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进展及展望

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助推农村发展经历了深刻转型,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及功能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由此对农村居民点内部地类辨析、演变规律及驱动力探讨等提出了迫切需求。本文围绕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结构及功能,农村居民点用地空心化以及用地景观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地总结,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与经济发展及农户生计变化息息相关。都市郊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就地非农就业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多样化以及功能和景观的非农化,传统农区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废弃和景观的空心化。当前,无论从技术手段还是研究内容看,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仍以现象描述和解释为主,未来应逐渐向实践应用拓展和深化,并加强微观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创新。在微观尺度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演变模式提炼基础上,深入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理,提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方向,将凸显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政策出口与实践价值。     

三生空间重构视角下的镇域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的基础。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为例,基于三生空间格局重构的视角,采用GIS空间分析法和农户调查法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进行适宜性评价和整治类型划分,为农村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政策提供支持。研究结果表明:(1)运用GIS叠加分析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适宜性进行合理评价,并将适宜性结果划分为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低度适宜和不适宜4种类型。4种类型的面积分别为226.15,282.16,537.53,228.92 hm2。(2)根据适宜性评价结果,采用农户调查法,将土地整治类型划分为城镇吸纳型、挖潜型、保留型、迁弃型,并在空间上做出具体的时序安排。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居民点用地形态——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居民点用地整理挖潜提供认识依据。结果表明:(1)云阳县农户兼业现象普遍,依据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差、非农劳动投入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兼业类型;(2)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兼业水平最高,人口数量多、分工多元化的农户兼业水平居中;(3)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较小,约为180m2,土地利用粗放且多样化程度高,其中,纯农业户圈养与堆棚用地比重较高,农业主导型院坝用地比重较高;(4)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大,约为190m2,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高,且多样性下降,堆棚用地弱化,住房用地占主导;(5)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主导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约为160～130m2,土地集约度较高,多样性下降,居民点中生产性用地比重下降、居住性用地比重上升。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潜必须与农户的兼业需求相适应。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 ——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评价——以河北省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分区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13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自然条件、区域经济实力和整理迫切度等8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进一步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层次筛选法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整理区、生态型整理区和优化调整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转型期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理论与模式探析

农村土地整治是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等突出问题,分析了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与现实意义,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深入探讨了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统筹协同决策模式及其创新机制。     

山东省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

非农化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选取16个典型样点村,根据农户就业地域空间差异,将农户就业划分为县域外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兼业和农业生产4类,在此基础上,选取非农就业劳动力、收入和时间比例3个指标研究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介于37.54%~90.65%,非农化现象普遍。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总体分布特征为:近郊村最高;随着与城镇的临近,粮食作物主导村提高、经济作物主导村降低;同一地形区内,粮食作物主导村高于经济作物主导村。农村非农分化趋势明显。驱动力研究表明,受县域城镇经济实力、农村到城镇的可达性,农业收益及劳动需求量等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差异。研究认为,当前农村非农化普遍,且非农分化明显。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的内容及驱动因素,实施差别化的农村发展管理措施。     

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演变——以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为例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②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③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与测算——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准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是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针对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统筹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和规划导向性5 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潜力逐级修正的测算模型.测算模型的相关修正系数利用农用地分等方法、生态用地一票否决制、经济社会指标评价以及概念赋值等方法设定.研究表明,平谷区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4757~0.8628,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3004~0.8852,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3943~0.8939,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4643~0.8165,规划导向性修正系数为0.2877~0.8858,生态安全性和规划导向性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其他3 个方面更加显著;潜力经过综合修正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净增加耕地面积为614.13 hm2,增加耕地系数为10.77%.     

基于灰靶模型的宜兴市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评价及分类调控研究

对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评价方法的探讨,不仅能丰富农村居民点布局研究的理论体系,也有利于开展农村居民点规划和整理工作。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综合考虑其社会经济和农村居民点布局特点,从自然地理条件、区位条件、生产条件以及生态环境条件4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灰靶模型研究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分类调控对策。研究结果表明:宜兴市农村居民点适宜性等级总体较高;在空间上呈现中、北部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整体高于南部丘陵山区的分布特征。针对不同适宜等级提出的分类调控对策可以为当地农村土地整治、村庄规划等实际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西南丘陵山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渝北区为例

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土地利用特点的研究 ,从丘陵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提出两种土地整理模式 :一是农林综合开发整理模式 ,即居民点闲置土地的复垦利用与抛荒地利用结合 ,与山地区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结合 ,进行退宅还林 ;二是新村建设整理模式 ,即由政府对新村统一规划 ,供给道路等基础设施 ,引导农民集中建房的“政府引导型”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并对重庆市渝北区新春村的新村建设的运作和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西南丘陵区土地整治工程布局研究

