不断扩大。随着金融安全与投资、融资需求的增加,未来中国金融系统中保险和投融资的金融机构比例将会不断扩大,中国区域金融系统在空间上将呈现部分行业空间差异不断扩大及另一部分行业空间分布差异不断缩小的两种状况同时并存的趋势。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基于GWR模型的实证

基于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利用克里金插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以西藏各市及青海、新疆部分城市为主的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最弱,空间集聚性显著;创新能力高-高集聚的地区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地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2）影响因素方面,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好,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信息化水平,除财政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之外,其他因素皆同时存在正负相关效应;各自变量指标回归系数区间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主导因素方面,东南部城市创新能力受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而东北以及西部城市受金融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城市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中国城市创新健康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世界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包容性全球化。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地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亚洲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基于亚洲“四小龙”服务贸易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常用评价指标体系,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一亚洲“四小龙”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国香港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最强,优势部门为运输和金融;新加坡服务贸易发展最为迅速;中国台湾和韩国服务贸易处于较低水平,但韩国的政府服务遥遥领先,建筑业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加强亚洲“四小龙”的服务贸易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提高国际竞争力。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简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全球金融科技产业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深层次融合,深刻改变着金融业的运作模式。当前,金融科技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的前沿和关键领域,其发展也正在重塑全球和地方的金融格局。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金融科技产业在不同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梳理了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总体而言,在全球范围,亚洲和北美洲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崛起对全球金融格局影响深远。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地,同时科技中心城市也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新摇篮,两者共同决定了金融科技产业的地理格局。在城市内部,金融科技产业呈现出集群发展的态势,往往围绕现有的大型金融或科技企业集聚,或者依托加速器和孵化器发展。各级政府的推动进一步加速了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区的形成。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的监管环境以及扶持金融科技的产业政策是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聚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