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优化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的变化程度,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2007—2013年中国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总体上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2)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报酬促进了劳动力流入,而对城市生态宜居性的负向效应则抑制了劳动力流入。(3)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因行业、城市、劳动力个体而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区位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则相反;中西部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特大超大和小城市则相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省内流动、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碳管控政策下制造业空间转移与碳排放：微观机理与空间效应

本文从碳管控政策下的制造业空间转移和碳排放相互作用机理分析出发,使用融入区位要素的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构建了基于碳管控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引力机制与离心机制,推演制造业空间转移对碳排放格局的“重塑机制”。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基于参数改进的空间临近影响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法验证了制造业空间转移、碳管控政策对碳排放格局影响的空间效应,为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研究发现：(1)碳管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行为与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离心作用,限制性碳管控政策倾向于导致制造业企业区位转移。(2)无论何种碳管控政策,企业都倾向于以碳排放上限进行生产,地区碳排放是企业生产行为和区位选择、碳管控政策选择共同作用结果。(3)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时期制造业空间转移呈现明显的跳跃式扩散和就近扩散的特征,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分布集聚。(4)区域碳排放格局是政府和市场通过引力机制和离心机制作用于企业的均衡结果。低碳和高碳制造业企业在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转移使得碳排放格局呈现相对集聚-相对分散-绝对集聚的状态。(5)“十三五”与“十二五”时期相比,碳管控呈收紧态势,政策强度和力度...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基于土地出让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态势

基于土地出让视角,构建产业发展驱动力评价体系综合测度2009~2013年全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借助ESDA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展格局与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步递减的态势;② 依赖用地规模扩张的产业驱动结构仍有待突破,东部应进一步强化产业结构分工和土地资源市场配置;③ 国家政策扶持是装备制造业驱动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城市化发展、企业集聚水平和基础设施优势对其发展亦具有积极作用。     

北京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重心变动分解分析

21 世纪之初,北京正由一个工业城市逐步向适合首都特点的新经济型城市转变,其都市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区域一体化和产业轻型化的四化经济发展战略都将对北京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空间布局为着眼点,分别运用功能分区的圈层划分方法和基于邮区尺度的重心计算方法,对近10 年北京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演化过程进行刻画,并且利用重心变动的分解分析对影响制造业布局的动力因素进行定量描述.研究表明,研究期内北京制造业的布局正在经历由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调整的过渡阶段;近10 年间北京制造业的就业和企业分布重心都出现了向东偏移的趋势,但是南北方向有所不同：前者向东北偏移,后者向东南偏移.对北京制造业的就业重心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对就业重心偏移的贡献同样显著,推动就业重心向东北偏移.北京应继续深化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工业的结构调整,优先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都市型工业和高新技术工业;要继续引导产业转移,推动制造业“东移南扩”的布局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凸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其研究热点之一。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区位特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文献综述，提出新背景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地理学研究方向。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北京市域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

北京市域制造业在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在不断发生空间格局的变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不断加速,将进一步加剧北京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空间格局的演化。利用2008年和2013年北京市经济普查数据中街道、镇乡的制造业大类的就业数据,从街乡的尺度,分析探讨北京市域内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与趋势。研究显示：2008-2013年北京市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均趋向集聚,增长产业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在引导制造业空间进一步集聚的同时,形成了明晰的空间分异,增长产业更加趋向于在专门化程度更高的地区集聚,就重点街乡来看,北部地区的空间发展趋势将较为稳定,南部地区可能成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高变动区域。     

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研究——江苏和安徽对比研究

产业地理集聚既取决于产业特征,也依赖于区域特性。采用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资料企业数据对比江苏和安徽两个差异显著的省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总体而言,制造业在安徽省较江苏省更为集聚,两省最为集聚的产业是一些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最为分散的产业是需要接近资源或地方化市场或地方保护较强。一些资源加工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在江苏省和安徽省集聚态势差异明显。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可能源于产业在不同省区的技术水平、规模强度以及功能的差异,但区域性因素仍然是主导。两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的差异是安徽省大多数产业较江苏省更为集聚的一般解释,资源区位及其可得性、地理位置、产业传统以及制度性差异等进一步造成了一些产业在两省地理集聚程度的差异。     

金融资本市场与区域制造业演化路径选择

基于对2004—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库中各城市制造业发展数据分析,从演化经济地理的视角出发讨论金融资本市场如何通过影响制造业的演化路径选择来影响制造业演化升级。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以银行为主的信贷融资市场和以投资机构为主的股权融资市场对于制造业演化路径选择的影响作用不同。整体来看,信贷融资市场主要通过强化制造业的路径依赖来促进制造业的演化升级,而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则强化了制造业通过路径突破实现演化升级的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地方制造业演化路径的选择不仅会受到本地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还会受到区域中心城市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对东、中、西部的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制造业演化路径选择受本地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更大。而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演化路径选择受到区域中心城市金融资本市场溢出效应的影响更大。     

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07年28个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发现制度因素、能源结构、企业规模显著影响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产业的经济开放度和市场化水平越高、煤炭消费比重越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产业的能源强度。研究还发现,这几类因素对高耗能产业和低耗能产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高耗能产业,应着重提高经济开放度,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地理集聚度;对于低耗能产业,应努力降低国有化比重,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重点产业、提高企业规模。     

中部省区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竞合关系演进

采用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和专业化指数对中部省区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通过构建竞合关系模型结合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对中部省区间的竞合关系进行判断并对其演进态势进行探讨。中部省区间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但省际间区域分工的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山西与各省区间的分工程度较高,提升速度较快;竞合关系分析显示山西与其它省区主要表现为强互补合作关系,而其它省区间则主要表现为竞争型区域经济关系,且竞合关系演进的两极分化态势明显。由此认为,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加强中部地区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Evolving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re-periphery gradi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has pre- sented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the core evidently skewing towards east-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s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 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provinc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a high consumption ratio, a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labor or hu- man-capital intensity. However, it is the opposite with regar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 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concentrating in these areas. To a certain de- gre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along different gradients becomes unsynchro- nized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region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 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industries also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across regions arise because of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英文)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re–periphery gradi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has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the core evidently skewing towards east-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s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provinc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a high consumption ratio, a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labor or human-capital intensity. However, it is the opposite with regar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concentrating in these areas.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along different gradients becomes unsynchronized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region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industries also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across regions arise because of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客观事实,刻画了经济空间结构的中心-边缘特征,并对中心-边缘结构下的省区间制造业分布差异进行了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结构日益显著,表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偏向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产业布局逐渐符合省区间的发展优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分异格局日益显著,中心省区逐渐专业化于中间投入需求较大、最终需求比重较高、规模经济特征显著以及劳动力密集与人力资本密集等产业,边缘省区则与此相反并且逐渐专业化于高能耗产业,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解释了国内产业空间分布。东西部地区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逆性,各地区工业化不同步将是长期趋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显著分异格局与演变特征表明东西部省区间产业发展的差异不仅仅体现为当前空间分布的不同,更意味着未来各个省区内部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