如何科学合理地识别土地整治工程的生态适宜性,是评判当前土地整治工程是否实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兼顾生态”目标的重要依据,更是土地整治理论与规划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选取川东平行岭谷区的垫江县为研究区,立足146个土地整治项目,借助生态位思想进行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评价,计算土地生态整治工程布局潜力指数,对土地整治工程生态化布局进行定向。结果表明：① 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指标影响显示出显著异质性,其中耕地连片度、坡度、灌溉保证率是开展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评价的首选因素。② 土地整治项目中单项工程的生态适宜性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土地平整和灌排系统的生态适宜性低于临界水平,田间道路和生态景观工程的生态适宜性高于临界水平。③ 土地整治项目整体工程的生态适宜性程度差异显著,各项目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均值为0.72,处于生态适性的临界水平。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7434 hm²,占9%。临界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54530 hm²,占67%。不适宜等涉及土地整治面积18845 hm²,占24%。④ 研究区土地整治工程生态适宜性布局整体呈多样化格局,Ⅰ等潜力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中西部,布局方向为发展多功能农业,应注意如何保证其经济价值实现的同时不损害其生态价值。Ⅱ等潜力区分布范围较广,布局方向为发展大宗粮油产业,应思考在保证其粮食生产的同时尽量避免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Ⅲ等潜力区主要位于鹤大台地区,布局方向为发展生态立体农业,应强调如何在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发展具有山区特色的生态农业。     

宁夏盐池县沙漠化逆转过程的脆弱性诊断

沙漠化逆转过程脆弱性是指沙漠化逆转现象对社会-生态系统内外各种扰动的敏感性及因缺乏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而使逆转趋势减弱或反向发展的倾向和可能性。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综合分析沙漠化逆转过程的脆弱性及其关键要素的贡献,对于系统治理和综合调控沙漠化问题、保障沙漠化逆转可持续具有重大意义。以典型沙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DPSIR框架构建脆弱性评价模型并通过拟合曲线辨识关键因素的贡献。结果表明:(1)2003—2005年盐池县沙漠化逆转过程的脆弱性缓慢上升,2006年脆弱性指数快速上升并于2007年达到最大值0.733,2008—2011年逐年下降至0.442,2012—2014年小幅度先升后降。(2)社会因素尤其是人类活动是盐池县沙漠化逆转过程脆弱性形成的重要贡献因素,其中人口城镇化、生态治理指数、机电井眼数、当年造林面积、师生比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逆转过程脆弱性的贡献较大,拟合曲线R^2均大于0.5。(3)人口城镇化、生态治理指数、当年造林面积、单位GDP用水量是减缓逆转过程脆弱性的显著因素,而非农生计人口比重提高会加剧脆弱性。(4)随县域经济发展、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机电井眼数的增加盐池县沙漠化逆转过程的脆弱性先升后降,而随师生比、单位国土面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脆弱性则先降后升。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方法述评

结合我国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现状,将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归纳为综合潜力评价与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两项主要研究内容;评述政策指标测算法、闲置宅基地抽样调查法和建筑容积率法3种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并探讨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理论缺乏系统性、综合潜力研究中土地整理适宜性评价与综合潜力评价重叠及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尚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应与耕地整理等其他土地整理领域相结合,使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更系统、更精确。     

农户的非农就业如何影响中国的土地流转?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rural land circulation in China,we built logit models using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2013 dataset,which includes 18,948 household samples over 15 provinces,126 cities and 234 counties of China in 2013.We use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ers and non-agricultural fixed operating assets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dependence on agriculture,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laborers committed to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farmers to transfer out their land,and an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land,followed by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Per unit increase in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ratio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transfer-out decision than it does on the transfer-in decision,which is a 0.09 in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out the land and a 0.07 de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in the land.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when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the land transfer-out decision,the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labor force are the great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is the great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For the Eastern region,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and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in that order.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non-agricultural income,in that order.We note that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ve a promine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which shows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 decision-making.Vocational training for rural labor forces may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stabl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simultaneously facilitate rural land circulation,especial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基于RapidEye卫星和面向对象方法的南方山区居民地提取（英文）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住人口减少的同时居住用地却呈增加趋势,这一现象在南方山区尤为明显。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农村居民地信息的提取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江西省泰和县为典型研究区,基于RapidEye卫星影像,利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进行居民地的分类提取。构建的分类规则集包括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归一化水体指数NDWI、亮度以及长/宽比。通过多次实验,图像的最佳分割尺度设置为200。通过设置不同的分类规则参数,提取了研究区的居民地及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并进行分类结果验证和精度评价。研究区的居民地分类总体精度为78.40%,生产者精度和用户精度分别为68.75%和77.33%。结果表明通过利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Rapid Eye卫星影像为农村居民地信息提取提供了适宜数据源。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相比,存在93.67公顷的分类差异,主要分布在居民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毗邻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