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基于建筑物空间特征的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机制分析

定量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特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基于建筑物空间结构特征的分析,研究北京市城市结构特征及变化规律。根据建筑物空间结构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城市结构的“向量”模型,利用行政区划、同心圆区划和扇形区划三种不同分区数据分别分析北京城市建设中心、城市建设方向和城市建设强度。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刻画出北京市城市结构的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规律：① 北京市城市建设由于城市功能扩散及积聚作用的影响呈现内城向外城扩张建设、外城向内城积聚建设的单方向推进发展特征;② 由于重大事件的影响,单方向推进会变化方向发生调头发展或者多次迂回发展,形成北京市城市结构的多重形态;③ 北京城市蔓延区的产生原因不仅仅是城市功能的扩张,也是由于外延区县城市功能向城市中心集聚造成的;④ 北京城市空中扩展是伴随着城市平面扩张同时进行的,并且其空中扩展的地带也在向城市外延发展;⑤ 北京的“双轴”结构已经确立,然而“东西轴”比“南北轴”要更为成熟。同时,北京市城市发展在方向上的差异正在减弱,呈现均衡的发展态势。     

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     

天津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分析

从天津各开发区的概况分析入手,总结了天津开发区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开发区对天津城市发展的贡献。开 发区建设成为天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从开发区布局建设对天津城市 空间结构的影响即导致城市空间增长和城市形态变化两个方面, 阐述了开发区与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关系。 开发区与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属于双核式。开发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建设导致天津城市空间的增长。利用中 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中心提供的关于天津市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2000 年度的三期 1∶10 万土地利用数据以及覆盖整个天津市的2007 年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2 星(CBERS-02)遥感数据,以GIS 为制 图和数据提取的分析手段,总结了天津城市用地面积的变化和空间扩展规律。90 年代,天津各级各类开发区大量建 设,产业空间迅速蔓延,使得天津市城市空间布局从“单核增长”转为沿海河“轴线铺开”,形成现今“一条扁担挑两 头”,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为主副中心,工业与商业功能分工明确的“双核心”、双中心组团式中心城市布局结构。     

湖北省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与空间意象

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但其支点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空间结构的战略性选择。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表明：联结武汉、宜昌、襄阳、荆门、十堰、恩施5 个极核城市所构成的“A型点轴结构”是湖北省区域发展的最佳空间结构。空间数据分析证明：“A型点轴结构”的轴线沿线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地带,“A型点轴结构”中极核城市之间的梯度差异反映了整个湖北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应用“A型点轴结构”来统筹湖北未来的区域发展,其空间意象具有鲜明的“星座”、“脊梁”、“巨梯”和“飞箭”特征。     

天山北坡经济带“组团”点轴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以1990-2007年天山北坡城镇GDP、土地、人口、交通数据为资料,根据城镇空间分布“最近邻点指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和分形理论,分析了天山北坡城镇空间分布特征,构建了绿洲城镇相互作用强度判断模型,提出并论证了“组团”点-轴空间结构模式优越性。研究发现:①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在空间结构呈现3个城镇高密集区,两个城镇稀疏区特征;②传统绿洲城镇空间结构下,城镇接受中心城市辐射差异很大,不利于城镇整体发展;③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点的“组团”点-轴空间结构模式,有利于中心组团城镇对其他城镇的辐射;④以“５组团”为点的点-轴模式有利于组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城镇发展;⑤天山北坡经济带向伊犁河谷延伸有利于中心组团城镇对其他组团城镇的辐射。     

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及空间结构构建

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分析及空间结构构建有助于提升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对引导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01-2012年旅游文化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选取26个指标构建旅游文化产业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2001-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1- 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总体上升趋势明显,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变化不显著;空间分析表明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存在较大空间差异,西安占据首位;总体呈现东北-西南向空间分布格局,实力中心向东北发生偏移;泰尔指数分析表明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地带差异呈现不同特点,但总差异有缩小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探讨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构建了“西安为发展极核;咸阳和渭南为次级核心城市;其余七个城市为节点;渭南-宝鸡、西安-延安为一级发展轴线,西安-汉中、延安-榆林为二级发展轴线,西安-商洛、西安-安康为三级发展轴线;陕北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区、关中历史旅游文化产业区和陕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区”的“一核两心多节点三轴三区”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城市犯罪时空特征与机制——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例

城市犯罪的时空模式是地理学“格局”和“过程”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北京城八 区财产类犯罪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工具获取和处理空间数据,探讨城市犯罪的时空格局和时 空模式,并建立时空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北京城市犯罪总体上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在商 业繁华地带和对外交通运输区存在明显的高强度带;各种犯罪类型空间格局既有共同性又有 差异性;城市犯罪嫌疑人数量存在季节分异特点,但同一区域的犯罪地点数目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就时空机制而言,场所的时空特征作用于财产犯罪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犯罪要素并影 响犯罪实施成功与否,而不同类型的财产犯罪对场所时空特征要求不同,这些要求一旦与北 京城市环境的特有属性耦合,便产生犯罪高发地段和高发时段,最终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特点。     

