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长株潭地区现有3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177个建制镇及360多个集镇,是湖南省城镇发育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我国中南部地区极富个性的城镇密集区。核心城市三足鼎立,“井”字形城镇轴带组合初具规模,南部地区缺乏次级中心城市、空间演化处于集聚-扩散阶段是该区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认为,为实现长株潭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应构建由四级中心构成的城镇等级系统、由三级轴构成的城镇轴带系统以及由3个圈层构成的圈层结构,应合理布局市（镇）际绿色开敞空间并加速通道网络建设。     

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研究

基于统计学和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的城镇规模级别分布维数、空间关联维数、空间集聚维数等分形维进行计算与分析。3项指标的相关系数都较高,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自组织现象明显,存在空间分形结构和分形特征;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具有规模分布较均衡、城市分布交通指向性明显、城市空间关联较弱、城镇体系内各城市向中心城市高度集聚等基本规律与特征。针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相关的优化调控措施。     

广佛都市圈网络外部性的城镇借用规模绩效检验

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环境下,借用规模可以使城镇突破地理距离和规模等级限制,通过网络联系实现城镇经济的共同增长。基于理论辨析,以城市网络的借用规模效应为视角,检验网络外部性下城镇借用规模绩效对城镇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回顾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广佛都市圈城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偏离均值标准差倍数的方法解析区域绩效、集聚阴影等特征;其次,基于城镇规模、借用规模、交通网络通达性、科技创新外溢性对城镇经济增长的耦合作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网络外部性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镇既有人口规模越小,区域绩效值越低,10万人的人口规模是绩效特征的分界点,大于和小于10万人的城镇分别呈现出借用规模绩效和集聚阴影特征;② 基于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和企业网络点度的区域绩效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式空间特征,且基于企业网络点度检验的空间分异特征更为突出;都市圈主城区近郊圈层城镇的绩效较明显,而主城区远郊圈层城镇的集聚阴影现象显著;③ 新增注册企业数的绩效与城镇既有规模关系最为紧密,与区域交通枢纽、借用规模、借用绩效、跨镇合作专利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依次降低;区域交通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集聚,并通过网络外部性效应影响都市圈的城镇化发展。     

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开发与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结构重构

以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开发规划为例,采用层次(AHP)分析法,提出了由经济区位、水运能力、综合交通条件和产业发展潜力等4个方面13个因素所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预估西江黄金水道开发规划对区域内各城镇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其具有轴向集聚性和轴线分异性,因而不同次区域应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同时,本文对反映不同的城镇发展战略与重点的"金三角"、"倒T字型"和"中心辐射型"等三种空间结构进行综合比较,认为广西城镇体系规划原来所提出的"中心辐射型"空间结构已不适宜,而"倒T字型"模式和"金三角"模式各有优缺点,可将它们进行组合集成,构建特色鲜明、疏密有致的城镇体系。     

基于水资源约束的西北干旱区城镇体系形成机制及空间组织——以河西走廊为例

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例,探讨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约束下城镇体系形成与发展机制及其布局特征和空间组织形式。研究认为,合理的城市与城镇区位选择了相对优越的自然区位,古“丝绸之路”的开通造就了城镇体系的原始基架,矿产资源的空间组合控制着工矿城市与城镇的合理区位,交通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城市与城镇化发展进程,行政干预成为城市与城镇形成发展的推进器。城镇体系形成与发展的空间组合特征表现为首位城市不明显,等级规模偏小,城镇化水平及进程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职能单调,以资源加工和集贸为主,城镇密度偏低,空间布局聚集于第二欧亚大陆桥附近。受水资源限制,未来城镇体系建设建议采用“一核四极”,“一轴三带”、“百镇同兴”的“卅”字型城市空间推进模式,即将酒泉-嘉峪关-玉门三个城市合并为一核,作为河西走廊惟一一个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人的大城市,将敦煌升级为地级市,与张掖、武威和金昌一并建成河西走廊四大中等城市,将由兰新铁路、312国道组成的西陇海兰新经济带河西段作为城市发展“主横轴”,将石羊河流域生态经济带,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和疏勒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作为城市发展“主纵轴”,通过撤乡建镇等途径,将现有的85个城镇扩展到100个,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星罗棋布的“卅”字型网络状空间布局模式。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空间地域结构

