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经济水平、居民健康和生活等产生深刻影响。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湖南省疫情的演变趋势、空间分异特征等。结果表明:湖南省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有效,治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确诊人数日均增长率与迁入规模指数变化趋势一致,严格管控人口流动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确诊病例数总体呈现空间正相关集聚,高值主要集聚在长沙市中心城区、岳阳市的云溪区和岳阳楼区;确诊小区呈现"一主四副"的显著凝聚分布态势,不均衡分布特性明显;疫情热点在长沙市中心城区和岳阳市北部,冷点在湘西州吉首市。     

2000～2014年洞庭湖区植物面积变化及其与湖泊水位的关系

利用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采用Mann-Kendall方法和Sen’s斜率估计方法,研究2000~2014年洞庭湖区的植物面积及其变化趋势,以及其与水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枯水年洞庭湖区的植物面积最大,平水年的次之,丰水年的最小;2000~2014年期间,洞庭湖区增强型植被指数的变化存在空间异质性,东洞庭湖区的大部分区域的增强型植被指数无显著变化,南洞庭湖区的大部分区域的增强型植被指数显著增大;洞庭湖区18.08%的区域的增强型植被指数显著增大,这些区域主要集中在高滩地(平均海拔为26.61 m);7.51%的区域的增强型植被指数显著减小,这些区域主要集中在低滩地(平均海拔为25.79 m);随着湖泊水位的上升,洞庭湖区植物面积在减少,当洞庭湖水位为24 m时,最适合植物生长,当洞庭湖水位低于24 m时,洞庭湖区的植物面积受水位变化的影响较小。     

基于逐级递减法的洞庭湖区晚稻生产潜力模拟与预测

洞庭湖区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农产品产业区。本文利用2003~2007年气象数据及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相关资料,按照光、温、水、土逐级递减的过程,采用逐级递减法,对水稻生产力不同预测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2003~2007年实际产量均值为5904 kg/hm²,逐级计算光温潜力法所得的均值为7808.072 kg/hm²;而基于FAO-AEZ方法计算的晚稻生产力5年均值仅为5687.45 kg/hm²,小于实测产量。基于逐级计算光温潜力的预测模型比较适合洞庭湖区域的晚稻生产潜力预测。晚稻生产力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区晚稻生产潜力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过渡趋势,中高产区主要集中于常德市所属的澧县、安乡、汉寿和临澧一带,低产区则多分布于长沙市、益阳市和岳阳市等几个区域所属县市;洞庭湖区整体的水稻生产潜力偏低,低产潜力区域达到45%,通过各种耕作措施进一步增产的空间较大。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COVID-19期间国家关系交互网络时空分析研究

COVID-19疫情不断蔓延为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等带来深刻影响。目前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国际关系研究较少考虑节点的空间属性,难以探索国际关系的动态演化模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该文提出一种结合时间序列聚类与空间统计的国家关系交互网络演化模式探测方法。基于2020年1月-2021年3月的GDELT数据构建国家关系交互网络,基于节点的演化特征,应用K-means聚类算法将节点划分为6种类型,结合局部连接统计方法分析节点演化模式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面对疫情冲击,各国为控制疫情蔓延倾向于参与合作交互事件;国家关系交互网络中的不同时序演化模式总体按照节点的点度中心性强度由高到低分布;疫情防控期间网络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节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聚集特征,而核心节点空间分布较分散。通过研究网络节点的时序演化模式及空间分布特征可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期间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研究提供新思路,对于危机事件期间制定外交政策与应对策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洞庭湖区浅层地下水水质指标空间分异及其控制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利用1258个地下水水样的水质指标数据,对洞庭湖区浅层地下水水质指标空间分异及其控制因素开展了研究。从地下水系统、氧化还原环境和第四纪沉积物物源角度,剖析了浅层地下水水质指标空间分布的内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区浅层地下水7个水质指标的空间分布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自洞庭湖区外围至湖盆腹地,浅层地下水中的氨氮、铁元素、溶解性总固体和化学需氧量含量逐渐增大,硝酸盐氮含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则与之相反,锰元素含量的空间分布独具特点,水体pH的分布呈现出西北—东南单向减小特征;洞庭湖区大范围浅层地下水中的氨氮、铁元素和锰元素含量超过Ⅲ类地下水该指标的限值,在洞庭湖区外围的零星区域,浅层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氮含量小幅度超标,其溶解性总固体和化学需氧量含量仅在大通湖附近的局部区域略超标;洞庭湖区的基底构造对浅层地下水系统的整体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四口”水系地下水系统、澧县盆地地下水系统、赤山隆起-大通湖地下水滞留区等的控制作用;独特的受构造格局控制的地下水系统格局宏观上决定了地下水化学场的空间分布;受地下水系统格局控制的浅层地下水水体的氧化还原电位对硝酸盐氮、氨氮、铁元素、锰元素和化学需氧量含量的空间分布有重要影响,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水体的氧化还原电位较低是氨氮、铁元素和锰元素含量大范围超标的主要原因;洞庭湖区浅层地下水的pH“西北—东南单向递减”的分布特征主要受湖区第四纪沉积物物源的空间差异的影响。     

