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对县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搜集福建省58个县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机制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同时考虑空间邻接和区域通达时间距离两种权重来检验高铁开通对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福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高铁缩短城市间的通达时间比简单的相邻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大;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均为正,并且前者小于后者,福建经济增长主要以劳动力带动为主;高铁开通前后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开通后的溢出效应小于开通前,这有利于地区经济向均衡方向发展。     

高铁开通、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选取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分析高铁开通对广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对广东地区经济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铁开通不仅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对广东各城市经济的融合与协同发展、优化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具有积极作用。广东地区间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形成、工业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反映出虽然广东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地区间具有较好的经济、产业协作与联动,有助于广东整体经济发展。     

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高铁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目的地可达性,民族地区交通条件落后但旅游资源独特,高铁开通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抑或加剧发展差距,亟待检验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基于2000—2017年中国20个民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国内旅游总人次和国内旅游总收入分别平均增长16.52%和23.29%,对站点地区具有增长效应,但对地区间旅游业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不具有分配效应,表明高铁开通能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具有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未观察到虹吸效应和过道效应;动态性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效应在开通后第一二年仍显著,而分配效应均不显著。     

兰新高铁沿线县域可达性时空收敛效应与经济潜力特征分析

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经济潜力和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和模型，综合分析了兰新高铁运营前后沿线县域可达性时空收敛效应和经济潜力特征变化。结果表明：（1） 兰新高铁开通运营后，沿线91个县域单元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缩短33.46%，呈现“核心—边缘”结构，中小县域的可达性优化作用总体上强于核心城市。（2） 高铁站点城市及中心城市可达性提升存在明显的“节点效应”和“廊道效应”。高铁站点及其附近地区的可达性收益最多，时空收敛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地理距离衰减规律。（3） 区域经济潜力整体呈均衡化发展，激发沿线城镇经济发展潜能，经济潜力演变等级性和层次性特征愈加显著。     

中国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形成机理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2)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3)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4)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京沪高铁对沿线城市地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基于2005-2013年地级面板数据

基于2005-2013年47个地级行政单元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本文分析了京沪高铁的开通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相邻非高铁城市，京沪高铁显著地促进了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这些高铁城市的经济增长也带动了其他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京沪高铁的开通也显著地促进了京沪高铁经济带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此外，相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京沪高铁的建成对经济发达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说明随着京沪高铁的开通，经济扩散和经济集聚是同时并存和同时发展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口集聚因素是促进京沪高铁经济带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以下依次是投资和出口。投资和人口集聚因素对整个经济带的经济促进作用在增强，而出口因素的作用在下降。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地级市空间溢出效应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地级市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县域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评估这种影响对于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对河南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历程及省直管县（市）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县域产业结构的计量模型,采用2004—2016年河南省县级单元的相关数据,研究了直管县体制改革带来的不同类型扩权以及省直管县（市）所在地级市溢出效应对于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省直管县（市）的深度访谈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① 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加快了县域第三产业的增长,而社会管理权限的下放则全面抑制了所有产业的产出水平。② 农业和非农产业受到所在地级市溢出效应的影响是相反的,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会加剧溢出效应。越是相对欠发达的县域,农业受到的涓滴效应越明显;越是相对欠发达的县域,非农产业受到的极化效应越明显,且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为显著;③ 宜对更多县域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但对社会管理权限的下放则应慎重。地级市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地区,应当分别选择农业比重较高的县域和非农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域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测算与空间格局变动--以成渝地区为例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测度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水平并探索其空间格局变动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4倍、2.14倍,整体处于较大压力状态,并呈上升趋势,县域人口年龄结构升级态势明显,区域内部由隆升结构向隆升—塌缩并存转变。2)成渝地区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呈“一带两圈”分布格局,成都、重庆都市圈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较小,中间地带压力较大,并呈连片分布、逐渐扩散态势。3)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具有较强空间集聚性,形成“3+2”压力集聚区,渝东北、川东北、川南地区为三大压力高值集聚区,成都、重庆两大都市圈为压力低值集聚区;压力增长呈“西快东慢、北快南慢”格局,成—德—绵经济带的边缘县域压力增长较快。4)决定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服务化、老龄化,工业化、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程度,净迁入率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将修正的Conley-Ligon模型与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法相结合,探讨了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及其对经济水平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县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紧密相关的具有梯次性特征的核心-外围结构,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出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获取了正向溢出效应,但总体上县域溢出效应的类型以负向溢出为主;受溢出效应的空间格局和以负向溢出为主要类型的影响,京津冀县域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变的概率较小,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域难以发生类型的转移,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移的县域多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邻接地带;在邻接县域间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下,相邻县域的经济水平类型的转移具有显著的同向性特征。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机理——基于要素转移与共享的视角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高铁的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降低了区域要素流动的成本,带来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高铁的网络效应会强化中心城镇的区位优势,形成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扩大城镇发展的不均衡。传统基于地点可达性测度的“土地利用-交通交互作用”理论难以解释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网络效应。本文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基于“转移型”（具备时空排他性,例如资本与劳动力）与“共享型”（无时空排他性,例如信息与技术）两类要素流,解析“高铁网络–要素转移与共享–城市群空间结构”级联作用路径;以武汉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区,利用互联网位置服务平台提供的人口迁徙等大数据资源识别并测度城镇间要素转移与共享空间特征,综合应用空间交互模型、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实证高铁网络对要素转移与共享,以及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武汉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高铁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从周边中小城镇向中心城市转移,从而对武汉市经济具有明显的极化作用,对武汉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挑战;同时,高铁也促进了信息与技术从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给地区经济转型带来了...     