以河南省997个城镇数据、近900条交通线数据、127个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节点(各级城镇)发育程度、交通网络联系强度、基质发展水平三方面讨论城镇集聚程度,并在空间分布上进行不同级别的划分。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中原城镇密集区的不同地域结构进行了空间界定:(1)核心区,包括郑州市区、巩义市、新郑市等13个县域;(2)次核心区,包括登封市、中牟县、新乡县等12个县域;(3)潜在核心区,包括开封县、杞县、通许县等18个县域;(4)外围区,包括洛阳市南部、平顶山市南部、新乡市北部等所辖14个县域。其中,核心区人均GDP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04倍,人口仅占全省总额的12.22%,GDP总量占全省总量的25.93%。中原城镇密集区今后除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加强城镇联系强度、提高区域经济实力外,还要进一步关注城镇密集区发展的薄弱区域。     

环渤海地区城市密集区的空间识别与集聚特征

在探讨城市密集区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以环渤海地区118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空间识别确定了6个城市密集区范围;利用城市GDP和人口数据,借助Theil系数、城市基尼系数和首位城市集聚度等方法,从空间差异、集聚程度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城市密集区的集聚特征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以城市等级和社会经济数据为筛选标准确定了北京、天津等7个中心城市、38个标准市和77个其他城市;(2)以2 h通行时间确定了以京津、石家庄、沈阳、大连、济南和青岛为核心的城市密集区范围;(3)Theil系数表明环渤海地区整体差异较小,其中城市密集区区内差异大于区际,内部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超过91%;(4)集聚类型划分中,京津地区属于强单中心,沈阳、大连和青岛地区属于弱单中心,济南和石家庄地区被归入弱多中心类型;(5)京津城市密集区强大的集聚效应破坏了"石家庄—黄骅"的双核结构链,重新构建了区域的经济结构格局。     

中部地区“轴—辐”物流网络构建——基于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的分析视角

现代物流业作为中部地区的支柱产业,对其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物流网络的科学构建则关系到经济空间格局的走向。通过建立物流网络指标评价体系,分析得到各研究单元的物流综合实力评价指数,确定不同等级的轴心城市,根据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测度节点到物流中心的时间成本,选用潜力模型划分轴心城市辐射范围,构建了中部地区"轴—辐"物流网络体系。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已经形成以武汉为一级轴心城市,长沙、合肥、郑州、南昌、太原为二级轴心城市,芜湖等19个地级市为三级轴心城市,其他地级市(州)和县级城市为边缘物流城市的物流网络。从物流网络的影响范围来看,各省辐射范围基本与行政界线相吻合,区域内节点与轴心之间联系紧密;从分区域来看,物流网络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区域联系不紧密等问题。     

基于分形理论的新疆干旱区绿洲城镇体系研究

城镇体系具有自分形性。运用分形理论,对新疆干旱区绿洲城镇体系等级规模与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验证了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和空间布局均符合分形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的分形结构在空间上是从核心城市向边缘地区扩散发育的分形结构;第二,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空间城镇分布情况只在局部空间存在分形,空间结构虚有框架但缺乏内部联动,整体结构不佳;第三,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较为松散,首位度过高,人口金字塔呈"倒三角"结构,城镇体系发育不成熟,交通可达性对分形具有缓冲的效果;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近来主体功能区思想,对城镇体系结构优化提出建议。     

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识别方法及案例分析

通过分析城镇之间的空间关系,探讨了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定量化识别方法。该方法包含3个步骤：一是通过人口、产业或交通优势度的分析,识别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城市、城镇或城镇集聚区（空间节点）。二是以空间节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及其未来发展变化情况为依据,利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展现城镇之间的空间关系（空间联系）。三是确定城镇空间影响范围,进而确定城镇空间体系的整体架构（空间圈域）。以广西西江流域7个地级市为例,运用该方法,分析了2000年以来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及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对区域城镇体系产生的影响,对未来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化进行了预测。     

武汉城市圈建设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研究

自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以来,湖北省政府以将城市圈"一强众弱"的畸形结构转变为"一核多强"的合理结构为总体目标,采取了一系列"一体化"建设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否推动了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极化趋势的缓解,值得检验和深入研究。该文在运用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理论对武汉城市圈建设对其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定量分析武汉城市圈建设前后其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建设后,其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集聚趋势正在减弱,武汉城市圈已进入扩散性极化阶段;武汉城市圈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缓解其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极化趋势的目的。     

河南省城镇体系空间优化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引领河南省城镇体系整体加速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而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结构又是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首先,以河南省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共126个单元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城镇密度法和分形理论研究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结果显示:河南省城镇体系呈现城镇密度分布不均、中心指向性集聚等特征。其次,从豫中、豫北、豫西、豫东、豫南五大区域层面,采用不平衡指数法分析区域间城镇化差异,探讨土地、产业、经济、人口等要素的优化调控。最后,结合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等发展契机与机遇,提出科学规划城镇体系、合理调整空间布局、发挥区域自身优势、促进"三化"协调发展、加强生态城镇建设等空间优化的对策建议。     

