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城市社区宜居性分异特征

当前人居环境宜居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层次,城市社区的宜居性研究较少,研究社区的宜居,是对城市 宜居性评价的深入,可为城市社区规划提供建议和指导。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大连市的社区进行调查,充分考 虑评价因子的代表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选取6 项二级指标和24 项单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获得社区宜居度偏好图,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Surfer 8.0 相结合的方法, 对大连市社区的宜居度 进行初步评价,借用比奇的分异度指数的概念,参考其对社会阶层的分异研究,最后得到社区宜居性分异度指数为 27.6。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社区的宜居度整体评价较好, 市内四区存在较大差异;宜居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于风景 优美的地区,以及商业活动的中心和行政中心所在地等地区。     

东北地区城市宜居性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7-20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宜居性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基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生活、安全6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ArcGIS空间分析法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法,对2007-2014年东北地区37个城市的宜居性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城市宜居水平整体偏低,提高速度较慢,但城市间的差异在缩小。②城市宜居水平在空间上形成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双核”分布模式,以及以长春、哈尔滨和大庆为核心“扇叶”分布格局。③各城市间宜居水平存在较弱的空间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逐年增强。④各单项指标的地域分异与综合水平的地域分异存在差异,不同城市在不同指标下有其优势与不足。⑤在研究社会经济的影响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发现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市政设施建设投资、人均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社区服务设施、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呈正相关,而SO₂排放量则呈负相关。     

浙江省生态环境宜居性测评

本文从地形、气候、水文、地被和自然灾害5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宜居性评价模型,对浙江省生态环境宜居性空间格局、地域特征及其与人口分布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综合评价,以期为协调浙江省人口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人居环境科学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确定省内差别化的区域发展定位提供管理与决策参考。研究表明:浙江省生态环境宜居性总体分布态势呈现出由西南地区向东北地区,山地向丘陵、河谷、平原递减的趋势。生态环境宜居性程度分区中,低宜居性区覆盖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较高宜居性区覆盖面积最广。浙江省生态环境宜居性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对数函数关系,二者的曲线拟合度R2值为0.7547;但是对数函数的系数为负数,说明浙江省生态环境宜居性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浙江省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宜居性指数并不存在明显的响应,大部分人口分布于生态环境宜居性指数较低的地区。浙江省需注重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口分布与生态环境宜居和谐共生。     

湖北省城市经济地域分异规律研究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格局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以湖北省3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定量的角度对各城市经济实力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其分布特征与地域分异规律。地域分异特征有:城市分布密度差异显著,东部相对密集,西部则相对稀疏;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分布较为均衡。地域分异规律主要表现为:自然地域分异决定城市的社会经济分异的基本格局;主要城市特别是较发达城市呈现出沿主要江河沿岸和交通沿线扩展的点轴式的地域分异规律;能矿资源的地域组合及开发决定了能矿工业基地和一些矿业城镇的地域分异;区位、资源、劳动力、技术、市场、政策等要素的地域组合决定城市的经济地域类型与综合实力。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各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应对策。     

基于客观评价的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特征及机制

以北京市宜居要素空间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城市宜居性客观评价的分析框架,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宜居性由服务设施因子、环境健康因子和城市安全因子3个维度构成,且对城市宜居性的贡献度依次递减;(2)各宜居主因子空间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服务设施因子呈明显的内高外低特征,环境健康因子呈东部、北部高和西部、南部低特点,城市安全因子呈多中心分布格局;(3)北京城市宜居性总体格局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且北城要明显优于南城,非参数计量方法进一步揭示出城市宜居性的距离衰减特征和人口密度分布特征具有相似性;(4)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特征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历史发展惯性、市场因素、政策和规划力量等因素共同作用。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对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旅游功能的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旅游功能指数普遍较低,但各功能之间发展较为均衡;② 长株潭城市群的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经济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以长沙市6个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长沙县为主,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芦淞区、浏阳市、湘潭县、宁乡县,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域逐渐减弱的特征,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其功能越弱,生态旅游功能强势区主要分布在茶陵县、芙蓉区、岳麓区、韶山市、炎陵县、宁乡县、浏阳市、雨花区等山区丘陵地带。     

兰州市城市宜居性的参与式评价

宜居性评价,是市民普遍关心的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本文是关于城市宜居性参与式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的论文.一方面,选择模糊数学模型作为评价方法,应用专家意见法,构建了城市宜居性指标与权重系统;另一方面,应用构建的评价系统,以兰州市为例,通过市民参与式问卷调查,对兰州宜居性进行了较系统满意度分析评价.评价结果与兰州宜居性客观水平总体印象基本一致,说明研究方法可行性和有效性,实证研究结果对兰州宜居性提高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一般性规律探索

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是人类社会实践一直追求的目标,而优化城市人口密度是改善城市宜居环境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以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作为主要研究案例,比较不同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研究结果,总结人口密度和城市宜居性的关系规律。研究发现,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助于缩短出行时耗,减少空气污染,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却会延长出行时耗,加剧空气污染,损害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兼顾低密度和高密度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应遵循更具一般性的倒U型规律,即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助于增加城市宜居性;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则会降低城市宜居性。     