明清时期广州城图研究

分析明清时期有关地方文献中的广州城图认为:1.清初广州城扩筑鸡翼城后,其形制基本定型,由明初"三城合一"后的长方形演化为向北凸的不规则形状.2.广州古城在明清时期主要有3次扩城之举,城区分别向北、向南扩展,清道光年间城区范围已突破城墙界限向外发展,其扩展动力是经济功能的增强、人口的增加.3.城内的布局表现为内城北部为历朝的政治活动中心,经济活动则随城区的扩展作相应的调整,由内城扩展至新城、鸡翼城乃至城外西关一带;城市主要街道由明初的各成体系发展至清初已互相贯通,基本定型,其影响延续至今.最后,建议借鉴古代     

基于遥感技术的广州市热岛效应分析

通过对广州市区TM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提取该区地表亮温和NDVI数据,对广州市的热岛效应进行初步研究,经过研究得到：（1）高亮温地区包括：荔湾区、越秀区和海珠区等老城区、广州火车站附近铁路沿线和白云机场一带、天河客运站附近和天源路两侧以及黄埔大道和珠江沿线附近;（2）广州市城区（包括市中心商业区、居民生活区、外围工厂区）整体上为热岛群,郊区农村则多以绿色为背景;（3）从市中心向外亮温呈降低趋势,但城市热岛内部有丰富的细部变化特征;（4）局部热岛强峰并不出现在广州市中心,而是同工厂的空间分布有关。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元代广州作为建制城市的历史地理初探

本文从城市的建城和建制关系出发，阐述广州在从秦到唐宋等朝代建需基础上，于元代设置广州录事司，是一个与县同级的行政区域和市政管理机构，此即广州作为建制城市之始，并在城市性质，结构和功能上反映广州这种变化，是广州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值得重视。     

明代朝贡贸易体制下澳门的兴起及其与广州的关系

明中后期澳门的兴起既是历史选择的一次偶然,也是明代特殊海外贸易政策下的必然结果。文章从明代朝贡贸易和市舶司制度的兴衰入手,探讨澳门兴起的动力机制和主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澳门兴起过程中广州所起的作用以及两者的经济互动。同时,基于明代全国视角下的海外贸易与港口分布的总体格局,综合分析澳门、广州以及隆庆以后的月港这3个在明代后期开放的港口,探讨三者在功能、性质、贸易对象等方面的异同点,进一步论证澳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明代朝贡贸易体制对海外贸易和港口发展的束缚。正是由于广州在明代后期对外通商的垄断性和不完整性,澳门才能以广州外港的性质互补,从而成为当时最大的东西方国际贸易体系之枢纽。     

明清北京休闲空间格局研究

从休闲地分布数量来看,西郊和内城西区成为明代北京最重要的休闲区域。而明中后期外城的兴建促进了外城休闲地的发展。清初的满汉分城而治的政策直接刺激了外城西区超过西郊成为最重要的休闲区域和全北京城的休闲娱乐中心。明清北京休闲区经历了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明代和清代各形成了14 处和19 处休闲区,其中积水潭—什刹海—鼓楼大街风景、园林游览与市场休闲区等在两朝保持了兴盛的态势,二闸泛舟段到清代取代了高梁河成为北京城近郊最重要的河上游览区。休闲地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变迁常常是自然地理环境、区位、都城性质和功能、民俗文化、政治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广州古城的湿地及其功能

历经2000多年,广州老城区的湿地环境变迁显著,广州珠江河道缩窄近9/10,不少古河涌今已改建成暗渠,面积广大的古湖泊及沼泽均已湮没.湿地在广州城市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河涌担负着城市主要的交通运输及排水防涝功能,并引导着城市的发展与布局;各类湿地为城市提供了拓展空间和丰富的农产品;湿地还可以调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景观,甚至为广州地方文化打上"水"的烙印.这一切对当今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广州城区晚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

对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考古遗址剖面进行了年代学、岩性、硅藻和软体动物鉴定等研究,发现广州珠江北岸古城区南部在先秦时期为河道及河口湾湿地/洼地;因河流-河涌的淡水注入使河口盐度降低,故而沉积物中未见较高盐度的微体生物,仅发现了河口型咸水-半咸水硅藻;此时堆积的贝壳大多为淡水种,半咸水种少见,表明先秦（东周）时期,广州地区水域盐度与中全新世海湾环境完全不同。东周时期珠江两岸为河流淡水影响为主、与上溯潮水交汇的微咸水或淡水环境;地层中出土的大量淡水-微咸水贝壳,经AMS¹⁴C测年归于早于2500年前的渔猎文化盛行时食用废弃堆积,其后又被挖掘再堆填到后期的文化堆积中（如唐代城市扩张及清挖河涌）。秦至唐代该地逐渐成为人类频繁活动的地点,但仍为河流—潮汐相互影响下的洼地或河涌低地环境,与历史记录的唐代珠江岸线分布基本一致。宋代以后该区域已经暴露地表,并逐渐成为古代广州城区,期间可能受到多次洪水冲积。上述变化主要与全新世海平面变化、河流泥沙输入、土地利用与围垦等多方面影响有关,这些考古记录与广州古城演变吻合,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晚全新世海退,以及平原淤积发展过程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