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

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各县市城市人口数据,结合ArcGIS和SPSS等分析工具,采用城市首位指数、分形等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金字塔”趋于合理;2）城市间人口规模的相对差距在扩大,绝对差距在缩小,城市等级规模趋于合理;3）城市首位度较高,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城市分布;4）城市规模分维数较小且下降明显,大城市发展快于中小城市,城市发展总体处于集聚效益加速凸显阶段;5）城市规模空间体系演变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圈层集聚性以及轴线指向性等特征。最后指出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存在特大城市数量过少、城市规模偏小、城市人口发育南北差距过大等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闽台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分布对比研究

从AsTER卫星影像中提取城镇建成区空间信息,采用城镇用地规模代替人口规模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和分形理论对闽台两地城镇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位序-规模法则能很好地描述福建省和台湾省城镇用地规模分布特征.(2)相比于全国和其他区域的研究而言,闽台两地城镇体系较简单、总体规模小,而且主要集聚分布在闽东南地区及台湾西部地区.(3)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福建省,未来城镇用地规模特别是中心城市规模将会迅速增长.     

新世纪湖北省城镇空间发展战略及对策

21世纪湖北省城镇空间发展研究是以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湖北省城镇空间发展的“一点二线,占轴开发;实内拓外,圈层扩展;多重循环,交叉推进”的模式,其依据主要是：①从区位理论看,湖北省武汉市地处中国中部,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承东启西、南北交流的枢纽作用,武汉就是湖北省乃至长江中游的极核城市;②从经济区位来看,“两线”交汇于湖北省的经济增长极核－武汉,“两线”地带集中湖北省的大部分工业、农业、人口和城市;③湖北省盆状地形,向心状的水系,向心状的土地利用以及向心交汇的综合运轴网络,构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集聚与扩散的层状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构想今后一段时间内湖北省城镇空间组织的格局及建设层次,即武汉（一级）－襄樊、荆州、宜昌、黄石（二级）－十堰、荆门、鄂州、随州、恩施、仙桃、枝城等（三级）。     

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1985、1990、2000和2007年的非农业人口,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系统研究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的演化.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虽为"双核"结构,但一直处于分散发展趋势,京、津两个巨型城市的非农人口占京津冀都市圈的比重日趋下降;京津轴线为京津冀都市圈最重...     

东中部地区城市人口、经济与城市建设用地的非均衡与协调性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东中部地区261个地级市统计与土地利用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变异系数和三元协调度模型分析其城市人口、GDP和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集聚态势和非均衡变化过程,揭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程度。结果显示：（1）城市人口、GDP和建设用地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2015年的值大于2000年的值,显示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在2000—2015年集聚特征不断加强;（2）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分别从2000年的1.38和0.91下降到2015年的0.96和0.70,地均GDP从1.32上升到1.77,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和地均GDP的差异在逐步减小,但地均GDP的不均衡性却在增大;（3）2015年,共有171个地级市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小于1.12且人均城市用地小于115m²,但有104个地级市地均GDP在1000元/m²以下,表明虽然绝大部分地级市城市化规模和速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城市用地经济产出仍然相对较低;（4）90%以上地级市的城市人口、GDP和城市建设用地三者在两个研究时间段内处于协调发展状态。     

基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河南省区域发展空间非均衡性研究

基于城乡、区域关联的"要素流"视角,构建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指数,运用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对2000—2017年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呈现以郑州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且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从整体和分经济区(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和豫西、豫西南经济区)都表明河南省区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极化现象,且随时间的推移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加剧,基尼系数在2005年(0.500 3)迈入发展的差距悬殊阶段(基尼系数0.5～0.6),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行政层级与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而导致各地级市的区位优势度的差异和动态变化,进而导致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空间分异、极化及其时序演化。     

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差异时空特征及影响机理

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泰尔指数、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了1996―2008年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特征,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1996―2008年,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总体差异波动增大,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重心向西北偏移;2）广东省各城市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差异显著,空间格局上存在较明显的集聚和峰值效应;3）广东省各城市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相对发展速度差别较大,按基础水平和提高速度的差异划分为4种类型区,其中基础高密度提高较慢类型区和基础低密度提高较慢类型区涉及城市数量较多;4）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本与劳动力投入规模的增大、交通区位的改善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将会得到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