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与居民居住区位偏好

在对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现状和居民个人居住区位选择偏好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居民居住空间偏好以及居民个人属性特征与居住空间偏好的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城北明显高于城南,居民购房也多倾向于选择城北;从居民居住空间偏好看,三、四环之间仍是居民购房的首选空间。     

1980年以来5个时期洞庭湖区国际重要湿地景观动态研究

国际重要湿地是中国乃至全球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国际重要湿地景观动态对于湿地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洞庭湖区3处国际重要湿地为研究对象,利用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 MSS/TM/ETM+/OLI影像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解译出5个时期洞庭湖区3处国际重要湿地的土地覆被信息,提取各处国际湿地的土地覆被类型分布信息;结合景观指数和人为干扰度指数,探讨5个时期洞庭湖区湿地面积动态及其景观格局动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从1980年到2015年,洞庭湖湿地总面积减少了232.60 km^2;南洞庭湖面积减少的最多,湿地面积减少了218.54 km^2,损失率高达20.30%;3处重要湿地中的湿地斑块数量增多,湿地趋于破碎化,景观间连通度降低;西洞庭湖景观破碎化程度最高,湿地景观连通度差,聚集度指数(CONTAG)相对最小;洞庭湖区湿地仍然受到强度较高的人类活动干扰,其中,耕地扩张是造成湿地损失的主要原因。     

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与正规商业的分布关系——基于距离测度方法的数量研究

有关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始终缺乏宏观维度的定量研究。本文利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流动商贩数据和工商局登记的正规商业数据,通过DO指数和M函数,分别探究流动商贩的空间特征及其与正规商业的分布关系。研究发现：① 绝大多数类型的流动商贩及其占地面积具有显著集聚的空间格局;其中,与居民需求较为密切的商贩类型,集聚程度相对较低。② 相较于正规商业,流动商贩在极小的空间尺度上更为强烈地集聚分布;但随着尺度扩大,集聚程度呈快速衰减态势。③ 经营内容相近的流动商贩与正规商业之间表现出显著的互斥关系,而非共栖关系;且两者的互斥程度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尤为强烈。由此,本研究证明设立摊贩疏导区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就设置的类型及原则提出了初步建议。     

洞庭湖生态系统非使用价值评估

利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评估了洞庭湖的非使用价值。于2012年和2014年,在洞庭湖区,通过面对面调研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区居民支付愿意率为60.24%,人均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值为14.12元/(月·人);2013年,洞庭湖生态系统的非使用价值为16.06×108元,其中,洞庭湖的存在价值最大,其它依次为遗产价值、选择价值;受访者不愿意支付洞庭湖生态系统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认为生态保护的费用应该由政府或旅游企业支付,其二是他们的收入有限;受访者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21~30岁年龄段且学历较高者的支付意愿较强;性别对支付意愿值有显著影响,男性支付意愿值较高;研究同时表明,在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对居民最为关注的水质、水量等问题予以重视,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血吸虫病的生态防治与抑螺防病林消除钉螺孳生环境机制

