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PA的中国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运用集对分析法从经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方面对中国29个典型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绍兴、南通、唐山、宁波为低脆弱性区域,而广州、秦皇岛、三亚、深圳、海口为高脆弱性区域;2)经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共同决定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3)根据障碍因素分析,总游客量增长率、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旅游业增长弹性系数、旅游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等敏感性因子及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GDP比重、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人均GDP、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等应对能力因子是制约系统脆弱性降低的关键障碍因素.     

基于集对分析的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集对分析是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联系的一种有效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基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建立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典型石油城市大庆为例,分析1991年以来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91年的0.504增至2007年的0.573;区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由1991年的0.268增至2007年的0.771;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由初期的0.619降至2007年的0.402。②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③原油产量增长率、人均GDP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的关键因子。④区域应对能力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一直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产业结构的限制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前。研究认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等脆弱状态,需要重点关注主要敏感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发展变化。     

基于ISM的城市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以日本城市地震救援恢复为例

城市脆弱性受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且城市脆弱性影响因素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自然、经济和社会3个维度选取25项影响因素,采用解释结构模型对上述因素进行详细阐述,揭示了影响城市脆弱性的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与根本因素的层次脉络:城市结构与功能布局、社会与经济现状直接决定城市灾变敏感性、应对能力与恢复能力高低;在操作层面优化城市的各项功能,实施完善而具体的防灾减灾措施,能间接提高城市应对灾变的防御恢复能力;城市经济总量决定区域范围内脆弱性的总体水平,经济基础是影响城市系统脆弱性的根本因素.最后以日本3.11地震灾害救援恢复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于集对分析的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测度

运用集对分析和脆弱性评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典型沿海城市大连为例,分析1998-2012年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趋势及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敏感性呈下降趋势,对内和对外冲击的应对能力表现出总体平稳、阶段波动频繁趋势,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不断下降;2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应对能力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敏感性的强弱对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3通过"障碍度"分析表明海洋资源过度利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环境污染是应对能力降低的主要因子。建议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控制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海洋污染治理等措施提高应对性,实现降低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目标。     

基于集对分析的中国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

从海洋经济脆弱性内涵出发,构建敏感性和应对性指标,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结合集对分析法,分析1996~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海洋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下降趋势,对内、外冲击的应对能力表现出增强趋势,脆弱性不断下降;② 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海洋经济系统敏感性、应对能力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得出应对性的强弱对脆弱性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③ 提出相应的降低海洋经济脆弱性的对策,包括充分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陆海统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     

边境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其优化路径——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以我国边境民族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构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集对分析模型,分析延边州2000—2013年旅游经济脆弱性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 2000年以来,延边州旅游经济敏感性呈"急剧上升—快速下降—反弹回升—平稳下降"变化趋势,2003年敏感性程度达到顶峰;2旅游经济应对能力变化趋势较为平稳,大致呈"先降后升"演化态势,;3旅游经济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震荡起伏特征突出,走势与旅游经济敏感性高度一致。从发展民族经济、实现跨境旅游合作、完善旅游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了降低延边州旅游经济脆弱性、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其他边境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辽宁矿业城市经济系统应对能力分析及其脆弱性评价

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是关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的一组函数关系式,而其应对能力的影响因素很多,为了实现指标降维和客观赋值,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来简化运算;并构建脆弱性评估模型,以辽宁主要矿业城市为样本进行脆弱性评价。结果表明:(1)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随其生命周期的推进而逐渐增大,侧面说明经济发展对资源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及其产业结构的单一;(2)经济系统面对资源枯竭、国有企业改组改革扰动的敏感性对决定其脆弱性程度作用更为显著;(3)所选样本城市中,阜新市的脆弱度最高,鞍山最低,且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辽东辽西的趋势。最后依据脆弱性特征将案例城市划分为3种类型。     

中国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在对经济系统脆弱性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煤炭资源储量的暴露－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并对全国25个地级以上煤矿城市进行了评估;在综合考虑不同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的基础上,根据脆弱性得分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为3种类型。结果表明:(1)我国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总体上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不断演进而增大;(2)不同地域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得分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的趋势,脆弱性高的煤矿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3)不同规模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得分呈现出大城市＞中等城市＞特大城市＞小城市的变化趋势。     

