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地貌区域生态敏感区综合评价与保护对策——以钦州市为例（英文）

复杂地貌区域国土开发受生态环境因素影响较单一地貌地区更复杂,其境内生态敏感区类型较多,且空间分布比较杂乱,不同生态敏感区之间又相互影响。文章选择山、水、林、田、城互为镶嵌的广西钦州市作为案例城市,以小流域为评价单元,建立集"地"、"水"、"绿"三位于一体的评价体系,在遥感和GIS技术的支持下,将单因子定性分级和多因子空间叠加模型相结合,对整个区域的生态敏感区进行综合评价及分区。从研究结果来看,这种评价技术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些生态敏感区的综合分异规律,有助于当地政府在区域开发中制定更为科学的生态安全防范对策。     

南方小型矿业城镇土地生态敏感性评价——以湖南省桂阳县为例

从分析桂阳县土地利用现状入手,结合其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等状况,选取对区域土地利用影响较大的地质灾害、水环境、土壤侵蚀和生境等因素进行单因子生态敏感性分析,在GIS技术支持下运用多因子加权求和模型,对桂阳县土地生态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按生态敏感性高低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敏感区、生态弱敏感区和生态不敏感区。评价结果表明,生态敏感区和弱敏感区各占研究区的28.7﹪和41.6﹪,说明研究区土地生态敏感性总体上较高,生态风险较大。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桂阳县土地可持续利用建议,为其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经济布局提供参考。     

湖州塘浦(溇港)圩田系统生态空间敏感性评价

借助于GIS和RS技术,运用层次分析法,选取影响生态环境的10个因子进行单因子及综合因子评价,分析湖州塘浦(溇港)圩田系统生态空间的环境敏感程度及敏感区分布,构建研究区生态空间敏感性评价体系及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空间敏感性分布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边缘高、中心高、周边低的趋势,敏感性较高的区域为西南部(高程 600 m)及西北部,高、较高敏感区面积为500. 06 km~2,占总面积的25. 55%。从总体上看,研究区生态空间环境脆弱,生态问题突出,表现为区域内圩田水网布局错位、植被指数较低、溇港淤泥堵塞及高海拔区域圩田供水不足等,地理、自然、人文等因素是影响该区域生态空间敏感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减少干扰等措施来保护塘浦(溇港)圩田的生境,形成对该区整体生态系统有支撑能力的空间结构体系。     

基于GIS的金庭镇生态敏感性评价

生态敏感性分析可为区域水环境治理规划提供一定参考。利用GIS对金庭镇进行生态敏感性评价,基于地形因子、植被覆盖情况、水系分布情况,选取高程、坡度、地形起伏度、植被覆盖度和主要水系距离5个评价指标构建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多因子加权模型分析金庭镇综合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表明：山区等地势较高、坡度较陡、地形起伏程度大且植被覆盖率高的区域生态敏感性较高,极高敏感区及高敏感区占比约35.52%,该区域应以自然修复为主,减小开发力度;圩区、城镇等地势平坦区域多为中低敏感区,中低敏感区域占比约54.27%,在符合上位规划要求的情况下可开展河道驳岸生态化改造等工程,因地制宜开展水环境修复措施。研究结果可为区域水环境治理规划提供参考。     

基于GIS的吴江东部地区生态敏感性分析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而生态敏感性区划是制定生态环境规划的前提和基础。文章借助GIS技术,选择有区域代表性的生态因子,采用因子叠加法,对吴江东部地区的生态敏感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按生态敏感度的高低将研究区划分为5 级:极高敏感区、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和非敏感区,并提出了分区保护与建设的建议,为研究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经济布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极高和高生态敏感区面积占研究区的48.63%,说明研究区生态敏感性总体上很高。     

