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近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至今已超过3000万人。中国海外移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概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类型海外移民的历史,分析了海外移民的世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在揭示海外移民为当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基础上,对华人族群民族意识、文化属性、传统华人社会结构、双重认同、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以及海外移民不同程度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类型等进行了研究。文章强调,当前对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和作用,应加深理解,在振兴中华进程中,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的发挥。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近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至今已超过3 000万人。中国海外移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概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类型海外移民的历史,分析了海外移民的世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在揭示海外移民为当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基础上,对华人族群民族意识、文化属性、传统华人社会结构、双重认同、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以及海外移民不同程度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类型等进行了研究。文章强调,当前对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和作用,应加深理解,在振兴中华进程中,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的发挥。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灵宝市Y村为例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结合半结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发展快于地方依赖;非裔移民较强的圣地地方依恋同时存在较强的空间可替代性,但又由于区位等因素存在宗教功能之外的非可替代性;圣地地方依赖则因被宗教教义视为功利性而被掩盖。回归分析表明,社交和场所互动时间是指示地方感的最显著指标。随着非粤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宏观政治环境以及语言文化隔离等外生因素正对宗教地方感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维度及影响因素——以广州为例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型人才成为影响区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论文以广州市的海归知识移民为例,从地方嵌入的理论视角,探讨其是否有效融入地方发展的状况,并在构建量表的基础上分析其地方嵌入的关键维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是一个多维度过程,包括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等4个方面;(2)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在4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嵌入水平,在情感、工作与文化层面的嵌入程度较高,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嵌入的程度相对较低;(3)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再嵌入的过程、模式与程度等可看作是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与经济以及非工作的生活与环境等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嵌入的视角对移民与地方的互动进行评估分析,可以更深入理解知识移民回流适应的多维层面,并为国家人才政策制定和地方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启示建议。     

东南亚华人族群融入移入国主流社会的比较研究——以印尼与泰国作对比分析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经济角色十分突出的地区。总体上,华人华侨与所在国原住民和睦相处,已逐步融入主流社会,为当地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各国历史发展不同,华人与所在国原住民融合程度大不相同。本文以印尼与泰国相比较,探讨华人与原住民融合状况,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对造成悬殊差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

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与世界移民研究越来越重视知识移民及其流动。本文以广州市高校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移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多维视角探讨其回流和嵌入母国和回流地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①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关系和文化归属等;② 回流后高校知识移民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再嵌入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③ 由于拥有较高的跨境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其地方嵌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跨国流动背景下,他们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混合文化身份的跨地方主体性,其“家”的意义建构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研究指出,多地方的社会嵌入通过跨地方的社会关系使得海归知识移民产生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而将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从微观和主体视角细致探究海归人才回流嵌入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进一步完善转型期知识移民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也可以为中国人才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指导建议。     

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积极构建其国家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综合问题。研究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工具,以在津巴布韦的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探讨了津巴布韦不同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不再受到以其国家宣传话语主导的基于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相反,在其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其与非洲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不断等时代背景下,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剧烈变化,不同主体之间（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协会、企业和个体等）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因此不再受到历史叙事的单方面影响,也受到流动的中国企业、移民及其在地实践,以及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变化与这种实践之间的互动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不断解构和重构。研究拓展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对话语的理解,强化了该理论与现实问题产生互动的潜力。从应用价值来看,研究讨论了它塑路径对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逻辑,对于全球转型背景下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广州案例

流动性语境中,流动群体因其承载的源地文化基因与在地饮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地陷入维系源地饮食与融入在地饮食的两难境地,从而引发了饮食调适与身份焦虑等问题。尽管学界探讨了流动群体在不同饮食文化影响下的调适策略,但大多将固守源地文化与接纳在地文化进行对立,忽视了个体能动的协商过程。论文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以广州流动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跨地方饮食适应过程中采取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研究发现,在不同地方饮食文化的影响下,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策略包括饮食同化、饮食融合、饮食隔离与饮食边缘化。在不同策略之下,流动群体的日常饮食实践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并使得原本单一的源地身份认同趋于复杂化。论文提出了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分析框架,讨论了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与身份协商之关系,为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与饮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在实践层面上有利于促进流动群体的饮食适应与社会融入。     

中国农民工“同乡村”研究:空间生产与社会融合——以深圳“四川村”为例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深圳“四川村”为例,对中国“同乡村” 的空间生产和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当地村民、社区组织（流动党支部）和外来农民工共同作用于“四川村”的空间生产,政府和本地村民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成为“四川村”物质空间生产的主体,追求聚居区的经济效益和和谐优美的社区环境;社区组织依靠跨地域投资、就业机会的供给及纽带作用,成为聚居区和谐环境建设和乡土社会重构的重要辅助力量;外来农民工展现出“扩散-竞争模式”为主的空间聚集,是物质空间实践的驱动力,寻求着自身文化符号的乡土社区,以实现文化认同和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四川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四川村”农民工社会融合度相对较高,尤其体现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试论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华人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一个经济体和一个经济单位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非洲的华人经济也不例外。鉴于目前有关华人经济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美国与欧洲，很少有人探讨过非洲华人经济的情况，所以本文试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非洲经济、中非经济关系和华商对非洲的投资，来论述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华人经济的影响。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基于报业话语的广州非裔社区的空间想象分析

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本文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报业对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社区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受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对媒体的影响,早期的广州报纸构建了指向性明确、有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早先的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非裔群体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其后,随着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非合作论坛等语境时,广州报业媒体对于非裔报道致力于塑造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地理想象,构建积极的广州非裔和非裔社区的形象,以期重构非裔社区的意义。广州报业的非裔话语是族裔社区空间形象构建过程,进而成为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持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地理再现。研究从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对族裔社区划界、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理解,试图建立报业舆论与地缘政治的地理视角联结。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话语对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对于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与协商、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network of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s

Based on development data relating to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s (CAICPs) from 2003 to 2018,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network of CAICPs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he number of CAICPs is increasing. Textiles and apparel,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cessing, trade logistics and management,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re the leading industries chosen by most CAICPs. These parks have promot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driving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regions in which the parks are located, and they have also benefited China. The network of CAICPs involves China,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ird-party investors. The network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has an increasingly high density. However, the key node countries and provincial units remain relatively stable despite changes in the network structure.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network has shown noticeable deviations and regression, and inter-provincial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s also been increasing.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the network. In China, the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in Africa is affected by domestic policy, economic pursuit, and investment security. In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CAICPs is driven by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achievements, and it is influenced by African countries’ business environments.     

ETHNIC MINORITY SMALL BUSIN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TAURANTS IN DENVER

Significant ethnic minority business growth has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The self-employment pattern of ethnic minority business, particularly the success of Asian-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is currently explained by two different hypotheses: the social resources explanation and the class resources explanation. While the former approach attributes the large number of small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their success to the existence of such social resources as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a protected market, and a labor source within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the latter argues that success instead is caused by greater investment of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by these immigrants. The present study compares the self-employment pattern of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operated by African Americans and immigrant Chinese in Denver. Contrasts and similarities in ownership characteristics, start-up capital, location, soical networks,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prompted this study to conclude that alone neither explanation is satisfactory and more empirical studies are needed.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