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地域分异规律研究

本文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及GIS技术 ,选取反映地区发展状况的 12项主要指标 ,对西部 10 6个地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 ,分析了西部经济社会地域分异特征 ,揭示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文章认为 ,影响西部经济社会地域分异的主要因素包括 :西部自然环境地域分异决定了社会经济地域分异的基本格局 ;农业资源的地域组合决定着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 ;能矿资源的地域组合及开发决定了能矿工业基地和一些矿业城镇的地域分异 ;重要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区域沿主要河流沿岸和交通沿线扩展的点 轴式地域分异规律 ;区位、资源、劳动力、技术、市场、政策等要素的地域组合 ,决定着经济地域类型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在地域分异上较高的相关性 ,导致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不相协调的矛盾十分尖锐 ,生态环境已经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强约束。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大连居民的城市宜居性评价

以2006 年大连市大规模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 运用数理统计和GIS 分析手段, 从“居住安全性”、“生活方便性”、“居住舒适性”、“出行便利性” 和“环境健康性” 五大类指标出发, 首先, 对大连的城市宜居性的综合水平和各要素进行了评价; 其次, 研究了宜居性评 价结果与居民的收入、家庭构成、学历、年龄、性别等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 按照居民的四类社会属性, 利用聚类分析方法, 研究了大连工薪阶层、年轻白领、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等四类人群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差异, 其中, 拥有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工薪阶层和年轻白领对大连的宜居现状满意;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收入偏低, 居住区主要位于市郊和老工业区等, 对大连的宜居性评价较低。     

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

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是以中国自然地理要素的地域分异规律为基础,充分考虑全国人文要素的地域分异性和相似性,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空间层级、相对独立完整、并具有有机联系的特色人文地理单元。是一项基础性、综合性、前沿性与实用性的重要工作。通过人文地理综合区划,将突出中国人文地理要素的地域分异性、地方特色性和复杂多样性,因地制宜地推动人文地理学科发展,为面向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需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为营造重点地区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支撑。本文在吸纳已有的各类自然和人文地理区划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综合性、主导性、自然环境相对一致性、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一致性、地域文化景观一致性、空间分布连续性与县级行政区划完整性等原则,以自然、经济、人口、文化、民族、农业、交通、城镇化、聚落景观和行政区划10大要素为基础划分依据,构建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指标体系,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和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国人文地理划分为东北人文地理大区Ⅰ、华北人文地理大区Ⅱ、华东人文地理大区Ⅲ、华中人文地理大区Ⅳ、华南人文地理大区Ⅴ、西北人文地理大区Ⅵ、西南人文地理大区Ⅶ和青藏人文地理大区Ⅷ共8个人文地理大区和66个人文地理区。该区划方案填补了中国人文地理没有综合区划的空白。各个人文地理大区和各个人文地理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地形地貌属性、气候属性、生态属性、人口属性、城镇化属性、经济发展属性、聚落景观属性、地域文化属性和民族宗教属性。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方案与已经划出的中国自然地理综合区划、中国经济区划、中国农业区划等有较大程度的吻合性,体现出在自然与人文要素双重作用下的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的地域分异规律。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基于村域视角的脱贫成效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贫困与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选择的起点和动力来源。本研究从经济建设成效、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效、生活保障与就业保障成效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经济建设与生活保障脱贫成效指数差异较小,“高、较高、一般成效”区域相间分布,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就业保障脱贫成效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新晃县出列村综合脱贫成效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与地形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特征。③ 新晃县综合脱贫成效主要影响因素为患有大病及长期慢性病的脱贫人数占比、行政村距县城距离、年龄结构、户均收入高于县平均收入户数占比、劳动力状况等。村域发展基础与村域自然要素是影响脱贫成效的基础本底因素,村域人口结构是影响村域脱贫成效空间分异的关键主导因素,而村域发展潜力是巩固脱贫成效的持续推动力。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

构建包含20个评价因子、4 个影响因素和4 个预期修正因素在内的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基于评价因子和预期修正,分别得出单户住宅档次与水平、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区位与生活便利性、周边景观与环境等4 个影响因素强度的得分,并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以2012 年扬州市1305 个小区的平均住宅单价为因变量,4 个基本影响因素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索所有住宅及各子市场价格分异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4 个影响因素强度格局明显不同,住宅自身因素的格局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圈层式分异,而外部作用因素强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西高东低的扇型与圈层相结合式空间分异格局;② 扬州市总体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素是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不同类型住宅子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各不相同;③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是特定住宅类型与档次建设的区位指向、特定收入阶层的空间集聚、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城市居住用地扩展与城市更新的区位指向。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综合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创新型城市是开展创新活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地,是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因而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已进入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但创新型城市建设尚处初级阶段,尚未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质变,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城市还有很大差距。本文以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综合评估对象,采用自主构建的中国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估体系和开发的中国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估监测系统软件,从自主创新、产业创新、人居环境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四大方面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现状做了综合评估,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创新水平偏低,建设创新型国家难度大,87.8%的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与城市经济发达水平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自主创新水平、产业创新水平、人居环境创新水平和体制机制创新水平呈现出与城市综合创新水平一致的空间分异规律。到2020年争取将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建成4大全球创新型城市,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把南京、苏州、厦门、杭州、无锡、西安、武汉、沈阳、大连、天津、长沙、青岛、成都、长春、合肥、重庆共16个城市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成为国家创新中心,形成由4个全球创新型城市、16个国家创新型城市、30个区域创新型城市、55个地区创新型城市和182个创新发展型城市组成的国家城市创新网络空间格局,进而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