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文化景观空间差异的初步研究

山东省文化景观差异明显,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按农业文化景观的差异性,山东省可以划分为胶东海洋渔作文化区、鲁南旱作—水作—渔作文化区、鲁中旱作文化区和鲁西旱作—牧业文化区;按民俗、宗教文化景观的差异性,山东省可以划分为半岛民俗宗教文化区、孔孟之乡民俗宗教文化区、运河沿岸民俗宗教文化区、泰山民俗宗教文化区和淄潍民俗宗教文化区。详细探讨每个文化区的共性特征及其形成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     

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分别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三大地带(关中、陕南、陕北)、地级行政区域和县级行政区域3个不同层次的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并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1978～2004年间,不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都呈逐年扩大的变化态势,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区域空间划分得越小(地域空间单元越小),所体现出的差异程度越大.     

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及空间结构构建

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分析及空间结构构建有助于提升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对引导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01-2012年旅游文化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选取26个指标构建旅游文化产业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2001-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1- 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总体上升趋势明显,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变化不显著;空间分析表明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存在较大空间差异,西安占据首位;总体呈现东北-西南向空间分布格局,实力中心向东北发生偏移;泰尔指数分析表明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地带差异呈现不同特点,但总差异有缩小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探讨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构建了“西安为发展极核;咸阳和渭南为次级核心城市;其余七个城市为节点;渭南-宝鸡、西安-延安为一级发展轴线,西安-汉中、延安-榆林为二级发展轴线,西安-商洛、西安-安康为三级发展轴线;陕北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区、关中历史旅游文化产业区和陕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区”的“一核两心多节点三轴三区”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     

福建清代人才地理分布研究

清代是福建社会文化和教育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类人才不断涌现。但从福建清代进士和《福建通志》列传人物等方面考察,各府州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人才集中于东部沿海,而稀疏于内陆山区。即使同一府州的县,其差距也很大。这种差异的存在是政治、经济、文教、习俗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城市广场地名景观文化的差异

城市文化广场,被誉为“城市客厅”,既体现了城市的经济状况,又承载着地方文化历史和民风民俗,是反映区域经济差异和地名文化景观的重要窗口。在经济发展南北差异的大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广场在发展层次、成熟程度、地名文化心态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评价分析

目前我国各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区域间普遍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以陕西省11个市(区)为例来分析和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选取的原则,结合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11市(区)为评价单元,科学、合理选取评价指标,并采用特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建立了陕西省11个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指标综合测算法计算各评价单元2003、2005和2007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对各市(区)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和分析研究后,分析经济发展差异存在的原因。最后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福建清代人才地理分布研究

清代是福建社会文化和教育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类人才不断涌现.但从福建清代进士和<福建通志>列传人物等方面考察,各府州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人才集中于东部沿海,而稀疏于内陆山区.即使同一府州的县,其差距也很大.这种差异的存在是政治、经济、文教、习俗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陕西省淡水鱼类分布区划

鱼类分布区划是动物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陕西省境内自然地带复杂,自北向南适于不同鱼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根据不同地带水域中鱼类区系成分的差异,结合不同类群间系统发育关系及与地域发生性质的一致性分析,同时考虑各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合理布局及其发展的实际可能性,将陕西省鱼类区划分为四个区和两个亚区:一、陕北高原区;二、黄土高原及渭河谷地区,(1)延安黄土高原亚区,(2)渭河谷地亚区;三、秦岭高山区;四、汉江谷地区。     

岭南传统民俗节庆重构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乞巧节为例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 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 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的考辩,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AHP）,以陕西省10 个省辖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分为5 个等级类别：最高（西安）、较高（宝鸡、延安、铜川、榆林）、中等（咸阳）、较低（安康、汉中、渭南）和最低（商洛）,区域差异呈现为陕北较高,陕南较低,关中（西安）突出的现象。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评价因素之间、相同城市的各评价因素之间皆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不均衡。陕西省城镇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而人口集聚及素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表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需要统筹城乡、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清代中期苏皖地区耕地数据网格化处理及精度对比

格点化区域历史土地利用数据是进行历史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环境效应模拟的基础。本文基于苏皖地区耕地垦殖倾向,分别采用清代中期苏皖地区省域及县域耕地数据进行网格化降尺度处理,分配至10 km×10 km的网格中,并将两种分配结果进行对比评估来定量探讨数据的空间范围大小对格点化数据的精度影响。得到以下结果:①用苏皖省域耕地数据和县域耕地数据模拟的网格化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平均差异率为16.61%。相对差异率较小(-10%~10%)的网格有24.55%,较大(>70%或<-70%)的网格有13.3%,主要存在于洪泽湖流域及苏北北部沿江平原(黄河改道前入海口处)。②苏皖地区清代中期耕地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耕地垦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苏南平原地区的太仓市和昆山市北部,苏皖西北部的砀山县、丰县和沛县,垦殖率均在80%以上;而苏北北部旧黄河入海口、洪泽湖流域、太湖流域及安徽南部山区丘陵地区垦殖率较低,多在10%左右。③1735 年耕地主要分布于海拔高度≤100 m,坡度≤2°的地区。到1980s 时,不同坡度下的垦殖率有较大增加。     

