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对外开放度时空分异格局

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动力,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中国34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熵值-突变系统模型从3个维度测算对外开放度;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三维插值拟合分析及重心迁移、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的内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表现出明显的行政指向性、空间地带性和开放区域性等多重分异特征。对外开放度整体呈现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南方 > 北方的特征;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整体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地级市间差异较大;10 a间,对外开放度总体差异逐渐减小。（2）对外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表现为"小分散大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特征;10 a间,开放型纹理分散程度趋于提升,闭塞型纹理集聚程度趋于收敛,高原型整体呈破碎化分布。（3）中国对外开放度格局变异的随机成分在逐渐减小,空间自组织性和连续性较为显著,东北-西南方向均质性最好,东南-西北方向空间差异明显。科学剖析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分异及演化机理,对制定合理的对外开放战略和促进外向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双轨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岸体系演化阶段识别及其开放特征分析

口岸体系是一系列规模和功能不同的口岸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基于1979—2019年口岸开放年份的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岸体系演化阶段进行定量划分,综合考虑口岸开放时间、类型及政策因素分析各阶段口岸体系的开放特征。结果表明（：1）综合考虑口岸体系开放的时空属性,采用Bai-Perron结构断点检验法识别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岸体系演化过程存在5个结构性断点,进一步利用马尔科夫转移类型的空间变化将演化过程修正为5个演化阶段。（2）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岸体系开放水平波动上升,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趋同俱乐部,集中开放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强化。（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岸体系演化阶段性轴线开放特征显著,开放特征存在“沿海沿边点状开放—沿海沿江T形开放—内陆与沿边口岸带状开放—航空口岸全面开放—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开放”的演化过程。     

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法的两岸关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互动、经贸往来和文旅交流3个维度构建两岸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8年的两岸关系进行定量测度、演化阶段划分及影响因素分析,进而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1世纪以来,两岸关系经历了低谷波动期（2000年1月—2008年5月）、全面发展期（2008年6月—2016年5月）和冷却回落期（2016年6月—2018年12月）,呈现整体周期性、局部突变性的演化特征;②两岸关系主要受区域地缘环境、大陆综合实力、台湾政党轮替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等4个方面的影响;③大陆应当持续优化两岸关系地缘环境、继续提升综合实力、推进两岸社会融合以及建立防范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机制。     

“三生”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基于土地“三生”功能视角,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2000—2020年西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并且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工具、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生态环境质量的演变特征与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三生”空间地域分异显著;“三生”空间结构演化呈生产、生活空间增加,生态空间缩减的变化趋势。（2）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2000年的0.22720升至2010年的0.22724后降至2020年的0.22699,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保持相对稳定。（3）生态环境质量空间上呈“东南较高、西北次之,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演化的冷、热点区主要聚集于东南和西北部,与区域内人口、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趋同性。（4）生态用地结构、归一化植被指数和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自然因子内部以及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交互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效果。     

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尺度响应特征及地理探测机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于区域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健康、国土生态安全及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生态服务价值的尺度效应及空间分异机制问题值得探讨。以大别山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地利用分类等数据,应用空间统计、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动态演变、尺度响应特征及生态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 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整体上升9.51亿元,但2010-2015年下降3.95亿元,占总增加值的41.54%,下降热点区主要位于大别山边界处（湖北省境内）及核心区东北部（安徽省境内）;② 4种类型9级幅度的尺度对比分析表明,乡镇单元尺度是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特征尺度,其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差异信息量丰富;③ 地理探测机制表明,16个影响因子中的生态用地占比、土地利用程度和人为影响综合指数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力q值近40%,是导致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高程和坡度因子q值近30%,为次要影响因素。交互探测q值达50%以上的交互组合主要有三大类30种,自然因子和人为干扰因子、景观格局因子交互协同作用增强了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研究结果可为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精准、多元化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东北三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本文基于系统（静态）与过程（动态）的双重视角,以人地关系理论和能力与主体关系逻辑为支撑,建立并运用相应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成长过程测度模型及指标体系,对东北三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地域分异特征进行了客观测度与分析。     