血吸虫病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寄生虫病之一,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危害严重。研究表明,血吸虫是血吸虫病的病原体,哺乳类动物(终末宿主)和钉螺(中间宿主)是血吸虫的两个宿主。由于钉螺寄生终末宿主哺乳类动物种类多样,活动区域繁杂,人类难以控制,抑制中间寄主——钉螺的繁生便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有效对策。钉螺具有水陆两栖特性,其中卵的孵化、幼螺的生长发育离不开水。钉螺分布和数量受土壤和植被环境因素影响,并对栖息地具有严格的选择性。依据钉螺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彭镇华和江泽慧提出通过林业生态工程对血吸虫病进行生态防治的思路——兴林抑螺。参照前人研究结果,综合分析了抑螺防病林改变钉螺孳生环境的机制:(1)在林木个体耗水、林分耗水、小流域耗水和林冠降低径流等方面,抑螺防病林降低了土壤水分含量,使得林地土壤水分无法满足钉螺的生长和发育条件;(2)从林木自身生物化学物质对钉螺外在生存和内部代谢环境影响角度,分析了林木自身代谢产物对抑制钉螺的生存和繁殖的作用及抑螺防病林抑制钉螺生存的生理生化机制。抑螺防病林除了具有抑制钉螺生长发育、控制血吸虫病的功能以外,还兼有人工林的多重效益。     

鄱阳湖区南昌县血吸虫疫情空间分布及 其流行因素分析

南昌县是鄱阳湖沿岸血吸虫流行区最主要的区域之一,是江西省血防工作的重点区域。结合疫水接触强度、村内耕牛数量、村到鄱阳湖边界的距离、村内湖岸线的长度等数据,通过传统线性回归、空间滞后回归模型、空间误差回归模型研究了2009年南昌县血吸虫疫情空间分布特点及其流行因素。结果表明：1）2009年南昌县血吸虫疫情主要分布在东北、东南部鄱阳湖沿岸、赣江流域沿岸等村域,疫水接触强度空间分布与疫情分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2）单因素分析表明村内居民的疫水接触强度、村内耕牛数量、村内湖岸线长度、村到鄱阳湖边界的平均距离与病人数都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病人数和行政村到鄱阳湖沿岸的距离呈负相关性;3）3种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居民的疫水接触强度、村内耕牛数量、村到鄱阳湖边界的距离是影响南昌县血吸虫病人数分布的主要因子,以上3个指标可以解释总变异的81%。     

水沙过程变化下洞庭湖区的生态效应分析

依据1951-2009年实测水文数据及多年实地考察资料,对比分析水沙过程变化对洞庭湖区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水沙过程对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具有多方面的生态支撑作用,水沙动态是洞庭湖生态系统的控制性变量;(2)泥沙的不断淤积,使各类植被洲滩发育与扩展,导致湖面缩小及调蓄功能减弱和天然捕捞鱼场减少;(3)各类植被洲滩相继出露和湖水位涨落交替过程,不但维系着东方田鼠种群数量及迁移的延续,还支撑着钉螺(血吸虫的中间宿主)的孳生和繁衍;(4)入湖水沙量的逐期减少,削弱了水域环境的净化能力,“四     

环洞庭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

中部积水的湖盆地形使环洞庭湖区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平原地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县域统计资料,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带状结构。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和资源环境等3大类12个指标进行全因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特征形成的直接原因;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交通区位条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地形结构的差异则是湖区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     

洞庭湖与长江水体交换能力演变及对三峡水库运行的响应

运用洞庭湖区与长江干流相关控制站1951-2010 年实测水文数据, 在分析江湖水力关系的基础上, 从不同时间尺度分析江湖水体交换能力的演变特征及其对三峡水库运行的响应。结果表明:① 7-9 月长江荆南三口对洞庭湖的补给能力较强, 1-3 月洞庭湖对长江的补给能力较强;② 江湖水体交换系数具有明显的年代际波动, 其中1951-1958 年、1959-1968 年荆南三口对湖泊的补给能力较强, 而2003-2010 年湖泊对长江的补给能力增强;③ 三峡水库运行后无论是典型年还是在水库不同调度方式运行期, 三口分泄能力减弱, 入湖水量减少, 而因四水入湖水量占绝对优势, 湖泊对长江的补给能力明显增强;④ 尽管影响江湖水体交换能力的因素极为复杂, 但从总体上讲, 除受流域降水波动影响外, 江湖水体交换能力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演变特征及其过程均随着江湖水体交换量的变化而变化, 说明江湖水体交换能力强度与江湖水体交换量之间存在着彼此消长的关系。     