区域生态敏感性评估的理论框架与模型设计——以陕西省为例

生态敏感性评估可以为管控生态风险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供决策依据。在生态敏感性定义的基础之上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生态敏感性评估的理论模型,以土地利用转移几率比替代矩阵作为敏感性评价因子,并且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实际值与预测值之比的绝对值作为区域生态敏感性指数。结果表明：① 设计的生态敏感性评估方法可以弥补现有生态敏感性评估方法的不足,不仅可以观测到区域敏感性因子还能有效地进行敏感性分区,并且在不同尺度下得到了可靠的结果。② 在各县（区）最主要敏感性因子的列示中,陕西省1990—2000年以生态破坏因子为主导;而2000年以后,退耕还林工程导致耕地→林地、耕地→草地成为陕北地区最重要的敏感因子,陕南秦巴山区与关中地区由于众多水利工程建设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草地→水域因子的响应程度比较高。③ 陕西省总体敏感性由南向北呈现“低敏感-高敏感”间隔有序的基本格局,并且呈现空间上集聚、时间上稳定的状态;高敏感区主要分布沿秦岭、“子午岭-黄陵山”分布,低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以及榆林中部地区。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合肥市增长边界划定

在快速城市化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背景下,滨湖城市作为城湖共生体,具有湖泊生态系统和城市社会经济系统双重属性,既是中国新型城市化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单元之一,又是湖泊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高度敏感区,保护与开发并重,发展与风险共存。以行政区划调整后将巢湖纳入内湖的新合肥市为例,借助GIS平台,运用单因子评价法和综合敏感性评价法构成城市生态适宜性评价的方法体系,以水域因子、坡度因子、湿地因子、覆被因子、灾害风险因子组建资源环境约束指标体系,将合肥市域划分为极高敏感区、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非敏感区5 种资源环境承载类型区;基于反规划理念,构建滨湖城市空间增长模型,并划定作为城市扩展生态底线的刚性和弹性空间增长边界。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城市空间资源环境保障能力、人口与用地规模,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明确城市空间扩展方向,科学划定城市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增长边界。该方法在中国滨湖城市的空间增长规模与方向、湖泊生态系统安保与开发、城市用地调控与优化组合以及城市规划方案的合理性评价方面可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遥感评价

利用新丰江流域1988、1998和2011年3个时期的遥感、土地利用、气象和DEM等数据,建立了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利用ArcGIS的空间主成分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了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分布格局和动态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较好,主要受到水热气象因子、地形地貌因子和土地覆盖因子的影响;1988―2011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优”占据了80%以上的面积,质量等级“差”占据的面积均低于5%;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质量较差的区域是以建设用地和耕地为主的平原地带,主要分布在新丰江流域的西部和东部地区,表明其主要受人为因素的干扰,生态环境质量随着时间推移有轻微下降的趋势。研究表明利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区域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可以迅速准确地判定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基于GIS的龙岩市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评价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对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大的评价因素,采用多因素加权叠加法,对龙岩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进行深入分析。按生态敏感度的高低将研究区划分为极度敏感区、高度敏感区、敏感区、不敏感区和很不敏感区5个不同类型区域,并提出了土地利用的建议,为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参考信息。研究结果表明,龙岩市土地利用敏感区、高度敏感区和极敏感区面积共占全市的的53．56％,说明龙岩市土地利用生态敏感性较高,应对全市作合理的主体功能区划。     

2017年苏州市典型湖泊的生态敏感性评价

根据最大熵原理,建立了最大熵模型,计算出9个环境因子对模型的贡献率,确定了对苏州市湿地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大的4个因子;利用该模型的输出结果,将环境因子对模型的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出生态敏感性指数,生成2017年苏州市生态敏感性指数分布图;对苏州市具有代表性的8处典型湖泊,进行生态不敏感、低敏感、中敏感、高敏感和极高敏感区划分,分级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地表温度、景观开发强度指数、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道路密度是4个重要的生态敏感性因子;受人类活动影响,苏州市8处湖泊的生态敏感性存在差异;独墅湖位于城市中心,周边区域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频繁,整个湖泊只能划分为生态高敏感区和极高敏感区,而没有生态中、低和不敏感区,整体生态环境很差;漕湖、昆承湖、北麻漾和阳澄湖生态低敏感区所占比例较大;元荡、淀山湖和澄湖生态不敏感区所占比例较大,其中,澄湖的生态不敏感区所占比例在8处湖泊中相对最大。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Land Intensive Use and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ianjin from 1980 to 2019