多中心城市群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地学信息图谱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多中心城市群具有交通网络发达、功能联系密切、空间多维复合等特征,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采用地学信息图谱方法,探索城市群LUCC数量结构与时空格局一体化耦合机理,研究用地变化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有助于深入揭示多中心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为同类城市群的国土空间规划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本文以典型案例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构建1995—2015年四个时期地学信息图谱,并耦合重心转移模型,在总体量化分析基础上,重点从城际与城乡视角深入解析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和一体化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总体动态加速演变。四期建设用地扩张年动态度分别为1.06、4.10、2.21和7.39,转移强度动态增加,耕地和林地呈加速减少态势。② 城际与城乡地类图谱转移呈现多维演变。图谱“15（耕地→建设用地）、25（林地→建设用地）、45（水域→建设用地）”重心由株洲城区（Ⅰ 期）向长沙城区（Ⅱ 期和Ⅲ 期）再向湘潭城区（Ⅳ期）迁移,经历“相对均衡-长沙加速崛起-有机均衡”和“城市加速集聚-城乡相对均衡”演变过程。③ 近年来,城际转移强度差异缩小,转移结构分异增加,区域主体功能逐步凸显。同时,外围区县加速发展,城乡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④ 城市群土地利用涨落势图谱与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高度耦合,同时耕地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有待加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及测度——以湖南省为例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扰动,保持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成为高新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引入韧性理念,探讨了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特征,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演化过程,从抵抗力、吸收力、恢复力和转型力4个维度构建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以湖南省46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维持原有特性、原有功能和进一步成长的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尺度关联性和可调节性等特征。2）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断演化,呈现出开发、存储、释放、更新4个阶段,并与所在城市、区域以及内部企业共同作用,构成多尺度嵌套的自适应循环。3) 2012―2020年湖南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扰动的能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各维度指标看,转型力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吸收力和抵抗力,恢复力增长幅度最小,成为系统整体韧性提升的短板;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韧性较高...     

北方农牧交错区人地系统演化特征与影响机理——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为理解人地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与分析框架。本文采用风险—适应能力指数评估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构建气候变化与政策实施双重驱动的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评价体系,对1952—2017年达茂旗建旗以来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的阶段、特征、主控因子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乡村人地系统经历了重组—快速发展阶段（1952—2002年）,人口数量增长260%,耕地面积增长13%,牲畜数量增长134%,草场面积退化增加了16.33%;快速发展—稳定守恒阶段（2003—2010年）,人口数量增长2.8%,耕地面积减少2.3%,牲畜数量减少13.6%,草场退化面积减少10.7%;稳定守恒—释放阶段（2011—2017年）,人口数量减少2.6%,耕地数量减少0.2%,牲畜数量减少10.6%,草场退化面积减少3.8%。② 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指数时间上呈现出缓慢上升（-0.016~0.031）、缓慢下降（0.031~0.003）、快速上升（0.003~0.088）的变化过程,空间上呈现“中部高度适应、北部中度适应、南部低度适应”格局。③ 1990—2000年系统适应性演化主控因子是人均有效灌溉面积（22.31%）、人均牲畜头数（23.47%）,2005年是土地沙化程度（25.06%）、土地利用强度（21.27%）,2010—2017年是农牧民人均收入（20.08%）、人均牲畜数量（18.52%）。④ 在气候暖干化与政策实施驱动下,农牧户与乡村社区两个尺度主体相互联系构成了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层级结构,尺度间的关联作用影响着不同尺度主体适应行为,从而影响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趋势,使系统结构与功能呈现“协调—不协调”的循环往复波动发展态势。同时,小尺度的农牧户生计适应行也深刻影响着乡村人地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     

边境城镇的产业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边境地区是我国的安全屏障和对外交流的门户,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当地发展条件等多元要素影响,嵌套于多尺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边境地区的产业演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边境城镇——云南省勐腊县作为案例区域,在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利用演化图谱、相关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勐腊县的典型产业演化过程及多尺度要素作用下的产业结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勐腊县的橡胶、制糖和旅游三大典型产业均经历了萌芽、快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勐腊县作为边境县,产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起步、集聚和整合三个阶段;产业的演化受到了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地缘政治博弈、国家开发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多尺度因素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提速,勐腊县获得了边境合作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众多跨境合作发展新动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山坝分区视角下的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协调演化特征

