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视角下的城市空间交互态势特征分析——以北京市六环为例

城市中场所在空间区位用地功能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场所中的交互模式具有特定的规律性。该文从场所视角,利用大众点评POI数据及出租车上下车点对(OD)数据,构建"场所(O)-场所(D)-时间(T)"时空立方体,运用非负张量分解方法对时空立方体进行分解,从一阶静态维度与二阶动态维度综合提取城市场所间交互模式,并分析其态势特征。结果表明:静态特征侧重展现上下车活动的强度变化特点,工作日与休息日分别呈现6种模式,工作日交互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休息日无明显模式特征的场所较多;动态特征重点展示空间交互流时空分布特点,工作日与休息日分别呈现3种模式,工作日场所间交互流量大,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休息日交互流夜间分布比重较大,呈现出深夜娱乐的特点。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城市空间异质性以及辅助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等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签到数据的城市活动时空间动态变化及区划研究

借助新浪微博,引入位置服务大数据,以南京市为例,从时间、空间、活动3个方面分析城市活动空间的动态变化,并在掌握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城市活动区域。研究发现：传统的作息规律仍然支配着人们的签到活动,时间与活动内容间的对应关系仍然存在;居民活动在工作日、休息日与节假日,以及主城与外围地区存在差异;城市活动空间在一天内经历了相对分散-集聚-进一步集聚-分散-相对集聚的动态变化;城市活动区域可以划分为就业活动区、居住活动区、休闲活动区、夜生活活动区,及综合活动区;活动功能区呈现出混合化与边界模糊化的特征。     

时空约束下的地铁可达性研究：以北京为例

以北京市为例,基于340个站点的时刻表构建地铁组织网络,采用网络分析法和累积机会法,对比在“工作日”和“双休日”“高峰期”和“非高峰期”等时空约束下的可达性动态。研究发现：① 由于起始地空间区位特征及沿线土地利用功能结构的多样性,不同线路的时刻组织模式各异。② 基于运营组织网络的地铁可达性存在时刻上的动态变化,一日内早晚高峰可达性最优,双休日可达性略低于平时。③ 基于运营组织网络的地铁可达性与基于设施网络的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且距市中心15~20 km处的站点工作日和双休日的可达性差异最大,与地铁网络结构特征有关。综上,基于时刻组织时空约束下的可达性分析有利于了解地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并有助于进一步剖析居民出行规律和城市空间结构。     

建成环境对城市不同年龄群体活力的时空异质性影响研究

城市活力是城市空间质量的重要体现,对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该文以西宁市主城区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探索城市不同年龄群体活力的空间分布模式,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定量研究建成环境对城市不同年龄群体活力的时空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根据不同年龄群体活动能力和需求的差异可将活力空间分布模式划分为“离核紧凑型”“离核延伸型”“聚核延伸型”“聚核紧凑型”4种群体活力分布模式。2)建成环境对群体活力影响的群体差异和时空异质性显著。区位条件普遍影响各群体活力且具有稳健的时间变化特征;道路交叉口密度有利于青年和老年群体活力的提升,且白天影响力高于夜晚;公交线路数量仅与老年群体白天活力呈正相关关系;白天时段建筑密度对少年和老年群体活力的积极影响高于夜晚;容积率对青年群体夜晚活力和老年群体白天活力的影响完全相反;相比功能混合度,具体配套设施密度对各群体活力影响更突出。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精准设计和差异化设施布局提供借鉴,促进城市空间协调发展。     

广州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家外休闲行为时空间特征

以2013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休闲活动频次及时长、休闲活动的时间集聚、距离分布、时空分布密度和时空集聚特征等方面分析不同阶层居民休闲活动特征。研究发现:居民工作日家外活动以生存型为主,休息日以休闲型为主,高阶层居民比低阶层居民在工作日休闲活动时间长,休息日活动频次高;居民在工作日的休闲活动受生存型活动时空约束明显,各阶层在休息日的休闲活动持续时间明显增长,主要集聚于近距离;居民休闲活动大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区,工作日早晚活动空间变化大于休息日;低阶层居民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白天收缩,中高阶层以上居民工作日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休息日收缩。     

广州市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决策因素

基于广州市中产阶层活动日志问卷调查,借鉴社会分层、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等理论方法,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多元Logit模型对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与决策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呈现多样化时空特征。工作日购物时间双峰陡峭,休息日双峰平缓;工作日购物空间范围比休息日小,工作日购物活动集中在晚间近圈层(0~1 km),休息日集中在白天中圈层(1~5 km)。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商业设施密度是影响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时空决策的主要因素,工作日性别因素影响较大,休息日出行方式因素作用显著。中产阶层购物时间节奏与一般居民相差不大,但空间距离较远,其时空决策受商业设施密度影响程度更高。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城市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出行影响的时空特征——以深圳市为例

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共享单车OD等多源数据,从工作日、休息日多时段分析共享单车出行时空特征,并构建基于客观物质空间、主观感知体验的建成环境“5Ds”指标,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解析不同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空异质效应。研究表明：1）时间上,工作日和休息日早、晚高峰的共享单车出行流量较其他时段整体显著,且休息日较工作日的峰值时段具有滞后性;空间上,各峰值时段的出行流量高值区域呈“多核集聚、带状延伸”的分异格局;2）各建成环境要素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段差异显著。就业设施密度、围合度及人口密度在各时段均具有高解释度,其影响力整体呈全局显著特征,其余变量则在不同时段存在局部显著效应;3）各时段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在空间作用尺度上存在分异。就业设施密度与围合度的影响力在各时段的空间变化最为稳定,街道绿视率与人口密度在不同时段呈现差异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城市形态结构对空间紧凑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以上海为例

