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技术关联研究进展

技术关联是现阶段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现实经济增长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背景下,探讨技术关联的概念和测度方法,从静态和动态2个视角探究技术关联影响产品演化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在国家、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尺度上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证明了产品演化路径显著依赖技术关联,即遵循路径依赖过程。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发现,有些区域通过向技术不相关产品进行演化从而实现了路径突破,并对其原因进行剖析,发现金融危机与扶持政策等外生力量和地方环境与制度等内生变量都会导致路径突破。中国发展路径的特殊性为西方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很好的案例,同时也为中国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创造重要契机。     

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集聚经济:从地理邻近到认知邻近

<正>产业集聚是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产业集聚经济理论从马歇尔以来得到不断拓展和完善。本讲座梳理了产业集聚理论发展演变,从新古典经济学切入,拓展到产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新"新经济地理学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等视角,全方位透视产业集聚理论,并辅之以中国产业集聚证据。主要观点如下。一、地理邻近实证研究证明城市与产业发展能够从地理邻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以云南勐腊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边境地区发展是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本地发展、跨境交流等多元要素影响。本文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制度演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发展视角下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剖析了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演化的动态过程、行为主体逻辑和开放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选取了中老边境门户城市——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作为案例区域,揭示了其不同阶段开放导向下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四个模式,即层叠、转化、转变和替代。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深化开放导向下的“制度转化”与“良性层叠”将进一步强化勐腊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节点地位。这种双向开放导向下的边境地区多重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路径模式,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边境地区、区域产业演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演化经济地理: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

经济学和地理学长期以来互动并不明显。文中首先对经济学与地理学忽视以及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分析。如果说新经济地理学构筑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第一座桥梁,那么演化经济地理学则构筑了经济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随着演化经济学的逐渐成熟,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演化经济地理这一新兴学科逐步发展起来。文中对演化经济地理的形成、优势以及应用进行详细的阐述。演化经济地理继承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的因素,将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加以融合。演化经济地理在微观、中观以及宏观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时演化经济地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一些重要的启示:①产业的动态化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并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②关系网络指出户籍制度放开的必要性与无效的可能;③多样性则认为单一产业发展战略具有风险性;④再演化的政策则指出政策需要具有"连贯性"。     

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与地方集群演化发展——以浙江省玉环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理解集群演化的主流理论,但有陷入知识主义的倾向,相对忽视市场和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全球知识联系纳入到解释地方集群演化的理论框架中,大大提升了其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力。然而,在中国情境中,忽视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很难全面深刻地理解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力量作用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以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全球市场有利于集群规模扩大;(2)全球竞争对集群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3)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这些发现表明,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考虑市场、竞争、知识等因素共同对产业集群或区域产业演化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完善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集群演化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产业集群形成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研究述评及启示

由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多元和综合属性,其研究内容往往呈现跨学科的属性,涵盖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进化论和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因其超越原有的单线逻辑的叙事而受到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旅游目的地研究的新范式和新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被应用于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路径和演化动力机制,并为其提供了“结构—过程”分析视角。而另一方面,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及演变,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着较大区别,只有在充分立足于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实际状况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目的地理论体系,探索更为多元化的旅游研究方法。加强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结合能够为中国的旅游实践提供较为宏观尺度的政策分析视角,进而有助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加强中微观层面的多尺度耦合机制和多元主体行为研究,将有助于探索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产品关联、区域制度邻近与中国城市产业路径创造

区域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发展与其创造新产业路径的能力密切相关。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倾向发展与现有产业基础存在紧密技术关联的产业。然而,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制度环境中,制度因素也应被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出口数据和各省区市五年规划等,以城市产业路径创造为研究对象,从产品和区域层面分析产品关联（包括技术关联和制度关联）与区域制度邻近（包括城市间二重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邻近）及二者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城市发展新产品。研究发现：(1) 2001—2015年,中国城市新产品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后增幅明显,中西部城市贡献较大,新产品日趋高端化。(2)在产品层面,城市倾向发展与现有产业基础存在较强技术和制度关联的产品;在区域层面,拟发展某产品的城市与已发展该产品的城市在二重开放和金融发展水平上越邻近,该城市越易于发展该产品。(3)城市间制度邻近削弱了城市产品演化的路径依赖。研究启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打造适宜新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等举措为新产业兴起壮大服务,使城市突破原有产业路径,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的空间结构演化

本文旨在探讨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研发产业区域差异的空间特性, 揭示地理临近与产业网络形成及研发产业在城市体系间的内在关联。基于实地调查和R&D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GIS 制图等方法, 以区位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为理论依据, 探讨了长三角地区16 城市研发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 分析了研发产业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影响研发产业的主要因子依次为: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竞争力因子、经济结构支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研发活跃度因子等6 大类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2000 年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空间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单极空间模式。之后发展到2007 年, 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研发产业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 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的趋势。研究认为:今后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区域差异格局将逐步形成, 呈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点的区域内部的三角形格局。     