水资源约束下的河西走廊城市经济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经济脆弱性作为当前脆弱性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为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决策支持和管理方法。依据城市经济脆弱性内涵，基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构建了城市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河西走廊地区及区域内五市的城市经济脆弱性，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区域城市经济脆弱性变化的因素。结果显示：（1）2006—2015年，河西走廊地区城市经济脆弱性呈现出先曲折下降（2006—2011年）再波动上升趋势（2012—2015年）；（2）河西走廊地区的城市经济脆弱性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经历了东西高、中部低到整体较高的演变过程；（3）阻碍河西走廊地区城市经济脆弱性降低的障碍因子由适应能力逐步转变为暴露度。针对河西走廊地区各市主要障碍因子，提出针对性优化措施。     

极端高温胁迫下中国城市脆弱性格局与影响因素

以中国280个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气象观测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量化城市高温脆弱性指数,揭示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时间维度上,1990－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呈升高趋势,敏感性先升高后降低,而适应能力呈缓慢降低趋势;空间维度上,暴露度整体呈南高北低的集聚态势,敏感性与适应能力分布则较分散。2）1990－200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变化较小,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和敏感度均升高,适应能力却有所下降,导致高脆弱性城市数量骤增,分布范围呈由南向北扩大趋势,1990、2000、2010年高脆弱性城市占比依次为24%、28%、62%。3）区域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城市高温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夏季月平均气温、热岛强度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夏季月平均降水量、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程、最大风速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气温对于城市高温脆弱性正向效应远大于城市社会经济条件的负向效应,城市高温脆弱性主要受区域温度环境的影响。     

新疆和田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

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利用2000—2014年和田地区相关统计数据,运用集对分析法分析和田地区的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特征。结果表明:和田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除2009年为高水平外,其余年份脆弱性均为中度水平;从脆弱性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和田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以2009年为拐点,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由障碍度因素分析得出,旅游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地区内部各县市生产总值变异系数等敏感性因子,旅游劳动生产率、人均GDP等应对性因子是制约和田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下降的重要因素。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脆弱性时空格局和调控路径

经济脆弱性是区域协调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量度。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案例,以2006—2015年为时间序列,构建了经济脆弱性理论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集对分析法、TOPSIS、GIS方法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探讨了经济脆弱性调控与管理。结果发现:(1)时间方面,2006—2015年珠三角9个城市经济敏感性整体较高且波动较大,应对能力逐渐增强,脆弱性较为平稳,且有较明显的时间阶段性和线性趋势。(2)空间方面,核心城市比外围城市经济脆弱性要低,东部城市比西部城市经济脆弱性低;西部城市经济脆弱性等级有所上升,东部城市逐渐下降;广州市经济脆弱性等级变化较大,中山市经济脆弱性一直维持着较低等级,肇庆市处于高脆弱性的位置,其他城市等级变化较小。(3)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脆弱性调控与优化需要遵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视角,在互联互通、经济整合、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尤为重要。     

石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动态演变及调控途径研究——以大庆市为例

石油城市是人地相互作用十分强烈的人地系统,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在对典型石油城市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运用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及BP神经网络模型对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预测2014~2023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 17 a间大庆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整体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脆弱性指数由1996年的0.686降至2012年的0.283,目前已处在较低脆弱水平。2012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仅低于克拉玛依市,高于其他石油城市。2经济系统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为刚性产业结构和不合理的投资结构。3预测未来10 a,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先升后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依据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结合脆弱性演变规律,提出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规避、拮抗、适应等调控途径。     

黄土高原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为例,利用敏感性?应对能力模型评估了黄土高原地区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脆弱性特征及其时空变化,并结合ArcGIS空间技术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等级以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为主导,而2010年低脆弱度区域面积开始出现减少,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显著增加,2017年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区域占土地面积比例增加,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下降。总体来说,2000—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② 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高和较高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部分县域和山西西部县域;中等水平的县区集中分布于甘肃省庆阳、平凉市东部县域、山西省大同、忻州市部分县域以及山西西部部分县域;省会城市所辖县区、地市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水平最低。③ 表征人口变化的人口外流率、性别比和老年人口比重是影响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关键因素,且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分异。     