不同环境背景下的艾比湖区域土壤水盐差异性特征研究

由于不同的环境背景下环境机制不同,所以导致了水盐（主要指水分、盐分）空间变异存在很大差异,在此背景下分析艾比湖地区含水量与含盐量空间变异,有助于更加合理的了解土壤含水量与含盐量一体化规律。以艾比湖为中心把艾比湖区域分为三个靶区：绿洲、荒漠、湖区,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三个区域的土壤水分、盐分差异性特征。结果表明：绿洲、荒漠、湖区这三个区域表层土壤盐分积聚严重,其含盐量大小依次为：荒漠→绿洲→湖区,而含水量却相反;绿洲、荒漠和湖区土壤含盐量的变异系数均在85%～150%之间,属高强度变异,含水量变异系数均介于55%～75%之间,属中强度变异。说明荒漠区域盐分含量的水平分布不均匀,空间异质性较强;而水分含量的水平相对较为均匀,空间异质性较弱。绿洲、荒漠、湖区土壤层10～20 cm与20～40 cm土壤层含盐量的存在显著性相关性（p<0.01）,即绿洲的相关系数0.913,荒漠的相关系数0.966,湖区的相关系数0.941,绿洲与湖区土壤表层与亚层含水量存在显著性相关性（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851 和0.908。说明绿洲与湖区土壤层0～10 cm与10～20 cm土壤含水量存在水分转移现象,荒漠区域这种现象不明显,可能与沙漠炎热地表环境和土壤性质等因素有关。研究结果揭示了艾比湖地区不同环境背景下秋季的土壤含水量与含盐量分布特征,为艾比湖地区农作物灌溉管理及土壤盐渍化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GF-1影像的洞庭湖区水体水质遥感监测

湖泊水质监测是有效开展湖泊水环境综合管理与水污染防治实施的基础,也是湖泊藻华风险评估与生态安全建设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GF-1号影像对2014-2016年洞庭湖水体的叶绿素a浓度、悬浮物浓度和透明度展开遥感监测,结果表明：叶绿素a主要集中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安乐湖、大小西湖和东洞庭湖西部地区,其他区域水体扰动力大,叶绿素含量a较低。透明度从北到南递增,与悬浮物浓度的分布趋势相反,符合常规监测规律。东洞庭湖水质较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差,水污染程度处于全湖最高水平。GF-1数据可精确反映叶绿素a浓度、悬浮物浓度和透明度指数的空间变化规律,也为后续高分遥感影像湖泊水质监测的应用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鄱阳湖地区抑螺防病林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以都昌县为例

以江西省都昌县为例,对鄱阳湖地区抑螺防病林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应用Terra/MODIS卫星数据估算洞庭湖蓄水量的变化

以洞庭湖为例,利用2002年的美国Terra/MODIS卫星数据,以16天为周期将全年划分为23个时段,分别对湖区水位和蓄水量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进行动态监测和综合分析。具体测算方法包括以下4个步骤: (1) 根据湖区特性,将整个洞庭湖分为3个部分：自西向东依此是西洞庭湖 (WDL), 南洞庭湖 (SDL) 和东洞庭湖 (EDL)。这3个部分的蓄水量之和就是整个洞庭湖的总蓄水量。(2) 以水体和陆地的光谱差异为基础,使用Terra/MODIS卫星的NDVI 数据识别并量测湖区水面积。(3) 将湖区水面影像同湖区数字高程模型DEM相叠加,以被监测的湖区水面的平均高度值作为水面高度。水面高度与湖底高度的差即为相应点的水深。(4) 按50 m×50 m网格大小和相应位置的水深的乘积来计算每个水柱体积。最后,将整个湖内的所有水柱的体积值累加便得到洞庭湖的总蓄水量。用上述方法测算的水位和蓄水量与实测资料进行了比较表明,两者具有很好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