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多尺度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及互馈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18年长三角地区跨国、跨区以及区内企业异地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长三角地区多尺度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及其动态互馈效应。结果表明：① 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分别处于初步发展、稳步发展和完善发展阶段,各尺度网络均呈现出区域化倾向,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网络空间结构正在形成。② 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提升能够促使其融入全球和全国尺度城市网络,反之,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提升却未能促进其进一步融入长三角内部城市网络,融入全球尺度城市网络甚至对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多尺度城市网络互馈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并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耦合。     

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8年企业股权关联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马尔可夫链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从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各尺度的城际投资规模大幅提升,与关境外地区、关境内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内的投资联系分别呈现服务业驱动型、制造业驱动型和行业均衡型特征。② 各尺度城市投资网络呈现区域指向性和多中心演化特征,上海、杭州、南京等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发挥对外辐合全球和全国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内部辐射区域的作用。③ 与关境外、关境内和区域内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空间分布不均,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空间结构逐渐凸显,并分别呈现低水平区集中连片分布、改善空间先沿海后内陆扩张、中低水平区广域化扩张的突出特征。④ 城市投资联系水平整体呈现向邻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态势,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的难度随之增大,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也随之增强。地理空间格局在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状态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⑤ 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城市行政级别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创新能力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时间距离对全球和全国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影响显著,经济全球化仅对全球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定量测度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发展动力由内部功能集聚转向外部关系协调,城市间的关联作用愈发重要,成为“城市的第二本质”。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空间计量模型逐渐成为城市网络外部性定量测度的主要方法之一。从研究设计角度,空间计量模型作为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定量建模工具,存在至少两方面的问题：城市网络外部性的非对称效应和城市网络的多尺度问题。本文结合城市网络外部性测度与建模,首先阐述如何规范地解读空间计量模型参数及其与网络外部性测度的对应关系;其次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实验论证非对称城市网络外部性和多尺度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建模方法。研究表明：(1)忽视城市网络外部性中潜在的非对称效应会显著降低模型参数估计的准确性,本文开发的非对称空间效应模型（Asymmetric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ASEM）可以准确识别网络外部性的非对称效应,给出更加准确的参数估计;(2)忽略现实存在的多尺度网络效应,只在单一尺度对网络效应建模会造成参数估计失真,而空间多尺度统计模型（Hierarchical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HSAR）为多尺度网络外部...     

基于物流企业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结构

物流企业是承担城市间物流配送任务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在全球城市网络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基于物流企业关联的城市网络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以全国百强物流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为基础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生产/生活性物流功能的长三角地区空间关联格局呈现出“一体两翼”(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发展态势,并有逐渐向苏中和浙南等地区扩展的趋势;“一主两副”的空间结构正逐渐被打破,并呈现出“Z”字形向“一轴多极”的网络空间结构转变和中小城市跨区域的空间关联存在断层等新特征;在企业利益最大化与交通信息技术变革的作用下,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形成主要受到GDP与城镇化率的影响。     

社会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

以长三角16个城市为例,通过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网络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对长三角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密度为0.533,规模为128,直径为3,网络密度处于中等水平。上海（舟山、台州）在中心度指数、权力指数、结构洞水平、核心度等指标上得分处于优势（劣势）地位,位于整个网络的核心（边缘）。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各城市旅游业空间聚类态势与网络特征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各城市在网络中相对位置的优劣,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能够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为研究区域旅游空间差异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深化城市网络空间特征的认识,科学测度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对推进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城市网络和网络外部性两种研究视角,基于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信息网络、企业网络、人口网络三种流要素城市网络,对中国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的网络空间异质性、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中心-外围”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和省域、城市群范围两种尺度下的空间结构,表现出兼具择优选择与地理邻近的复杂特征;网络关联下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反映出网络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对比实体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地理邻近关系下的相似性,以及跨越省级边界的差异性;对于全国范围下的网络关联矩阵,使用对称化和标准化处理更为合适,表明省域和城市群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从网络描述走向网络绩效——“城市网络外部性”专辑序言

近年来,网络分析被广泛应用至理解城市与区域组织模式及其空间效应中。单个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的规模经济而受益,一些城市或地区也因更便捷地连接其他城市从而导致资源或要素的流失。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流动空间”塑造下的城市与区域组织,而城市网络的外部性成为影响城市增长、区域一体化的另一重要动因。目前,已有的研究（特别在国内）相对匮乏,多集中在网络的空间格局、过程等方面,针对网络联系的效应（外部性）较为忽视,比如城市网络外部性与集聚经济如何相互作用,哪些类型的城市将从城市网络外部性中获益或受损,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产生条件如何等问题亟需探讨。为呼吁学术同行将更多对网络研究的关注移向探究城市网络对城市与区域发展有何作用、如何作用、怎样优化的科学探索,本专辑精心遴选了15篇相关论文,针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开展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勾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研究议程与中国经验,并以此为起点推动城市网络研究从格局描述走向网络绩效的研究深化。     