基于空间紧凑发展内涵,构建综合指数模型,分析2005—2020年上海空间紧凑度的演变特征并与国内外城市进行比较,进一步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形态结构对空间紧凑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空间紧凑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圈层式分布特征,中心城区普遍趋于稳定,外围城区增长较快,且与其他同类城市比较处于高紧凑发展水平;但受政策及规划影响,紧凑度分指标在空间格局上存在显著差异。(2)城市密度与空间紧凑度呈倒“U”型关系,功能混合度和用地形态与空间紧凑度呈近线性关系,且城市密度与之关联性最强。(3)整体上城市密度和功能混合度均对空间紧凑发展产生促进效应,而用地形态表现出抑制效应;分区尺度上形态、功能和密度要素对空间紧凑度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4)通过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的差异性空间结构调整,控制国土空间规划形态结构指标来提升城市紧凑发展水平。     

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结构与区位模式演变研究

就业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映射出城市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多样性。论文采用经验贝叶斯克里金、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多中心密度函数等方法综合刻画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结构特征,并从就业结构化分散、就业中心增长转型、就业异质性集聚与土地混合利用3个方面剖析其就业区位模式特征。研究发现：① 南京都市区就业郊区化与多中心化并存,“分散化集聚”的结构性特征显著;② 就业中心决定着就业空间的整体结构与密度分布,然而城市中心影响力开始减弱而次中心则逐渐增强;③ 就业中心出现增长转型,服务化转向与高技能化趋势明显;④ 就业分布呈现异质性集聚模式且与混合土地利用存在正向关联;⑤ 城市就业空间格局演变是自组织与他组织2种力量、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2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经济、城市规划、土地市场开发等均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空差异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一直关注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的关系。论文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采集百度热力图、建筑矢量数据、路网数据、兴趣点数据等多源空间大数据,应用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探究建设强度、功能性质和交通可达性3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城市活力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并对比工作日白天与夜间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容积率对城市活力塑造的相对重要性最高,其次是休闲设施密度与公交密度,且白天与夜间的差异不显著。合理的开发建设强度、集聚的休闲与办公设施、公交导向交通发展,更有助于塑造充满活力的城市。(2)各建成环境要素与城市活力之间均存在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且部分建成环境要素白天与夜间的差异较明显。研究结论可为精细化的建成环境规划与治理以促进城市活力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西宁市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时空活动差异研究

以手机信令数据为数据源,研究西宁市居民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空活动差异及POI设施空间分布对居民活动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西宁市为单中心空间结构,居民在工作日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区域,而在休息日的分布较分散;2)在休息日,商业和交通设施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居住用地在早上对居民活动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下午影响强度减弱),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大部分时段对居民活动强度产生消极影响;3)在工作日,商业设施对居民活动的影响明显减弱,居住用地仅在晚上和凌晨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而白天大部分时段出现消极影响,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白天大部分时段会促进居民停留。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工作日和休息日居民在城市空间的时空活动差异及影响机制,可为城市出行空间和基础设施规划提供参考。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面渗透融入社会生活，导致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和距离，重塑了城市居民行为活动模式。共享单车作为“互联网+共享”的新型出行方式改善了居民的出行方式。但既有成果对共享单车的研究尚不充分。使用摩拜单车1周的骑行数据，剖析广州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轨迹的时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建成环境的功能密度因素对共享单车出行的影响及程度。研究发现，共享单车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出行均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特征。公共交通站点POI密度、功能混合度、机动车道密度等因素的边际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不稳定性。研究能为共享单车企业提升运营水平和政府优化慢行交通环境提供参考。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研究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跨界道路交通对同城化地区时空联系影响研究：广佛案例

同城化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交通是同城化时空联系产生的重要基础。利用空间句法以及时间地图方法,分析广佛时空结构特征,多方面探讨跨界道路建设对广州与佛山时空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广佛时空结构特征方面,5 km、10 km句法整合度模型呈现以广州内环高速范围内地区为中心的极化格局特征,佛山中心城区位于节点位置;20 km、100 km整合度模型中广佛中心集聚特征明显;广佛时间地图呈东西方向收缩。② 跨界道路影响方面,通行后越接近交界区域,时间距离偏移越大,广州南部地区与南海、顺德时间成本改善明显。③ 跨界道路通行有利于不同尺度下路网可达性整体水平的提高,能为广佛路、陈村大桥、禺山西等道路分流部分交通流。空间句法与时间地图方法的使用识别了不同尺度上广佛等级差异与交通潜力,且对地理空间进行了时空转换,结论能为今后城市功能整合提供参照,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和视角。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上海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互联网经济转型和信息技术浪潮下的创新创业活动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论文利用上海互联网新创企业数的截面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互联网创业在2010年后进入活跃期,行业分布与全国创业形势及上海产业导向相一致。② 空间演变上,整体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异特征,企业高度集聚于中环线内的同时向郊区中心镇和新城扩散。中心城区企业集聚强度不断增强,集聚规模由4.5 km扩张到6.5 km;在空间上由相对均衡向多中心集聚的形态演变。黄浦-静安-徐汇片、五角场、陆家嘴、张江和漕河泾等5大核心集聚区以其特定的资源优势获得互联网新创企业的青睐。③ 孵化环境、生活环境、商务环境、投资环境等构成互联网创业活动的外部环境需求;产业集聚、技术因子和土地价格等对互联网新创企业区位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