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动的空间关系及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分类治理启示

人口流动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与风险扩散。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和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了2020年1月1日至3月5日136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武汉市人口流出的空间关系及其对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启示。研究表明：1）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疫情发生与隐性扩散、快速扩散与暴发、扩散遏制和扩散衰减4个阶段。2）研究时间段武汉市人口主要流向湖北省境内以及周边省市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地理邻近性和倾向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入特征。受地理距离、时间成本、社会经济联系、境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分布的重点区域，一些重点出入境口岸城市的新冠疫情扩散风险较大。3）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出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等级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8种调控类型，近90%的城市具有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或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特征。其中，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北省境内以及中国重点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其防控压力来自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而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其防控的难点在于提高防控对策的精准性。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疫情形势反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重，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疫情防控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常态。建议针对8种调控类型，从人口流动、交通和资源等引导与管控方面分类提出精细化的疫情防控策略，提升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广州“5·21”新冠肺炎疫情时空演化与防控管理

广州“5·21”新冠肺炎疫情是境内首起由新冠病毒“德尔塔”（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本土疫情。以广州“5·21”疫情感染者为对象,采用统计分析、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本土境外输入关联疫情的统计特征、扩散网络与防控管理。研究结论主要有：1）广州“5·21”疫情感染者以老年人居多,感染者潜伏期较短,病毒传播速度快。核酸检测筛查可将病毒传播的风险精准控制在已知范围;行程轨迹可以辅助及时厘清病毒传播链条,切断传播途径。2）感染者所在区和镇街、重点防控区域、分级分类防控管理区域呈片状和点状分布,感染者在少数镇街呈集聚分布特征,疫情传播以接触扩散为主、兼具跳跃扩散的特征。3）疫情扩散传播网络以“簇状”和“链状”为主,网络整体呈现一定“小世界”特征;网络节点层面指标值较高的节点处于疫情接触扩散传播网络的关键路径,是疫情分级分类防控管理的重点对象。4）疫情分级分类防控管理应做好出入管理、社区管控、居家隔离、需求保障、生活垃圾处理、环境消杀、健康监测和服务、核酸检测、宣传引导和管控解除等工作。     

基于GIS的中缅边境地区突发事件防控研究

选取坡度、植被覆盖指数、交通密度和人口密度共4个因子,构建中缅边境地区边民防控部署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因子的权重。以中缅边境南段地区为例,基于GIS技术,开展中缅边境地区突发事件边民涌入防控点和防控带部署分析研究,得到边民涌入的分级防控点和防控带空间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高风险防控点主要分布在大盈江、南碗河和瑞丽江3条江河与缅甸接壤的边境一线,防控带主要分布在陇川县章凤口岸一带和瑞丽市南部与缅甸交界沿线,瑞丽市南部与缅甸交界的边境沿线为防控的重点区域。     

中国边境口岸体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边境口岸设置的条件及边境口岸体系现状的分析揭示了边境口岸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笔者认为,随着中国边境口岸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不断完善,必将推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与邻国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边境旅游是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分析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类型和质量,并结合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刻画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格局,探讨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范围共涉及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约占34.36%,建筑与设施是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类型。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是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东部边境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西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是影响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研究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对于防疫抗疫资源的合理配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与应对以及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时间和空间尺度,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城际空间扩散过程,归纳总结扩散模式,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6个阶段,并在空间上表现出邻近扩散、迁移扩散、等级扩散和廊道扩散等地理模式;地理邻近性、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交通网络、疫情防控管理等因素对疫情的空间扩散具有显著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和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流空间”网络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模式的一种反映,与地理邻近性、社会经济联系的跨区域性及人类活动的时空规律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以期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也为中国未来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过程与特征

围绕边境城市瑞丽的两处口岸,结合1989—2019年Landsat和夜间灯光数据,以空间分析与多元空间Logistic回归,探讨边境口岸区城市扩张的过程与特征。研究发现：① 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均有扩张但差异显著,空间上分别具有指向口岸、沿边境线迁移的重心轨迹,以及岸城融合相向发育、飞地扩张的热点演变特征;② 回归分析发现,瑞丽口岸贸易在2004—2009年对邻近该口岸地区的城市扩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后伴随姐告边贸区部分功能外移,又促成城市扩张在空间上呈逐渐远离口岸点的特征,对瑞丽口岸区城市扩张影响显著,而畹町口岸贸易并未有效促成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且后者还易受到其他口岸、通道包括自然因素的影响;③ 多因素及空间竞合关系下,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以1999年和2009年为界呈差异化的三阶段特征,两口岸区城市用地也均围绕边境、口岸发育延展,具有明确方向性和空间特殊性。最后,研究区未来发展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不同口岸发展要注重实际及边境促进或限制城市扩张的双重属性,结合口岸贸易结构等的更丰富的案例有待探讨,以更全面地解释边境城市扩张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在广东省的扩散特征