城市网络外部性研究述评

城市网络研究已成为国际上城市研究的前沿学术领域并渐成热点,外部性作为城市网络的本质属性,对城市网络的演化及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比较的视角切入,重点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形成机理、效用和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其中,协同效应、整合效应和规模借用被认为是城市网络外部性形成的重要原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的效用研究较多集中在2个方面：一是关注要素流动对知识扩散和创新的促进作用,二是关注城市网络对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已有文献来看,城市网络外部性测度研究主要涉及识别和估算2种类型,包括3种常用方法：关联分析、回归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包括城市网络的外部性理论认识、外部性量度方法以及经验研究问题。     

基于公路客流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与空间组织模式

多视角和多尺度城市网络逐渐成为认识空间关系的主要途径。公路流数据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距离衰减特性,对于刻画区域尺度空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地级行政单元间的公路客运流,论文尝试刻画中国城市网络功能结构和区域效应,并对其空间组织模式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以期能够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支撑和认知视角。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公路流的城市网络空间形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分布存在较大程度的空间耦合,更多体现的是区域尺度的空间关系及核心—外围组合关系;② 通过社区发现算法识别出19个城市经济区,其空间内涵主要包括行政区经济、巨型区域溢出效应和核心—边缘结构等;③ 不同地域系统内城市网络自成体系,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多元的空间组织模式,多层次、流动性和网络化的地域系统格局凸显;④ 从空间形态上看,区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单中心结构、双核心结构、多中心结构和低水平均势结构等区域关联形态,并以单中心发育模式为主。     

可达性视角下高铁对于长三角地区“融城化、同城化、一体化”的空间影响

作为贯穿城市区域的重要通道,高铁的网络性与外部性使其呈现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但现有研究缺乏对高铁多维空间效应的系统性分析。鉴于此,研究立足高铁的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从城市内部、边界、区域3种尺度,架构不同尺度条件下可达性评价方法,系统测度高铁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综合空间影响。结果发现：(1)“一城多站”已成为长三角城市高铁站点空间组织的普遍模式,高铁使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铁公交化时代融城化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尤其对于浙江省而言,高铁已经成为其内部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联系的重要纽带。(2)高铁已经成为重组相邻城市间生产、生活的关键纽带和桥梁,但从邻界尺度可达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同城化发展格局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当前已初步形成7个同城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且基本围绕长三角重要中心枢纽城市（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合肥、徐州、无锡）展开。(3)高铁具有明显的中长途运输优势,使得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更大,高铁影响下长三角一体化格局呈现较为明显的“Z”字型格局,且已经向西延伸至合肥,但周边城市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依旧较低。     

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尺度与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学合作网络是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当前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集中在“本地/全球”二元尺度讨论上,缺乏多尺度产学合作效应的比较分析。基于IncoPat专利数据,本文从尺度和效应视角探讨了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①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空间格局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星芒状结构,核心城市占据的网络优势地位能够助力其在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并且高校资源的不均衡分布特征进一步巩固了省会城市的优势地位,使得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格局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②本省与长三角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他尺度。从区域尺度客观看待高校在空间创新进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③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平均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工科院校产学合作的作用和极值点均要大于综合院校和其他院校。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应该加快推进以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为重点的产学合作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薄弱地区产学合作的多尺度耦合网络建设,着力提升薄弱地区的网络地位。     

长三角多尺度城市网络联系特征及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总部-分支联系视角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城市间相互作用程度显著提高。本文基于长三角2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企业总部-分支联系视角下的长三角多尺度城市网络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从整体网络特征还是从节点的网络联系来看,基于企业内部组织的不同尺度城市网络均呈现出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长三角群内尺度网络联系和群外尺度网络联系均具有明显的层级性,网络层级越高,联系对数量则越少且参与的城市等级越高,同时受到距离与行政隶属约束越弱;长三角内部城市能够通过嵌入不同尺度的城市网络,显著地提升其城市高质量发展,同时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尺度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长三角内部城市主要通过城市网络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创新效应三种传导机制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区位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影响,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存储、分析、加工、应用的容器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厘清全球数据中心多尺度扩张规律及区位选择影响机制,指导数据中心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形成合理布局意义显著。为此,融合空间统计、空间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对2005—2020年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全球数据中心空间扩张态势明显,增长重心与经济重心同步系统性东移,全球尺度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增长核心;城市尺度上,城市群、都市区是数据中心扩张的主要空间载体,形成北京、东京、上海等多个数据中心枢纽城市。(2)多尺度空间扩张主要表现为邻近扩张、点状生长和聚集增长3种模式,在全球和城市尺度上形成“核心—边缘”、多核心结构等多种空间形态。(3)数据中心空间扩张的区位选择受市场规模、要素供给、运营环境的共同影响,但由于测量方式和空间尺度因素导致在国别和城市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尺度受市场规模影响显著,要素供给和运营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尺度受市场规模...     

