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关系分析

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在科学建立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角度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与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耦合协调度总体呈递增趋势,水资源对城市化的约束作用逐渐减小,向高水平耦合阶段过渡;在空间序列上,6个城市呈现高水平高度协调耦合、高水平中度协调耦合和磨合时期中度协调耦合3种类型。同时,该区域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度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     

中国地域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在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发展系统中,城市人居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着本底基础,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地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整体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协调指数级别差异显著,呈自然状态分布;协调度指数呈现明显地带性差异,且地带之间差距有缩小趋势;协调指数较高的地市呈现以点状高度集中分布的极化格局.协调度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且时空差异显著.协调度指数与相邻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之间在区域上呈现宏观尺度的高度空间关联.     

Spatial connection and radi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Liaoning coastal economic belt北大核心CSCD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促进辽宁发展、东北振兴、东北亚区域合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论文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06—202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探讨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系结构及引力格局,结合威尔逊模型对城市高质量辐射范围测算。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同时呈现“以大连为高地,黄海翼、渤海翼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分布格局。(2)各维度指标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和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动能转换和共享发展呈大连一核引领的空间分异,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呈渤海翼领先发展的空间分异,开放发展和深化改革呈黄海翼领先发展空间分异特征。(3)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复杂,但仍需进一步创新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城市空间联系等级。(4)辽宁沿海经济带呈现出对外辐射型、对外依赖型、辐射依赖相当型3类城市空间联系结构;并将经济带划分为“一核引领、两翼协同、多点支撑”的引力格局;大连是唯一的对外辐射型城市,空间辐射范围也呈对外扩张趋势。     

京津冀结合部城市扩展与生态位的空间耦合关系变化分析

探索城市扩展与生态位的空间变化关系有助于促进城镇化背景下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该文基于城市扩展研究现状及城市生态位理论研究方法,以京津冀结合部地区为例,提取土地利用空间信息以探索2005-2015年间城市扩展特征,建立城市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并判断城市生态位变化规律,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研究两者关系,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2005-2015年,京津冀结合部城市建成区范围持续向外扩展且扩展形态呈离散特征;区域整体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位宽度变化不一,且各区县发展差异明显;城市扩展与生态位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总体上得到改善,但协调发展类型仍以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过渡为主;应对京津冀结合部各县区发展进行精准定位,在释放潜能的同时加强区域联动。     

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化机制——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

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PCA模型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变化模型,借助GIS和SPSS技术,研究2000-2015年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揭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机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晋陕蒙接壤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县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由“北高南低”演化为“中部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神木县、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显著提升,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兴县、达拉特旗和托克托县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态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是居住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公共服务设施因子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因子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的对策建议。     

高质量增长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协调模式研究——基于环渤海地区地级市的实证

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评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遵循城市与海洋经济协同的发展理念,构建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评价体系,运用复杂系统时空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并分析2008~2016年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通过SaTScan软件分析其时空聚类区。研究结果显示：①海洋经济各系统发展水平中,社会系统呈大幅度分散上升趋势,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与综合系统呈小幅度集中与分散交替上升趋势;协调等级时序变化稳定型城市主要是大连、潍坊、青岛、烟台、威海。②协调度时空聚类区既有空间分异又有重叠交集,社会系统、综合系统、经济系统聚类区依次相互覆盖,生态系统与其它三系统既有重叠区也有独立区。③聚类区内部,社会系统最为稳定,综合系统、经济系统次之,生态系统最为薄弱。     

辽宁沿海经济带空间演变与城市化响应机制研究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化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运动形式.近百年来,辽宁沿海地区逐渐完成带状空间格局演变,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地区内部城市化进程不均衡,城市等级体系不完善,城市化滞后工业化,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通过实际考察分析,从城市化响应视角探究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复兴和区域发展,提出中心城市化辐射带动、城市体系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城市生态空间构建4种适合辽宁沿海经济带内城市化发展的响应机制.     

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从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协调度的定义出发,利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定量化评价区域社会经济与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的方法,并对西北地区352个县域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根据扩散环境相似性、发展水平相近性、协调发展一致性等原则,利用聚类分析法,可将西北地区各县域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初级协调发展型和整体发展滞后型4种类型区域:把空间分布类型转化为时间发展阶段,以发展阶段作为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状态的背景时,西北地区各县域协调度呈明显的空间"S"型变化特征,根据协调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的"S"型曲线变化特征,可划分为初级不协调、低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失调和高度协调5个阶段.     

