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东亚金融危机与中国

经历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东亚金融危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它的基础是广泛存在的泡沫经济。金融业的全球一体化,离岸金融中心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国际炒家的掀风作浪,加剧了危机的深度。中国由于实质经济比较稳固,对金融业开放持谨慎态度等原因,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要求中国尽快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     

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及原因探析

经济全球化进入９０年人呈现出下的特点：各国交易额增加;投资规模扩大;跨国企业并购热潮;亚洲和拉美经济崛起;出现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地区化与全球化平行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其成因有：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发达国家采取了市场自由策略;电信技术的普及;跨国公司海外经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采取外向型和地区化发展战略等。     

金融危机背景下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为例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同区域在本轮危机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适应能力,即各地区域经济弹性大小不一。但学术界对到底什么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弹性没有定论。本文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为案例,采用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课题组调研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与定性解释。研究发现：①创新水平越高、非相关多样性越强及中小企业占比越大的区域越容易最小化甚至消除危机带来的损失;②财政支出较大、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区域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更易受危机干扰;③相关多样性与区域经济弹性无显著关系。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弹性与区域发展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应充分考虑其支出结构特点;要正确认识中小企业占比对区域经济弹性的显著正向影响。为此,政府应鼓励创新,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注重产业多样化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使中小企业自身的优势得以发挥;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健全鼓励消费机制以扩大内需。     

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知识型服务业开始转移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发达国家大规模地向具有劳动力规模和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通常由蓝领员工承担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生产国际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但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已经走过了产品加工全球化的阶段，     

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研究

金融全球化使各国金融系统联系日益密切深入,但世界金融体系在不同地域巨大差异性仍然存在。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世界金融地域系统呈现出层级性的特征,通过理论分析并运用计量方法证实了世界金融系统层级性这一规律的客观存在。在计量基础上把世界金融体系划分为4个层级,结合实际深入探讨了每一层级的特征,并从金融学和地理学理论角度探索了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产生的内在机理,指出世界金融体系内部联系及整体演进均与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特征息息相关。正确掌握与运用这一客观规律,不仅有助于推动本国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而且能使之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而持续的促进作用。     

中美应对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以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纷纷陷入重大危机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应对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萧条,中美两国政府展开了救市计划。比较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中国将救市的希望放在了生产商,企图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带动经济的增长。而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挽救金融体系,救助金融机构以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金融环境、利率风险程度的不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以及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全球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关系——基于《财富》500强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服务业的不断深化,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使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可分性遭到了质疑。本文采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据,通过面板协整和因果关系分析,研究全球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空间分布关系。结论认为,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长期稳定,但空间分离趋势逐渐显现;发达国家金融业与制造业关系并不比发展中国家密切,而是同时存在＂供给领先＂和＂需求追随＂;发展中国家两者关系与发达国家相近,但主要表现为＂需求追随＂。     

全球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关系要要基于叶财富曳500强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服务业的不断深化,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使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可分性遭到了质疑.本文采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据,通过面板协整和因果关系分析,研究全球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空间分布关系.结论认为,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长期稳定,但空间分离趋势逐渐显现;发达国家金融业与制造业关系并不比发展中国家密切,而是同时存在“供给领先”和“需求追随”;发展中国家两者关系与发达国家相近,但主要表现为“需求追随”.     

金融危机背景下珠三角产业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行业空间网络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制造业尤其是“世界加工厂”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生态空间产生了较大影响,高质量的市场需求、弹性生产模式等冲击了珠三角传统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倒闭,影响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复杂网络视角,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与2013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在...     

产业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 ——基于后危机时期珠三角的实证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对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城镇发展面临一系列工业经济放缓、产业人口流失和厂房住宅空置等问题。针对危机过后珠三角城市所表现出的经济韧性，文章重点研究了城市经济结构、产业创新与经济韧性的关系，通过对产业多样化、相关多样化、非相关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进行测度，探讨了上述指标在时空上的分异特征，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这种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多样化、创新对提升珠三角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存在正向关系；2）珠三角经济韧性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经济韧性波动变化明显，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则有效提升区域创新水平；3）珠三角强大的国内市场有助于抵御经济危机冲击所带来的外部需求萎缩，在保持较高经济开放程度的同时具有较好的经济韧性；4）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对珠三角经济韧性的影响是趋异的，非相关多样化能有效地分散并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而相关多样化则更容易导致危机向相关联部门的蔓延。     

离岸金融中心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特征,而金融国际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岸金融中心是在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促进资本流动与新兴金融市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独特的地理分布及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离岸金融中心也开始受到地理学的关注。论文在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相关概念和发展进行介绍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离岸金融中心的地理学文献,从离岸金融中心产生的区位条件、离岸金融中心对全球和区域产生的影响、离岸金融中心与全球金融体系的互动关系、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最后进行总结与评述,并对中国未来如何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离岸金融中心给予展望。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结构及其演变特征

跨境并购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利用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本文通过构建1997—2017年的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分析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拓扑特征及结构演变,主要结论如下：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境并购波动发展,网络拓扑指标呈现阶段性,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跨境并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②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服从无标度分布;并购方的“富人俱乐部”现象比被并购方更为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减弱。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式结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北美与西欧双核主导向“全球三极”主导模式演变,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第三大核心。④ 世界各国（地区）在全球跨境并购网络中表现不一,可划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以及核心国家（地区）、活跃国家（地区）和潜力国家（地区）。⑤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参与跨境并购的活跃度较低。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世界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包容性全球化。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地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90年代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流入的新特点及其影响

从1992年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证券资本以较大的优势超过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国际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规模巨大化、运作方式机构化、流动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庞大证券资本的注入在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伤害,这一点在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证实。因此防范和化解国际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是新兴市场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