The problem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directly threate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y regions, and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s helpful for analyzing the land ecological patterns between regions and over tim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for Tianjin in 1980, 2000, 2010 and 2019, supported by software such as ArcGIS and GeoDa,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the study area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Then, the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dex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are used to stud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s and internal heterogeneity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each district in Tianj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and use of Tianjin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building land has been expanding, while the farmland and barren have been shrinking continuously. (2) The overall level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s in the high security area, and Jizhou District is the highest, while the Central areas and Binhai are low. (3)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s not obvious, but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strong.     

基于熵权物元模型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重庆市江津区实证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通过构建基于熵权物元模型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并以重庆市江津区为案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江津区土地生态安全形式总体好转,但土地生态安全整体情况较差,还需要进行大力整治。（2） 江津区各乡镇土地生态安全等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3） 重点对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差的区域进行整改,土地生态安全高的区域需继续保持生态优先的政策导向是下一步政府工作的重点。     

石羊河流域绿洲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以武威市为例

石羊河流域是西北内陆典型缺水区,水土资源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其供需状况成为决定该流域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命主线。以武威市为例,基于各区县1987和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以及2003-2009年石羊河水资源公报基础数据,选取水土资源利用效应相关指数,根据各指标所反映的风险内涵,将计算结果加权或分级组合,独立构建水、土资源利用生态风险评估及对策体系,分析研究各区县水土资源生态风险动态及空间变化,最后依据流域位置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等级划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武威市各区县土地利用综合风险指数均有所增加,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生态风险;（2）2003-2009年武威市水资源利用生态风险等级明显增加,不同地区需要结合自身条件,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水资源生态风险的变化;（3）武威市各区县水土组合生态风险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中下游地区综合生态风险总体大于上游地区。     

基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城镇空间扩展模式研究——以江苏沿海地区为例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理论,对维护江苏沿海地区地形地貌、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游憩景观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一安全格局进行构建;根据“最小-最大约束”准则,通过镶嵌运算进行叠加,构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运用MCR模型,设置并比对“生态安全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与经济协调模式”等不同模式对城镇空间扩展的影响,识别需严格保护的低安全水平区和未来城镇空间重点开发的高安全水平区。研究得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型模式更好平衡“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合理确定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空间,是城镇健康有序发展的最优模式。     

银川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与生态安全格局优化构建

银川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以银川市为研究区,综合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析了银川市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构建了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了生态安全保护策略。结果表明：（1） 银川市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中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000、2010年和2020年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2155、0.2145和0.2130,生态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生态风险等级总体由高等级向低等级转移。（2） 共识别优化银川市生态廊道22条,生态节点52个,生态廊道累计长度约511.23 km,大致呈“北西—东南”方向网状分布,北部稀疏、南部密集。6条关键廊道贯穿南北,沿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带分布,形成了“三纵”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3） 银川市优化后的生态安全格局由819.56 km²的生态源地、22条生态廊道和52个生态节点构成,并提出了针对生态源地、廊道和节点的生态安全保护策略,以期为银川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和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和依据。     