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格局及演变

通过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评估,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对经济带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环境质量的格局与态势展开探讨。研究表明：经济带协调发展度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沿江地区高于非沿江地区。高度协调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及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高度失调型主要分布在重庆、皖北、滇西南、鄂中等地区;江西与四川是协调型转为失调型的集中地区。长三角核心城市经济地位依然凸显,但长三角边缘地区城市经济位序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经济位序上升明显。工业废水排放以重庆、苏州、杭州为最多,工业SO₂排放呈现3大集中地带。城市空气质量较差的是长三角边缘地区以及中西部沿江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上与工业SO₂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在空间格局上较为吻合。长江干流断面水质上游（川滇渝）与下游（苏沪）较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沿江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对长江水质的影响。最后,从树立发展与保护双重使命,创新经济带开发体制机制;推进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培育中上游新的经济增长极;落实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共建生态文明示范带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高速铁路通达度与城市驱动力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高速铁路与区域城市间的作用关系,根据高速铁路通达度与城市驱动力系统耦合作用的原理,以2008-2017年中国7个区域28个城市的高速铁路与经济数据为基础,通过耦合度计算模型分析了7个区域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ArcGIS、GeoDa软件分析了二者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时间尺度看,中国7个区域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的综合指数值逐年增长,但发展不均衡,城市驱动力系统在多因子作用下,综合指数值高于高铁通达度系统的综合指数值;2)从空间上看,中国7个区域的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的耦合协调等级空间极化现象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3)华东地区为城市驱动力系统和高铁通达度系统协调发展的增长极,是高铁发展超前型地区,西北地区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低值区,华北地区两系统发展不均衡,华中地区为两系统发展同步型地区,西南地区为城市发展先导型地区,东北地区为两系统增长缓慢型地区,华南地区为高铁发展与城市发展协调互补型地区。基于此,提出了促进7个区域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协调发展的建议。     

辽宁省14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定量研究

协调度理论已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程度的重要理论。本文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环境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模型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辽宁省14市10年各项指标数据的技术处理和分析:辽宁省1996-2005年经济环境协调度整体处于调和阶段,在空间分布上,协调度值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协调度值低的大部分在辽宁省东部和西部;1996年以来辽宁省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呈"V"型变化,"九五"向"十五"过渡阶段协调度最低;经济环境协调度与经济发展阶段符合"U"型曲线,工业化初中期即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的协调度最低;1996-2005年期间14个市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呈现出不均衡发展,其中大连市的协调度值较高。最后,本文认为应以大连市为龙头,与其他协调度值较低的城市实施区域合作战略,从而达到全省各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同步。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 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 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国350 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 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 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 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 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 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 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分析

环境效率是生态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环境效率对于指导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以重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作环境效率研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测算辽宁沿海经济带2001~2009年工业环境效率和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业环境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1~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有大幅提高,但与理想状况仍有一定差距。其中大连的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推动,对环境成本的依赖正在减小,丹东、营口和葫芦岛3市的工业增长需要牺牲更多的环境成本。重工业化、资本密集化和高新技术化不利于工业环境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所有制结构、生产规模、外商投资和环境管理力度等因素因其作用的两面性,对工业环境效率无有效影响。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及影响要素

在海洋经济质量转型之期,基于“认知—评价—建构—优化”理念,界定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通过中心-引力模型评价分析2000—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构建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模型,识别影响其空间特征的相关要素,并根据要素作用程度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①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呈“核心—圈层”结构,形成以大连为“领头雁”的雁阵式相互继起模式;“钻石型”引力流结构促成辽宁沿海地区集中化连片发展格局;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主要受空间集聚效应影响,海洋资本、海洋基建和海洋产业结构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顺流机制,其中海洋产业结构成为影响辽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圈层空间集聚效应的关键流;海洋人才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逆流机制;③ 通过路径作用程度的象限划分,提出强化大连中心地职能,针对腹地城市定位及资源禀赋条件提出调控措施,推进沿海区域协调与一体化进程。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     

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Given the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s, it is useful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spatial assessment of these subsystems.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ubsystems are constructed. The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 is calculated for 350 prefectural uni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ost prefectural unit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s, the Chinese terri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and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Based 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four types of areas, there is a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d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the sectors of manufacturing of high-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such as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of local industrial output. The industrial value of the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is concentrated on the manufacturing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contains a few polluting sectors such as ferrous and non-ferrous metallurgy,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is the type of area where polluting sectors concentrate, such as iron and steel, petrifaction, coal min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the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its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products.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动态变化研究

中国海洋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但地区差异明显。以沿海1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2个角度,运用变差系数及加权变差系数来表现1996~2010年沿海省市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结果表明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成倍增长,总体差异在波动中减小;采用区位熵、洛伦兹曲线及基尼系数对海洋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演化进行分析,得出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演进,海洋产业集聚规模有所减弱,各产业趋于均衡发展;具有资源属性的海洋产业集聚程度最高,海洋第三产业集聚程度降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将其分为3个梯队;使用R/S分析法对沿海地区差异情况进行预测,显示未来差距有增大的趋势。最后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等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沿海六城市产业、生产要素、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具有互补性,区域之间通达性强,具备一体化合作发展的基础,但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体制性障碍与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同构竞争和利益博弈等制约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因素。本文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合作基础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沿海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海峡西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土地的高效利用和配置优化是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求,探究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从而实现对地区土地利用可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三个子系统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探究海峡西岸城市群2008—2017年的土地利用效益及其时空演化过程和耦合协调关系,进一步识别限制各城市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海峡西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存在持续上升的时序特征,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高效益单元主要分布于沿海门户城市及中心城市,且趋于聚集,低值单元主要长期分布于内陆城市和南部沿海城市,且范围不断缩减。（2）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在时序上表现出持续上升的特征,空间上表现为“中高西低”,西部低值区范围明显变小;社会效益小幅增长,中东部形成“环状”中效益区;生态效益整体较低,中部低效益区范围扩张显著。（3）各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度呈不同程度增长趋势,近年以协调发展为主,耦合协调程度表现出由沿海向内陆城市递减的空间异质性,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发展主要受复合因素制约。     

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