开展国土空间功能协调分析是国土空间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根据山坝分区,基于“三生功能”视角,从各功能的影响因素出发,构建了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1995、2000、2010、2015年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进而探讨其在山坝分区下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协调度总体呈“黔中丘原区(坝区)高—环黔山区带(山区)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时间维度上坝区功能协调发展水平较山区快,且耦合协调度向高度协调发展;(2)国土空间功能两两耦合协调之中“生产—生活”山坝分异显著,且坝区协调类型两级分化严重;山区与坝区的生产、生态功能矛盾突出,表现出山区、坝区生产、生态空间博弈过程中2015年生态功能处于弱势地位;“生活—生态”功能协调较其它两组耦合协调水平低,但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且山坝差距逐渐缩小。未来应基于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发展规律,设计差异化的山坝优化路径,引导国土空间功能均衡、有序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及提升路径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将城市群解析为由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集成的复合系统,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对象,探讨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成立以来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并探寻其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从城市群尺度看,2007—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有序度总体呈提升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由轻度失调走向中度协同;2）从城市尺度看,长沙市、株洲市已实现中度协同,湘潭市仍为轻度协同,研究期内长沙市复合系统协同度持续强化、株洲市与湘潭市相对弱化;3）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城市群总体协同水平偏低、社会-生态子系统变化缓慢,主要制约序参量为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城市间协同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制约序参量为经济规模、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和污染排放;4）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城市群尺度下需合理制定各子系统有序发展与协同目标,健全城市群财政及公共事务统筹管理机制;在城市尺度下各城市应补足短板、提升发展能级,不断完善城市间互动合作机制。     

村域尺度的城郊乡村多功能演化与发展路径——以徐州市铜山区为例

城郊地域是乡村多功能发展典型区域,文章选取典型的城郊乡村地域——徐州市铜山区的319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揭示2009—2019年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生态保育和生活保障等4类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功能间交互变化,总结功能演化类型,探究城郊乡村发展路径,以期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从村域层面看,城郊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的数量结构分异性与空间格局的集聚性并存;(2)根据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性与交互性演化过程,功能间交互演化的总体关系与局部关系存在一致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性,可将其归纳为5种功能演化类型;(3)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的路径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可划分为功能融合发展、主导功能引领发展、双功能协调推进发展和多功能综合发展等4种路径。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基于“双评价”集成的国土空间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为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开发强度管制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指出“双评价”集成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时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以福建省、六盘水市为案例,将人类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解与测算,结合上位规划及政府与专家系统研判,确定总量控制、结构化控制、空间结构或战略格局控制等目标参数,并在“双评价”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指标、参数及阈值,逐步进行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着重考虑相邻区域功能冲突与协调、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以及海陆统筹等区域特征,不断校核与优化。从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等方面,探讨功能分区方案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     

环渤海地区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演化及障碍因子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和进行空间重塑的关键时期,深入审视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及其演进问题,可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提供关键依据,对于扭转高速增长阶段空间利用逻辑、提升区域空间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承载客体、活动主体和二者相互作用产生的能力视角深化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内涵,明确提出结构、效率和活力是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核心指示要素。以此为基础,运用熵权TOPSIS法、核密度估计、障碍度模型评价2010—2019年环渤海地区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演化规律和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国土空间综合利用质量缓慢增长;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分别表现为高水平均衡演进、各等级平稳提升和“波动式”下降态势。(2)综合利用质量整体呈“三足鼎立”的高值集聚态势;生产空间利用质量在辽宁沿海出现中低值塌陷,生活空间沿北岸一带形成中高值集聚区,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水平东降西升,高值碎片化明显。(3)区域国土空间综合利用质量主要受制于生产空间,突出表现在生产效率和生产活力,同时生态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活活力类因子的障碍度日益增强,地区分异明显。研究为深化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理论认知提供了新...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国外对地缘视野下边境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边境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本文以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边境研究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国外1990-2015年边境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领域重点和研究趋势。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1990年以来刊文量最大的期刊包括《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等。国外边境研究的领域集中于政治地理、环境生态、商业经济、公共管治、人文艺术等方面。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边境的地理涵义和政治属性、经济商贸交流、边境一体化、边境冲突与安全、文化与社会建构、跨境合作制度等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提出,未来中国边境研究应增强边境地区的综合性发展战略研究,搭建适应于中国特色发展的跨境合作平台与机制,融入国际政治学、民族学、自然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