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问题与发展趋势,如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恶化等.该文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角度建立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农户空间行为从传统到现代演化的过程和原因,认为农户空间行为变迁是乡村人居环境演化的主要驱动力,而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目标就是从农户空间行为调控的内在机制出发,制定引导农户空间行为的相关政策和建议.     

江汉平原乡村农户就业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当代乡村就业变迁是透视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基于湖北省京山市乡村常住农户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沿循类型—空间—模式的逻辑主线,通过变化率指数、就业转移矩阵揭示案例地区农户就业变迁特征;同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7—2017年乡村农户就业类型已由纯农就业主体演变为兼业就业主导,非农就业增加显著;② 农户就业区位距离衰减特征弱化,村域作为农户就业转移的出发源与回流汇地位突出;③ 村域纯农就业仍是乡村农户就业的主流模式,但就业方式多元化成为农户就业新趋势;④ 农户就业模式选择是农户就业需求、地方就业供给、环境就业媒介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信息。     

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适配性评价——以江汉平原公安县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据以展开的设施及条件,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评价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立足江汉平原公安县乡村抽样调查和访谈数据,以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解析环境供给水平,以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解译农户需求意愿,以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解构供需差异,据此提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方向及路径。结果显示：2017年案例区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聚集分布最大值为44.75%,隶属“中类”,以就业空间与休闲空间可及性最为薄弱;乡村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聚集分布最大值为0.467,隶属“中类”,其中农村自然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最低。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适配性在县域尺度和农户个体尺度均呈“中—中”类型适配模式,但在不同尺度的不同维度表现出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案例地区及相似地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以系统论和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自组织性、周期性和波动性等3个方面总结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演变特征。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将旅游要素流的时空变换作为主要驱动因子,构建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动力模型,其演变过程经历了入侵、竞争、反应和调控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驱动力量和作用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人居效应有差异。其中,入侵过程可看做是旅游要素流的空间集聚对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影响;竞争过程实质上是分化过程和共生过程的统一;反映过程是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对外界干扰的适应与调整;调控过程是厘清乡村人居环境时空格局与旅游发展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路径。     

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以洞庭湖区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城乡复合人居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理论框架,结合独立性权重法和回归分析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测度,深入剖析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离湖区越近弹性形成值越高,离湖区越远弹性形成值越低,呈现“内高外低”的空间分异特征。(2)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反应度测算结果为依据,将洞庭湖区的弹性形成水平从空间上划分为3个环带：华容—临湘环带、澧县—平江环带和石门—赫山环带。(3)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突变、延续、转型等,产生正负作用,从而形成或不能形成乡村人居环境弹性。结合洞庭湖区不同环带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等差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提出相应的策略,在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发展过程中,增强乡村人居环境地域系统的监测、预测和抗扰动能力,不断提升弹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乡村地理学理论前沿探索专栏导读引言

正乡村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以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研究对象,聚焦于乡村资源环境支撑本底系统与乡村生产生活主体系统之间的交互耦合过程,重点分析乡村聚落、土地利用、人居环境、空间组织、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筑与景观和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等的多尺度时空演变过程、内源性和外部性动力交互作用机制,以及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的综合效应和优化调控策略,为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优化重构和繁荣振兴提供支撑。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南方丘陵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以赣州为例

以赣州1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由目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南方丘陵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运用Arc GIS9.3对2013年赣州市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分异进行可视化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在5项一级指标中,社会文化环境所占权重最大,经济指标权重最小,说明在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社会文化是一项重要指标,经济是基础指标;(2)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呈现"单核突出,整体跟进,局部沦陷"的空间格局;(3)表征人居环境质量的各项指标在空间上显示出集中程度不同的空间分异特点。通过对案例区人居环境空间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以期为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并尝试为南方丘陵区同类型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依据,促进该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     

精明收缩视角下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特征及类型划分——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为应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乡村人口收缩的现实,苏南地区提出了一系列引导乡村空间收缩发展的政策。以常熟市为例,基于2005年和2017年乡村人口统计数据和农村居民点矢量数据,定量分析县、镇、村不同尺度下乡村人居空间变迁特征及差异并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发现,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利用集而不约;乡村人居活动和乡村人居空间的变化特征存在不同尺度的差异性;镇域层面人居空间变化存在城镇化主导型、产业主导型、交通主导型、产业-交通复合主导型、政策主导型等五种类型;城镇化、产业、交通和政策是引起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可以从精明收缩视角为苏南地区乡村人居空间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农户行为视角下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机制及重构启示

农户行为转变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量变或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驱动力,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农户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厘清农户行为可为诠释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提供平台。本文在剖析农户行为转变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响应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农户行为转变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响应入手构建指标体系,建立模糊综合评价量化模型,并以重庆市江津区恒和村作为实证,诠释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不同农户行为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的影响程度各异,大体为生产大户>合作社农户>传统农户;不同农户行为对系统运行响应结果的作用差异明显,生产大户行为主要影响乡村生产空间的利用效率,合作社农户行为对提升生产空间系统经济效益作用明显,传统农户行为对生产空间系统环境改善的贡献作用最小。并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视角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合理引导农户技术和资本投入等建议,以实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协调与均衡发展。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 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 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 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 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