秦巴山区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及影响因素——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山区乡村长期处于地形地貌制约、自然灾害频发的风险胁迫之下,乡村交通系统网络化水平低、抗灾能力弱,交通环境脆弱性问题突出。以秦巴山区洛南县为例,基于人地关系脆弱性的暴露、敏感、应对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涵盖风险事件、地理特征、关键出行路径、路网结构、交通工具、家庭资本等要素的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基本构成框架,并针对性建立了评估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和GeoDa软件解析了洛南县交通环境脆弱性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自相关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寻了自然、人口、社会、经济因素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及空间差异。结果显示：交通环境脆弱性以县城及城郊为中心向外递增形成圈层结构,且垂直差异显著;暴露度、敏感性均与应对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脆弱性局部“热点”区域广泛分布于北部中山地带,且陷入了高暴露、高敏感、低应对能力的窘境。“冷点”区域多为城郊或邻近镇区的村庄,敏感性低,应对能力高;地形条件、产业分布、人口结构与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有显著影响,影响性质及强度存在空间差异。     

东北地区中老年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

基于对脆弱性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构建脆弱性评估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方法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价,找出其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评价结果表明:经济系统脆弱性高的矿业城市主要集中分布于黑龙江省;不同矿产资源类型的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平均值具有煤炭类＞综合类＞冶金类＞油气类的趋势;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随着其生命周期的推进逐渐增大;经济系统面对资源枯竭、国有企业改革等扰动的敏感性对决定其脆弱性程度作用更为显著.最后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规模结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投资结构、区位条件等方面的优化和调整来降低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东北地区矿业城市脆弱性特征与对策研究

矿业城市面临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和难点。基于矿业城市脆弱性分析框架,分析了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的脆弱性及调控对策,认为矿业城市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突出表现在面临的扰动因素多、强度大,城市结构敏感性较高,自身缺乏应对扰动影响的能力,并且外部援助机制和途径不健全。指出应积极促进矿业城市转型,减少或规避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扰动因素,优化城市人地关系及其内部结构,充分利用城市内外各种应对资源,有效调控矿业城市脆弱性以实现其城市可持续发展。     

千岛湖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与影响机理

立足反映恢复力属性特征的盆地模型理论,构建基于稳定性景观的恢复力评价体系。从脆弱性、应对能力两大层面以及社会、经济、生态三大子系统入手,建立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运用集对分析法,测度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甄别影响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揭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因子影响机理及曲线规律。结果表明:1 1987-2012年间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4576缓慢上升至0.5622,应对能力指数由0.0282快速上升至0.9725,恢复力指数由0.1276稳步上升至0.8669,恢复力应是脆弱性与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2总脆弱性受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影响最大,总应对能力受经济子系统应对能力影响最大,总恢复力受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影响较大。总应对能力对恢复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作用更加突出。3恢复力因子影响曲线可分为线性递增和递减、非线性U型/倒U型递增和递减6种类型,不同阶段、不同因子对系统恢复力作用方式、性质、速率具有差异性,主要以非线性影响为主,且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老年人贫困脆弱性时空变化及障碍因子分析

综合老年人贫困与脆弱性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少,该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中国28个省(市、区)为研究区域,从暴露风险、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维度构建中国老年人贫困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2011—2018年中国老年人贫困脆弱性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18年老年人贫困脆弱性得到实质性改善,区域间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逐年递减;(2)老年人贫困脆弱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特征,具有较强的转移惰性,并受周边区域影响较大;(3)影响老年人贫困暴露风险的主要障碍因子分别为慢性病、房屋结构和居住方式,妇女人口、农村人口和经济支持是影响老年人贫困敏感性的主要因素,制约老年人应对贫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为住房资产、土地资产和社交活动。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