全球城市—区域的生产组织及其运行机制

随着资本和信息在全球尺度的更快流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重构现象,并促进了各国区域生产空间组织出现变化,学者开始重新定位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世界城市并提出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长江三角洲区域生产空间结构亦开始出现重构现象,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全球城市—区域初步浮现。在分析全球城市—区域的经济学本质并分析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以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为实证对象进行分析。提出基于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而形成的区域经济联系是冲破目前行政区经济的重要力量,同时使中国各层级地方经济的发展同全球生产体系相联系,最终推动中国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和发展。     

长三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空间异质性

城市网络中是否存在“低端锁定”现象,低等级城市能否从网络中获益,高等级城市是否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问题关系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导向,当前仍缺乏深入论证。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指城市因联系而得到的效益,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已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热点。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网络外部性的整体特征,忽视区域内城市间的网络外部性差异。本文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将网络外部性测度精确到每个城市,揭示网络外部性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按城市汇总企业之间相互投资规模构建城市网络,分析网络联系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证实了长三角地区存在网络外部性。研究发现：① 虽然网络外部性未成为主导,但嵌入城市网络已经对江浙沪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② 网络外部性的地域差异较大,江苏省城市的网络外部性普遍强于浙江省,安徽省的网络外部性不强,城市发展仍主要由人、土地和资本的本地集聚决定。③ 长三角地区的网络外部性主要是在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形成的,3个省会城市南京、合肥、杭州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④ 低等级城市虽未从网络中获得明显的效益,但也未被“低端锁定”,高等级城市没有在周边形成“集聚阴影”。本文希望能有助于完善城市网络外部性理论,为区域网络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综合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法测度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各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显示：1)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经济韧性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显著且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状态,高度韧性区主要集中在省会及周边城市,中度韧性区主要集中在苏南和浙北地区,低度韧性与较低韧性区主要集聚在安徽以及苏北和浙南区域;2)城市经济韧性关联网络密度总体呈上升态势,各城市在经济韧性网络中的联系愈发密切,整体网络结构愈发稳定,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分布格局,上海、南京等经济韧性较高的核心城市在整体网络中承担“中介”和“桥梁”角色,台州、安庆、池州等经济韧性较低的城市在整体网络中扮演“边缘行动者”角色;3)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空间网络可划分为“双向溢出”“主受益”“经纪人”和“主溢出”4个板块,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等级梯度特征。研究结果可为持续深化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高质量建设及引导城市经济韧性网络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基于信息流的长三角城市群中心性及影响因子研究

信息流作为流空间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为城市群网络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目前利用信息流对城市群的研究多侧重于描述城市间的层级关系或网络结构的外部特征,对网络结构及其时空演变规律缺乏从点到面的系统分析,且较少考虑距离因素。该文提出假设:信息流会在远距离影响城市间的交互,据此利用2011年、2015年、2019年信息流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地理中心性随距离的变化情况,并对城市间关联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的主体结构由以上海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格局转换为以上海、苏州、南京、杭州4个城市构成的多核心结构;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发展呈现由东向西递减趋势,短距离尺度上,距离增长导致城市间交互强度逐渐减弱,长距离尺度上,城市属性成为城市间交互的主导因素;选取的影响因子与信息流的相关性日益增长,其中距离因子与信息流强度呈负相关,表明流空间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距离因素对城市间关联强度的影响。     

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些年来城市网络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环境,城市网络外部性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也将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直接参考。本文以产品价值链生产分割为主线,利用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和隶属联系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定量测度了网络链接强度和合作伙伴经济绩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了生产分割环境下网络外部性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网络嵌入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总体来看网络链接强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合作伙伴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明显,表明网络嵌入主要是通过凸显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而不是知识外溢来提高城市经济绩效。② 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核心地位、较大规模城市从网络中获得的利益分别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外围地位和较小规模城市,表明网络外部性的经济效果受到城市网络竞争力和知识利用能力的强烈约束。未来中国城镇化政策体系和治理模式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中国政府需要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合作,同时高度重视网络环境下城市间多维度的发展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