基于广东省各地市卫健委官网披露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详细信息，对新冠病例在广东省的时空扩散特征以及各地级市疫情传播和变动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确诊病例具有中年人最多、青年人其次、老年人第三的年龄结构特点，与全国统计特征较为相似。2）广东省的疫情扩散比率为0.198，表明其防疫措施卓有成效，有效地抑制了疫情的扩散。3）广东省的疫情扩散格局和综合风险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三四线中型城市的扩散风险较高但综合风险处于中等水平，发达城市的扩散风险较低但综合风险最高，粤东西部的欠发达地区较为安全。文章建议可积极宣传广东抗疫防疫成果，适度缓解民众焦虑，但仍需重点防范因返工返学带来的二次冲击。在防疫的中后期，应根据各地市的疫情风险等级，在省内科学划分风险防控区域，实施分级管控，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避免过度防疫对社会民生造成的负面冲击，并需特别关注原本经济韧性较为脆弱的欠发达地区。     

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旅游业、饭店业,但不同城市旅游业、饭店业应对和适应扰动的能力不同,即韧性存在差异。以中国41个旅游城市的星级饭店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累积损失的韧性评估模型,运用SARIMA、随机森林等方法,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2020年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中国疫情防控成效逐渐趋好的态势下,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不断增强,但韧性演变存在差异。②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空间分异明显,存在交通廊道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③影响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客房平均出租率增长率、餐饮与客房收入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它们对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作用。对指导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增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微观尺度下边境口岸对载体城市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德宏州中缅边境口岸为例

边境地区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汇地带,一直受到各国政府与学者的重视,边境口岸是其中的关键节点,口岸的发展对载体城市具有直接影响。文章以云南省德宏州的4个边境口岸为研究对象,引入距离因素,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测算微观尺度下县域相对集中指数(RCI)并进行横向比较,探讨边境口岸的发展及其对载体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1)口岸的进出口总额、出入境人数与货运总量对载体城市的正向促进作用十分显著,人流与物流成为连接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促进载体城市发展有推动作用,口岸的通关职能与边境贸易职能突显。2)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之间的距离对城市发展有明显的影响,距离越大,制约作用越明显。3)通过对4个口岸横向对比发现,瑞丽口岸对载体城市发展拉动力度显著,其余3个口岸则带动作用不足。最后为各口岸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人口流动的广东省COVID-19疫情风险时空分析

人口流动,特别是来自疫源区的人口输入,COVID-19疫情传播的关键风险来源。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利用人口迁移大数据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综合考虑人口来源地风险差异与流入地社会经济属性差异,并依据输入性病例发病的间隔时间分布引入时滞过程,构建了包含时滞效应的疫情风险时空分析模型,理论上可以根据现状人口流动研判未来一定时期的疫情风险的变化趋势及空间格局,为提前谋划和精准防控提供决策参考。分析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2020年1月29日拐点初现,随后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② 基于输入性病例发病的时滞过程分析,输入性病例从输入到发病普遍存在间隔时间,且间隔时间为1~14 d的病例比重较高。③ 疫情风险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各地疫情风险依据输入风险、易感风险以及抵御风险能力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④ 广东省各地市与疫源区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人口流动规模及其交通区位因素,显著影响省内疫情风险的分级。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是高风险区,东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等邻近深圳和广州的珠三角城市是中风险区,珠三角城市群外围的粤东西北地区是低风险区。应根据疫情潜在风险,制定基于分区分级的防控措施,促进局地精准防控与社会整体良性运转。     

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发生的时空特征及传播路径

利用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公开发布的98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通过26个疫情聚集单元的时空特征分析和4类典型传播路径的案例剖析，深入探讨了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发生的时空规律和传播路径。结果表明：1）珠海的疫情发展与武汉的人口流动与管控密切相关，由于管控及时，目前仍以疫源区直接输入和家庭聚集扩散为主要传播方式，在有限范围内扩散。2）存在输入一代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一代非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二代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二代非家庭聚集传播4种不同的传播路径，且以第一种为主要方式，但非家庭聚集传播的路径复杂，应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3）对输入性病例从输入到发病的滞后周期以及聚集单元最长发病时间间隔来看，有少部分病例或携带者可以突破14 d限制，应警惕目前普遍采用的14 d隔离措施可能存在的风险。     

满洲里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现状、问题与前景

满洲里作为中国内陆主要边境口岸之一，发展满洲里对俄罗斯的经贸发展不但推进了中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而且还具有睦邻、富民与兴边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时空角度对满洲里开展对俄经贸合作的历史基础、区位条件及规划措施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满洲里对俄经贸合作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促进双方经贸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时空分布特征