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以浙江省65个县域单元为例,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2004—2016年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整体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局部空间关联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中心市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浙西和浙南等地。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考察其演化路径时不可忽视空间效应的存在。② 浙江省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每增长1%,将会带动邻近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分别增长0.192%和0.249%。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交通条件等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忽视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强度。③ 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充分关注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特征,将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因素齐抓并举,方可实现县域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准确度量高铁站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于布设高铁站点、规划高铁新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解译了2017年前开通的527个高铁站点（对应180个城市）周围地区2004—2017连续14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高铁站溢出效应,并解析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层面,中国高铁的投运使站点周围区域经济活动强度提升约4.7%,其中东部地区高铁站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同城高铁站及机场的存在会削弱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其中机场和高铁站的竞争关系在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第三,城市规模与高铁站溢出效应呈非线性关系,特大城市的高铁站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高铁站溢出效应。此外,与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三大都市的距离是影响高铁站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站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甚至为负。上述结论可为高铁站选址、高铁新城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分析

明晰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特征、发挥经济比较优势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苏省县域尺度1997、2002、2007、2012、2017年5期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乡村转型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时空耦合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先下降后逐渐回升,高速转型地域单元南部扩散趋势明显。研究末期苏北地区乡村地域功能中高速转型单元热点集聚,苏中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发展程度有待提升。(2)江苏省县域乡村经济增长空间集聚效应逐渐增强,苏北地区县域乡村经济加速增长成效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均衡化和辐射扩散趋势明显。(3)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格局具有基本一致性,研究初期的高水平协同发展演化为研究中期的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末期再次形成有序优质协调发展。二者耦合协调作用形成6种空间协同类型,具体为经济滞后区、协同滞后区、经济提升区、转型提升区、优化升级区和先行发展区。     

内蒙古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空间匹配研究

从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空间匹配的视角出发,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2001、2005、2011年内蒙古县域单元的人均GDP和区域开发程度(RDD)指数空间分布特征,借助改造后的波士顿矩阵划分县域单元的空间匹配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各类型单元发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均呈现东西部空间分异显著的特征;(2)县域单元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在空间上不完全匹配,区域开发集聚效应在时间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3)改造后的波士顿矩阵可划分县域空间匹配类型单元为热匹配型、开发主导型、经济主导型和冷匹配型四类,并分析了各匹配类型单元的特点;(4)资源禀赋、路径依赖和资本逐利性等对各类匹配单元的发展和空间分布影响深刻。     

欠发达地区经济空间结构及其经济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分析了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省经济正处于空间集聚过程,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式。通过建立模型对河南省经济空间集聚格局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表明,总体上河南省县域间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只有在高水平县域集聚区,县域经济增长与相邻县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现出区域之间的经济溢出效应。     

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的MGWR探测

人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其收缩态势关系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平稳性。基于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数据，利用年均人口变化率公式测算人口收缩的空间态势，并选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定量探讨贵州县域人口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2008—2012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增长显著，尤其西部与南部地带；2013—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锐减，且主要集中在西南部重度石漠化区域。（2）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类型以阶段收缩为主，持续增长次之，持续收缩最少。（3）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各因素对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政府财政支出是人口收缩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起伏度次之，到地级市中心距离和到省会距离影响较大，非石漠化地域占比、人均GDP和二三产值占比影响相对较小。     

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格局及影响因素

增长与收缩是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议题,然而其判别标准与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论文构建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的判别标准和理论(驱动力—结果—响应)分析框架,利用统计数据与NPP/VIIRS系列遥感数据,借助Arc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和广义加性模型探究黄河流域5268个乡镇增长与收缩的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并存,人口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几字湾”地区,经济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地区,关中、中原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人口—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乡镇增长与收缩可分为持续增长型(6.4%)、转型增长型(5.8%)、缓慢增长型(42.4%)与持续收缩型(45.4%)4种,增长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收缩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其中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城市的乡镇增长态势明显,资源型城市收缩型乡镇所占比重较大。自然条件的多个阈值表明平原地区、高海拔地区的乡镇均存在增长优势,规模经济与交通区位整体对乡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涓滴效应与外部性会造成乡镇的收缩。不同增长与收缩类型的乡镇应当探索因地制宜的增长与转型路径。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是政府重新配置空间资源以达到优化空间结构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然而,当前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搬迁的谨慎态度与地方政府热衷搬迁的现实行为产生了矛盾,增强了对该政策评估研究的强烈需求。同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且缺乏大样本实证证据。本文选取199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检验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发展因素会调节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异质性结果。其中,搬迁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干预等城市发展因素会放大搬迁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建设用地增长率会缩减这一效应,而城市规模对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从时间效应上来看,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并在搬迁约7年后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本研究不仅直接检验了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为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学术依据,也对评估地方政府驻地搬迁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矢量—栅格集成法的厦深高铁影响空间分布——以广东东部地区为例

提升区域可达性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可达性分析成为评估交通网络建设效益及制定决策的重要内容。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模型的不足,本文采用模拟精度更高的矢量—栅格集成法,以厦深高铁为例,分析高铁开通前后广东省东部区域可达性变化程度和空间分布,探讨高铁对研究区域不同尺度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厦深高铁显著提升区域交通可达性,但不同站点间提升程度有所差异;高铁对区域可达性影响具有显著的隧道效应,可达性变化较高的空间分布方向与厦深高铁一致;厦深高铁对区域交通可达性的公平性和区域产业发展都将产生一定影响,高铁对中小站点地区发展的刺激作用将是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