基于MOD16监测陕西省地表蒸散变化

基于MOD16数据产品结合气象数据,统计分析了陕西省2000-2013年地表蒸散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表明MOD16蒸散产品能够满足陕西省地表蒸散时空分布研究的要求,结果对陕西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结论:(1) 2000-2013年蒸散(ET)、潜在蒸散(PET)年际波动不大,全省ET平均值在490 mm左右, PET平均值在1550 mm左右,年平均ET与PET的差距说明陕西省较为干旱缺水。全省ET、PET的年内变化都呈单峰分布趋势,两者变化存在差异, 6月两者差距最大,此时最为缺水。(2)陕西省不同区域蒸散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陕西南部水分较为充足,而在陕西北部较为缺水。陕西中西部区域干旱有所缓解,中东部区域干旱加重。(3)各功能区年平均ET与PET大小顺序正好相反,干旱程度顺序为防风治沙工程区>陕北退耕还林区>渭北退耕还林区>关中农业生产区>陕北天然林保护区>陕南退耕还林区>陕南天然林保护区。各功能区年内ET月平均变化差异明显,可分为三类,单峰型、波动型、双峰型。(4)蒸散的时空变化与气候特点,特别是水热条件的时空变化有很高的相关关系,而与植被的分布和生长状况也紧密相关。     

社区乡土地理拓展性课程的开发

1．地理风貌：社区地理位置、交通状况2．历史延革：历史地理区域变迁、风土民俗与环境     

我国古代汉语地名标志溯源

地名标志由内容和载体两部分构成。清代以前我国汉语地名标志的内容与当代汉语地名标志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当代汉语地名标志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核心部分 ,即标准地名———汉字 ;二是注音部分 ,即汉语拼音———罗马字母 ;三是标志的承制、监制单位名称 ,其作用是说明标志为谁人所设 ,以示负责 ,并借以增强标志的法定性和权威性。清代以前我国汉语地名标志的内容是单一的 ,只有标准名称———汉字。载体是地名标志赖以存在的物质形式 ,不同的载体构成不同形式的地名标志样式。清代以前我国汉语地名标志的载体有多种 ,因此样式也很多 ,…     

陕西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空间差异分析

为了揭示陕西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空间差异,促进全省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康发展,建立了由3个Ⅰ级指标(基础设施完善度、公用服务完备度和环境友好度)、13个Ⅱ级指标和36个Ⅲ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全省11个地级市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全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较为均衡,均等化水平区际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均等化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差异显著;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中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对其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农村人口比例成反比关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各要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基于熵值法的陕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动态研究

采用熵值法对陕西省1995-2004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动态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0.0676上升到2004年的0.1374,说明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是可持续的.(2)各子系统间的可持续发展速率差异十分明显,区域发展水平、发展效率和发展潜力呈正向发展,并且区域发展水平增速最快;区域均衡度和开放度2个指标改善不大,并表现出不稳定性;区域发展协调度和调控度2个指标呈负向发展.为了推动陕西省全面发展,针对现有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陕西省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关系实证分析

基于1981-2005年陕西省经济发展和城乡统筹的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P滤波法、协整分析法、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脉冲响应分析法分析陕西省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陕西省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长期内陕西省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发导致城乡差距的缩小,而且在中长期内还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短期内城乡统筹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几乎不存在冲击效应。     

陕西省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基于陕西省 1 991～2 0 0 1年土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数据 ,分析了陕西省 1 991年初到2 0 0 1年末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在这 1 1年间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较大 ,其中以园地变化最大。城市用地、农村居民点及交通用地增长较快。从地区来看 ,杨凌土地利用最活跃 ,汉中土地利用最不活跃。土地利用程度最大的是杨凌 ,最小的是商洛。渭南、西安和杨凌的土地利用程度提高了 ,其余各地土地利用程度减小了。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陕北、陕南以生态退耕还林还草为主 ,关中以结构调整为主。政策因素、自然因素、经济杠杆的调节及人口因素是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     

福州鼓山不同树龄马尾松记录的环境变化信息

树龄可以调节树轮-气候的响应关系,厘清不同树龄的树轮气候响应特征有助于更好地解译树轮中的气候信号,而目前在湿热地区的相关研究还相对不足。运用树轮气候学方法,研究了福州鼓山地区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不同年龄组树木径向生长及其对气候的响应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龄组的马尾松均受到了6—7月份的高温干旱胁迫的影响,幼龄树和中龄树则更易受到冬季低温的胁迫;(2)老龄树对降水量响应的敏感性更高,但不同龄级树木的轮宽年表都与月降水在高频变化上存在相关性。进一步研究马尾松年轮宽度年表所反映的气候历史与历史时期人口波动与疫病爆发的关联,发现气候变化是造成清代福建省人口波动、疫病爆发的重要因素。如清代福建省的人口在1863至1864年存在骤减的时期,以及1817至1910年间的疫情爆发年份,均对应于夏季干旱或冬季低温的气候状况。     

陕西农业气候指标温度的讨论

陕西省位于我国中部,南北狭长,最北将近北纬40°,最南在北纬32°略南,约占纬度8°。面积19．6万平方公里,人口1,588万。关中平原人口特别集中,它的面积只占全省面积的5%,人口则占到50%。地形情况也较复杂,大致分为3个区域,陕南山地区、关中平原区和陕北高原区。因地形的不同,尤其是秦岭的阻隔,形成了南北气候的很大差异。南部属温暖气候型,如汉中1月气温2．7℃,年平均气温15．3℃,北部属干燥气候型,愈向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