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案例数据库为基础，运用SPSS24.0进行数据挖掘和ArcGIS10.2进行空间分析，发现：① 浙江省病例新增人数时间变化符合泛泊松分布函数，男女易感染率差异不大，典型症状为发热、咳嗽和肺部影像学病变。② 病例感染率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总体呈现为“一带四心”格局，“一带”为台?温沿海铁路带的县级地域单元，“四心”为宁波海曙区（11.02/10万），湖州秀洲区（4.29/10万），杭州上城区（4.06/10万）和江干区（4.80/10万），杭州桐庐县（5.78/10万）。③ 核密度集聚中心呈现北?南?北转移的态势，整体呈现“多核多心”“主核固定，多心演化”“单一主核，多心消退”和“疫情消退”4个阶段的空间演化特征。④ 浙江省的扩散率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空间差异明显，风险管控视角分为5类地区。⑤ 根据疫情演化与传染特征，提出疫情4阶段治理策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本是推动生活圈建设，打造健康城市。     

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演变的多尺度因素影响分析

沿边口岸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关键节点。本文以中俄边界往来最密切的口岸城市满洲里为例,首先,通过构建改进动态集中指数（MDCI）,将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划分为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1979—1987年）、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88—1997年）、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98—2005年）、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2006—2015年）和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2016—2017年）。其次,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国家、区域、地方和个体4个尺度对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影响的程度,研究表明：在全时段上,表现为国家尺度>个体尺度>地方尺度>区域尺度的关系;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表现为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地方尺度和个体尺度影响较小;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以国家尺度影响为主,其中,俄罗斯影响稍大于中国,其他尺度影响均较小;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国家、区域及个体尺度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且作用大小相对均衡;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尺度作用较明显,个体尺度影响弱化,其中,区域尺度影响最大,之后表现为国家尺度（俄罗斯）>地方尺度>国家尺度（中国）>个体尺度的关系。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个体尺度与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与地方尺度影响较小。最后,综合运用VAR模型、深度访谈等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从国家、区域、地方及个体尺度因素对口岸—城市关系演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全时段和分阶段的分析。本研究可为满洲里促进口岸—城市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多尺度视角的新思路,也可为中国广大边境地区探讨口岸—城市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2020年湖南省COVID-19疫情的地理学分析

以发病数和发病率为依据,利用ArcGIS 10.3软件和地理探测器,探究湖南省2020-01-21—02-28间COVID-19疫情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疫情演变具有时序阶段性。湖南省COVID-19流行过程可分为扩散期—鼎盛期—衰减期—消亡期4个阶段;所有发病县区中84.47%的首发病例为武汉输入。2）疫情传播具有交通依赖性。确诊患者和高发病率地区集中在铁路干线附近,“地级市早发、主城区多发”特征明显。3）疫情程度具有距离衰减性。邻近武汉的湘中、湘北、湘东北地区发病数和发病率最高。4）疫情分布具有空间集聚性。发病数和发病率集聚水平先增大后保持高位,疫情热点区位于长株潭及岳阳市,冷点区位于湘西州。5）疫情流行具有因子交互性。无风、寒冷、干燥的天气更利于疫情传播;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GDP是影响疫情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自然因子与社会因子的交互作用最强。6）影响因子具有空间异质性。空间距离、人口密度对发病数和发病率两者的影响都有空间异质性,空间距离对湘东北地区疫情的影响最大,人口密度对湘西北、湘北地区疫情的影响最大;人口流动性、卫技人员数仅对发病数的影响有空间异质性,人口流动性的影响程度由北向南递减,卫技人员数的影响程度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向外围圈层递减。     

石家庄市远郊村COVID-19传播网络解构及其流行病学解释

2021年1月石家庄市远郊村疫情是中国首次爆发于农村地区的COVID-19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依据941例确诊病例确诊前14 d个体移动轨迹,以传播网络结构性分析和流行病传播动力学分析为手段,对比大城市城区,拟从疫点形成、输出形式、热区扩缩三方面解构农村地区COVID-19传播网络。结论如下：① 疫点数量和类型较多。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与中心城市同时并发形成新疫点;社区活跃度较高导致共同暴露疫点形成;短距离“钟摆移动”加大了个体移动轨迹交叉密度,进而增加了临时暴露疫点形成的风险。② 具有显著的个体-个体接触传染特性以及上下游输出关系链特性,家族聚集性以及家族高代次输出是二次输出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③ 有症状确诊病例延迟决策就医致使其隐匿时间较长相对危险度较高,导致网络热区范围和扩缩时间跨度增加。基此,本文提出机场邻近区域防控扩展、潜在疫点溢出人员延长管理、风险缓冲隔离区合理划设3点建议。散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传播网络研究是一种有益探索,将为提高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网络韧性提供依据。     

基于烟羽模型的江苏港口腹地范围划分

运用烟羽模型对江苏各个港口的腹地在省内进行划分,在Arc GIS的可视化结果中,各个港口都有其明确的腹地范围,并且各港口所在的地级市是其腹地的范围之一。其中,淮安港的腹地范围分布最广,包括苏北地区12个县级市和市区;连云港港的腹地范围主要在连云港地区;苏州组合港的港区中张家港港、常熟港和太仓港三港也分别有其特定的腹地范围。结果显示:靠近江苏省地域边界的各个港口或港区的腹地范围主要以其所处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呈南北向延伸;位于江苏省内陆地区的港口或港区的腹地范围则以其所在县级市或市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大致呈团状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