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

探讨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行为规律及影响因素,对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揭示了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在给予退出补偿的前提下,愿意进城落户的农户占63.67%,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占47.66%.愿意进城落户的农户中同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占58.90%,占全部愿意退出宅基地农户的78.69%.② 补偿方式,转户进城意愿是正向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决策最重要的因素,揭示了"退有所居"是进城落户农民退出宅基地时关注的核心问题,也说明农户的城镇化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正向互馈关系.职业类型,家庭年收入,宅基地面积等指标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③ 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决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针对愿意转户进城农户,宅基地多置和超标占地农户和非农户,从有偿使用,退出补偿等视角提出了宅基地退出的政策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 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结合k均值聚类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受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② 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人口、家庭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产生影响,收入、婚姻、跨省流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子女个数等因素则产生促进作用;③ 各影响因素总体上呈现带状的空间分异模式,可概括为“E-W”“N-S”“NE-SW”“SE-NW”4种。民族、家庭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递减,参保率、未婚率、二产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子女个数及人均GDP的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递减。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弱,华南地区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对更强。④ 全国可划分为四大影响区,其中,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受多因素共同影响;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主要受人口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及部分中、东、西南部地区,除住房支出外,受大部分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最后,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参与意愿是影响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寻找提高生态补偿实施绩效的对策措施,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进行研究。盐池县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带,承担着区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此背景下选取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特征正向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它还通过自然资本拥有量、环境感知及政策认知,继而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2)自然资本拥有量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3)环境感知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小。(4)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大。最后,基于影响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镇化农民可持续非农生计分析——以晋西北朔州市为例

晋西北属于国家级和省级限制开发区,其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农民贫困问题。2000年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民城镇化现象呈规模性增长趋势,通过形成"城镇化农民生计非农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生态恢复保护"互动关系链,可以为降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人口压力和恢复其生态环境开辟新途径,而这条关系链存在的关键则是城镇化农民的可持续非农生计。借鉴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选取晋西北地区大城市朔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定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负向影响。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均对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产生正向影响;生计资本中只有物质资本对就业性质有影响力。3人力资本对职业层次和娱乐生活丰富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职业层次没有显示出显著影响力,但却对进城务工后的收入增加显示出正向影响力;金融资本对娱乐生活丰富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力。4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对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有正向影响,就业性质则对收入增加有正向影响力。     

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

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而且,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景区情境因素对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采用实证方法,研究景区情境因素对游客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典型案例,从实践、消费、说服和生态管理4方面,设置游客环境行为意愿指标;从设施、氛围、自然环境、服务质量和管理政策5方面,设置景区情境指标;利用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分析游客环境行为意愿的表现和景区情境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游览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具有较强烈的实践型环境保护行为意愿,对身边人员说服型环境行为意愿同样较强,生态管理环境行为意愿受到实施行为本身的阻力和难度限制,行为越简单则意愿越强烈,消费型环境行为意愿相对不明显;同时,景区情境因素与游客环境行为意愿显著相关,不同环境行为意愿的情境影响因素及重要性程度略有差异。     

基本农田用途管制对农民福利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成都和武汉的比较

以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和尚未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湖北省武汉市43个村庄430名受访农民为实证,建立微观经济模型分析基本农田用途管制对不同区域农民家庭农业收入及农业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测算基本农田用途管制给农民家庭造成的福利损失、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农民个体特征及其所在区域特征显著影响基本农田用途管制的实施成效;2基本农田用途管制明显提升受访农民的家庭农业收入及农业劳动力配置,但受粮食作物比较利益低下、农地经营规模等的影响,武汉农民农业收入的相对增加量要高于成都农民,同时作物种植结构等的差异使武汉农民的家庭农业劳动力配置低于成都农民;3经济补偿政策一定程度缓和了基本农田发展权受限给农民福利带来的影响。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整体水平并不高;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而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但内陆部分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与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小城市也已经形成了一批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值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到流入城市和流动人口自身双重力量的影响,流入城市因素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其中,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是核心要素,对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流动人口过于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特征和较高的家庭财富与收入对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城镇居留意愿关乎青藏高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根据来源地是否在青藏高原地域范围内,划分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解析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分异特征,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及其近远程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总体城镇居留意愿不高,仅有约32%的流动人口打算在城镇地区长期居留;除拉萨、西宁和海西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该比例仅约为10%。② 近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远程流动人口,但近程流动人口在多数地区的居留意愿仍低于20%。③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镇医疗保险、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分异与流动原因、社会融合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最后,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的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政策建议。     

基于农民意愿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地流转对策——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证分析法研究影响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从总体上看,对农户农地转入、转出意愿影响显著的共同因素有年龄、不同农地用途、流转补贴,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促进农地流转必须重点考虑农户年龄、农地用途,分别合理设计相应的流转补贴政策;影响农地转入意愿的因素相对较多,不仅包括农户自身情况、家庭情况,还要考虑要素禀赋以及农地流转补贴、中介作用等因素,而影响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相对简单,转出农地的现实性相对较大。根据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非规模经营户和规模经营者农地流转意愿,分类制定合理有效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是促进农地流转的关键。     

中国城乡居民创业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创业意愿受区域环境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运用多层混合效应logistic模型,从区域创业示范效应、教育背景和风险偏好三方面探讨城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区域示范效应促进东部城市居民创业意愿产生,但对中西部城市及农村居民无显著影响。② 城市中高学历居民更难产生创业意愿,东部农村居民创业意愿与教育背景无关,在中西部农村,高学历促进创业意愿产生。③ 城市中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居民更可能产生创业意愿,但当居民风险容忍度高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创业意愿的可能性不再改变,且东部城市的容忍程度门限高于西部城市;而在农村,偏好更高风险不能促进创业,仅当居民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时才会抑制创业。     

异地养老、家属随迁与中国流动老人居留意愿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2类典型流动原因（异地养老、家属随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异地养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家属随迁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比家属随迁群体更高;2）流动群体内部因素和流入城市外部特征共同影响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3）不同流动原因的流动老人居留意愿选择呈现差异化的机制,家属随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家庭为核心,城市自然舒适度等外部环境对其产生一定补偿效应;4）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个人养老目的为核心,依赖于城市群的政策利好及便利养老设施等外部条件,且受流入地社会网络联系影响更显著。     

基于扎根理论框架的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研究

兼业型农户即将务农和务工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户,是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一种普遍社会形态,也是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潜在群体。为探索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中国中部的兼业型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搜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农村吸引力和城市吸引力、社会网络关系分别作为内驱因素、外驱因素和调节因素对农户的城镇化意愿产生主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可为政府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成效和提供政策依据和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