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业与地区发展及民生改善协调关系研究

以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31个省域为实证分析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从时空角度对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探知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调关系和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旅游业、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综合评价值持续上升，前者增长较慢，后者相对较快，旅游业发展滞后于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二者耦合协调系数稳步增加，但整体水平不高；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梯级递减，南方优于北方的空间分异规律；旅游业系统对于地区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其中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旅游专业化程度和旅游院校学生数是影响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和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协调关系

资源型城市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关注点，旅游是资源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探究二者协调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从双向视角探究了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与旅游发展协调互动关系。选择典型资源型城市——六盘水市为研究案例，实证研究发现：1）2000—2017年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都呈现出阶段性增长态势,但旅游发展相对滞后，二者差异呈现出趋于同步——迅速扩大——缩小的发展态势；2）2000—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耦合度除2000年（0.614）外，其他年份均在0.85以上，表明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相互作用强度较高。3）从协调度上看，2000—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协调性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协调程度从重度失调（0.1707）发展到优质协调（0.9891）。以2005、2011和2015年为临界点划分为失调、逐步改善、优化提升和协调发展四个阶段；4）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演化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极高，但旅游因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作用（95.60%）高于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发展的支撑力（90.37%），二者存在互馈耦合的一般特征且表现出明显的旅游产业发展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支撑效应。建议从统筹生态文明与旅游发展步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部门协同合作等两方面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之间联系密切,研究根据二者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空间自相关、重心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中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2008—2018年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绿色发展和动能转换综合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空间异质性显著,东部沿海地区水平最高。② 各省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逐步形成东部沿海地区为轴带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川”字阶梯型发展格局。③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位于“低-低”类型区域的省份最多,高值和低值区域趋于两极集聚分布。④ 2008—2018年耦合协调度的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迁移,耦合协调度呈向西南方向分散的态势。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分散态势,中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西部地区呈东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

自然、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开发提供条件,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力量。运用线性加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 尽管云南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两系统具有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需增强,空间分布格局有待完善。② 从局部演化特征来看,除滇中和滇东南旅游区,其余四大旅游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③ 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具有“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而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协调关系——以六盘水市为实证案例

资源型城市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关注点,旅游是资源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探究二者协调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从双向视角探究了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与旅游发展协调互动关系。选择典型资源型城市——六盘水市为研究案例,实证研究发现:1)2000—2017年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都呈现出阶段性增长态势,但旅游发展相对滞后,二者差异呈现出趋于同步——迅速扩大——缩小的发展态势;2)2000—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耦合度除2000年(0. 614)外,其他年份均在0. 85以上,表明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相互作用强度较高。3)从协调度上看,2000—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协调性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协调程度从重度失调(0. 1707)发展到优质协调(0. 9891)。以2005、2011和2015年为临界点划分为失调、逐步改善、优化提升和协调发展四个阶段;4)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演化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极高,但旅游因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作用(95. 60%)高于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发展的支撑力(90. 37%),二者存在互馈耦合的一般特征且表现出明显的旅游产业发展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支撑效应。建议从统筹生态文明与旅游发展步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部门协同合作等两方面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过程与格局

实现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沙漠旅游主导型省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构建沙漠旅游主导型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以及ArcGIS空间可视化表达方法对2009—2018年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过程与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各市发展程度差异显著;耦合协调度指数由2009年的0.3121上升至2018年的0.5655,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断改善,趋向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程度由低水平失调的旅游经济滞后型发展为高水平协调的生态环境滞后型;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变化明显,且差异显著;剪刀差整体演化速率较为稳定,波动趋势极为平缓,表明两系统演化速率差异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而耦合度夹角在45°—90°波动变化,表明两系统正处于协调发展阶段。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中国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法、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全局和局部空间视角分析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地带性差异显著；空间相关性愈发明显。② 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误差（SEM）和空间自回归混合模型（SAC）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制度变迁、资本因素与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③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估计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作用明显，产业结构由东南和北部边缘地带向内陆递减；资源禀赋以西北部为核心逆时针扩散；制度变迁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一高一低”两极对峙；资本因素沿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顺时针递减。④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包括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资本驱动力和制度变迁调控力。     

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

本文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分析2005—2019年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值呈上升态势,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快于人居环境,但人居环境指数整体高于旅游城镇化。(2)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中级协调区域居多,2017年以后演变为高级协调,耦合协调类型逐渐由旅游产业滞后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3)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极不均衡,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以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为主轴的链状式空间关联格局。(4)耦合协调度差异是不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旅游收入是主导性驱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本性驱动,A级景区数量是原生性驱动,其中国际旅游收入与A级景区的交互影响作用解释力最强。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与旅游业耦合发展研究

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与旅游发展的协调动力机制是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内生互馈动力机制-交通网络演化对旅游发展的驱动效应、旅游发展对交通网络演化的反馈效应实现滇中城市群交通与旅游发展内生耦合发展;同时,又通过外部激励驱动机制-自然地理环境“约束-吸引”机理、政府政策导向机制、社会经济发展聚集-扩散机制刺激滇中城市群交通与旅游发展耦合发展。实证研究表明滇中城市群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强度较高,交通优势度与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协调性较好,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并提出建立交通旅游相协调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构筑完善的旅游交通网络格局、完善与交通网络相协调的旅游集散中心体系建设等交通网络与旅游发展协同演化建议。     

西南边疆山区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态势研究

本文选择云南具有代表性的西南边疆山区为研究对象,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和交通可达性三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2011年各地州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与比较;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云南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及协调发展度测度研究,并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区划分。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云南省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主要政治经济中心辖区及邻接县市为核心向外围地市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极化态势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交通区位和地形条件制约;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测算及其时空差异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就业效应大,而且对其他行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更为显著。本文结合旅游剥离系数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旅游产业发展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测算模型,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其时空差异演变,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实证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产业间接就业带动规模从2000年的2684.6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4894.9万人,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显著提高;各省份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存在明显差距,总体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纵向比较来看,旅游间接就业带动作用有效突破了胡焕庸线的约束,但带动作用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对不同产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差异显著,其中,对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最突出;旅游行业内部比较来看,旅游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讯业、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处于主导地位;旅游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总体差异呈收敛趋势,这种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距。     

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构建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模型及其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以云南省为典型案例地，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等分析2009—2018年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和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① 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相关系数大于0.8，回归系数为正，两者显著正相关，存在较强的耦合协调关系。② 整体上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高，但各州市二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较大，具有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③ 除接待服务和政策环境因素外，自然环境、旅游交通等正向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影响程度“旅游交通与接待服务>人力资本>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旅游宣传”。④ 针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类型，研究提出完善旅游产品开发、提高旅游交通便利性和加强旅游宣传等促进旅游旅游资源与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及其耦合机制

利用2013—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基建”发展水平及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中国“新基建”及其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偏低,其中以“创新基建”发展水平最低;总体看,各省（市、区）的“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且其失调风险趋于扩大;历年各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锁定效应,并在数量分布上呈耦合水平两头区域少而中间区域多的“橄榄”形结构,且多数区域的“新基建”领先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子系统来看,“信息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锁定效应最强,“融合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发展突破了“橄榄”形结构,“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最低,而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强省的3类耦合协调发展均具辐射引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除自身因素驱动效应外,经济集聚、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等能不同程度促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