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城市网络研究逐渐成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论文以1990—2017年长三角15524家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应用连锁网络模型、模块度及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关系回归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银行业视角下,城市网络呈现以上海为核心向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辐射的扇形格局;保险业视角下,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为次核心的多中心网络格局较为凸显;证券业视角下,城市网络联系形态相对稳定。② 不同金融行业下,城市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小世界”与无标度网络特性,地理邻近、择优链接是影响网络“派系”划分的重要因素。③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具备较强的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在整体网络连接中扮演“守门人角色”;但由于证券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扩张速度较慢,导致其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远低于银行与保险网络。④ 人均GDP差值与银行网络呈倒U型关系;同一行政区划和地理邻近的城市能减小空间摩擦,促进要素流动;产业结构与金融环境相似的城市有助于解除锁定,从而加快其融入外部网络。     

基于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采用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长三角的有向城市网络,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区域性核心-局域性核心-人口扩散型城市”联动发展的多核心、等级化、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在该地区同时存在“同城化”“核心-边缘”空间发展模式。长三角41个城市可划分为7种发展类型,其中资源集聚型城市对人口资源存在普遍争夺的情况。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有向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发展特征,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长三角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基于2004~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跨区布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空间结构演变为“金字塔”形结构。② 高行政级别城市在网络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省会城市的中介能力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 沪杭宁甬苏合6城市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核心-边缘层联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系方式;城市网络凝聚子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粘着性,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分别是群内联系和群际联系的标杆。     

基于订单大数据的长三角公路货运网络特征分析

基于公路货运订单大数据,利用复杂网络理论,对长三角地区城市货运联系网络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三角公路货运网络呈现东强西弱的总体格局,上海、苏州、无锡之间的货运总量较大。(2)长三角地区整体上形成以上海市为核心的多层辐射的公路货运物流网络体系,合肥在安徽省内货运物流枢纽地位显著,南京和杭州在其省内的优势相对不够突出。(3)依据产业的不同,城市省内与省外的货运联系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4)长三角货运网络整体呈现出“金字塔”结构,且城市大致可被分为综合型、产地型和腹地型3种。在研究方法上探索性地提出了首位节点次数指标。     

长江沿江地区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探讨了长江沿江地区2000—2013年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化工产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和江苏沿江地区;中上游部分地区化工产业呈现明显的增长势头,由3个主要热点区发展到20余个不同规模大小的分布热点,成为化工产业新兴“增长极”;城市主城区化工产业减少而远郊区县增加,分布热点变化也反映了化工产业“郊区化”“园区化”的过程;相对低端基础的行业呈现集聚趋势,其中肥料业集聚明显;相对高端精细的行业呈现扩散趋势,其中合成材料业分散化明显;地区化工产业增长受到环境规制、外商投资、交通区位等因素显著影响,外商投资和交通区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呈现显著的抑制效果。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 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日益推进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使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1993-2008年16年来长三角及其各次区域31个制造业行业的演进历程进行了考察,发现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长三角次区域的产业同构还将继续保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产业同构将迫使上海率先进行产业升级,从而加速上海与江苏和浙江之间的产业异化过程。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将在沿着从同化到异化的路径行进的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及演化简

在当今全球化与地方化、区域化的背景下,物质和能量在各节点间的高速流动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一种新的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尤其是对区域一体化高度发达的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从人口迁移的网络空间入手,从网络密度、中心势等角度对1982-2010年长三角地区人口网络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人口迁移网络日趋成熟,但空间分布不均衡;人口迁移主要流向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和苏锡常等核心城市,同时这些城市的人口外迁现象逐渐显现;以无锡、苏州、杭州之间人口迁移联系为主体的省际间人口流动行为增多,空间上具有等级扩散的特征;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结构相互嵌套,在地方尺度下形成了江苏以邻域渗透为主和浙江的等级辐合两种网络结构。最后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迁移成本等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历经均质离散—单核心集聚—多核心等级网络—链式空间网络四个阶段的成因。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及演化

在当今全球化与地方化、区域化的背景下,物质和能量在各节点间的高速流动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一种新的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尤其是对区域一体化高度发达的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从人口迁移的网络空间入手,从网络密度、中心势等角度对1982-2010年长三角地区人口网络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人口迁移网络日趋成熟,但空间分布不均衡;人口迁移主要流向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和苏锡常等核心城市,同时这些城市的人口外迁现象逐渐显现;以无锡、苏州、杭州之间人口迁移联系为主体的省际间人口流动行为增多,空间上具有等级扩散的特征;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结构相互嵌套,在地方尺度下形成了江苏以邻域渗透为主和浙江的等级辐合两种网络结构。最后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迁移成本等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历经均质离散-单核心集聚-多核心等级网络-链式空间网络四个阶段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