发展潜力视角的海岸带土地利用模式——以杭州湾南岸为例

基于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困境与本质解读,集成模糊综合评价、网络层次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构建海岸带土地发展潜力评价体系,依据土地发展潜力评价内容辨析海岸带土地利用模式的要素逻辑,诠释了海岸带土地利用类型优化、土地利用空间结构重组、空间管控策略之关联,提出了杭州湾南岸经济—生态协同型土地利用模式。研究发现：① 科学地测度经济发达区的海岸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是评估海岸带土地效益的关键,采用反比例关系衡量土地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构建土地发展潜力评价体系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发现经济与生态的区域矛盾问题,为解决海岸带土地开发向生态敏感区拓展问题提供方法支持。② 杭州湾南岸极高潜力区和高潜力区占57.07%,中、低潜力区占42.93%,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呈南强北弱的分布格局。随着人工化地类面积逐渐趋少,自然化地类渐增,土地发展潜力分区呈现等级递减的规律。③ 凝练出经济—生态协同型海岸带土地利用模式是杭州湾南岸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实践趋势与基本模式,构建该模式须遵循“稳定经济开发、严控生态保育、调控双向功能”为主线的海岸带土地利用类型优化、“陆海系统并行,多功能组团”为核心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重组方向、“生活—生产—生态”分段式协同管控的空间治理三重系统的逻辑体系。     

中国陆地生态敏感性时空演变特征

生态敏感性作为评价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区域的生态治理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等视角选取生物多样性、水热环境、土壤盐渍化、土地荒漠化、土壤侵蚀和人类干扰6个指标,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对2000—2018年间中国陆地生态敏感性进行计算,并运用格网编码法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8年间中国陆地生态敏感性总体稳定,生态敏感值稳定在0.33~0.34之间;但得益于21世纪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与预防工作,敏感值在2000—2018年间持续下降,表明中国陆地生态敏感性状况正在逐渐好转。② 中国陆地生态敏感性空间异质性显著,呈现出“东低西高、南低北高”“城区高、郊区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国西部区域和北方区域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自我调节能力较差,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人类聚居区生态自我调节能力虽然较强,但由于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其敏感性反而较高。③ 中国陆地生态敏感性受土壤（地）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但人类干扰因素影响力也在逐年递增,这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volution and Security Pattern Optimiz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caused by land use change have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Huaihai Economic Zone, as the core of the Huaihe River ecological economic belt, has experienced a reciprocal evolution of land us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multi-stage land use data extracted by Google Earth Engine (GEE),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SV) evolu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from 1998 to 2018 were analyzed with the help of ESV assessment and a minimum accumulated resistance model (MCR), and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ESP) was optim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SV intensity ha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hich is higher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lower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median ESV area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while the high and low ESV areas accounted for a small propor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how decreasing and increasing gra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period, the ESV grade changes show a positive trend.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26 important ecological sources, 22 main landscape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65 ecological strategic nodes were optimized and identified, and the middle-level ecological security zone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ESV and ESP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in government protection policies. Thes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nter-provincial territorial space protec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基于玛纳斯河流域生态问题的生态安全评价

 玛纳斯河流域山地-绿洲-荒漠三大生态系统表现出区域生态、经济要素的空间状况有所分异,经过几十年大规模的水土资源开发,流域不同的生态经济功能分区在环境演变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生态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根据流域土地利用和水资源数据库,并参考各地自然、经济、社会统计资料,在生态经济功能分区的基础上,针对流域不同分区存在的生态经济安全问题选取相应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结合实地调研和专家赋值法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并计算综合生态安全评价指数,对流域各个生态经济功能亚区进行生态安全评价。评估结果表明：（1）玛纳斯河流域分为3个一级区和9个二级分区,根据不同分区存在的生态安全问题选取了13个生态环境指标和4个社会经济指标;（2）Ⅱ4、Ⅲ1和Ⅲ2亚区的生态不安全指数呈上升趋势,Ⅲ3亚区逐渐下降,Ⅰ1、Ⅰ2、Ⅱ1、Ⅱ2和Ⅱ3亚区存在波动,而对于绿洲区的四个亚区而言,Ⅱ2亚区生态不安全指数最高,存在的生态安全问题最多,而Ⅱ3亚区虽地处沙漠边缘,生态不安全指数相对最低,因此生态不安全指数高的区域需要高度重视,不高的区域由于生态问题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也需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