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城镇化机制与模式研究——以东营市为例

二元城镇化机制与模式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二元性,是研究二元城镇化机制特征和演化趋势的典型区域.选取中国第二大油田驻地——山东省东营市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典型案例,试图通过对东营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城镇化机制的演化阶段、模式与特征的深入剖析,展现资源型城市二元城镇化的特殊机制和可能的发展趋势.     

海南省新世纪城镇化进程的阶段性及其影响因素

21世纪以来的海南省逐步迈入快速城镇化阶段,为了明确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及其主导因素,采用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建立包括人口、用地、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因素的复合指标体系,借助SPSS 19.0软件平台综合研究海南省的城镇化进程,明确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及其主导因素。2000年以来,通过复合指标体系测算的综合影响力对新世纪以来海南省的城镇化影响强度整体上逐渐增加,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表现为减弱、提高、急速增强3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城镇化主导因子存在显著差异。     

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Northam认为城镇化呈"s"型曲线发展,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为众多研究证实和引用,但其阶段分界点长期缺乏严格的数学定义.运用高等数学方法,推演出城镇化"s"型曲线的Logistic增长模型关于时间变量t的方程表达式,并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推导出该曲线的三个特征点及其数学表达式.对Northam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思想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提出城镇化发展"s"型曲线上两个曲率最大点为城镇化三个阶段的分界点;验证了在拐点处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大加速度为零,之前速度逐渐加大,之后速度逐渐减小;给出了阶段划分点、拐点和第二阶段历时与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选择日本和其他22个国家城镇化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城镇化阶段划分结果与相关研究非常吻合,并且符合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还特别证明并指出2004年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出现速度拐点,验证了模型推导的结果.最后讨论了该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以政府驱动的大规模城镇土地开发为显著特征,新型城镇化强调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通过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指数及协调度评价方法,分析了2000—2015年期间长三角发展最快至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协调特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低于人口城镇化但增长率更高,2008年后两者进入高协调耦合阶段,但不同城市不同阶段耦合协调度有所差异,高等级城市土地城镇化快速但总体与人口城镇化协调,而中低等级城市过度土地城镇化突出;良好的经济基础、就业环境及投资环境形成了较高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而政府驱动开发政策刺激和经济增长需求旺盛导致土地城镇化增长高于人口城镇化增长;针对中心-边缘发展空间失衡及可持续问题,提出未来强化大城市辐射引领、调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共建共治作为美丽长三角建设重点。     

基于状态-动力分析框架的河南省健康城镇化时空格局

基于对健康城镇化的理解,构建包括状态层面和动力层面的健康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泰尔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河南省健康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其时间演变特征为:状态层面上,2002—2014年河南省健康城镇化水平呈现波动、快速增长的特征;社会健康城镇化、经济健康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健康对状态层面影响较大,其他方面的影响亦增大。动力层面上,推力和拉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持续增长,但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推力支持系统从2011年开始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拉力支持系统则在2011年稳定进入勉强协调阶段,拉力和推力支持系统均于2014年开始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其空间演变特征为:状态层面上,2002—2014年健康城镇化水平不断增长,区域差异缩小;动力层面上,拉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在增加的同时区域差异缩小,耦合协调度的2个解释性指标中,综合协调指数的区域差异缩小,而耦合度的区域差异增大;推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在增强的同时区域差异缩小,综合协调指数和耦合度区域差异性趋小。在2个时间节点上,影响健康城镇化动力层面的深层次原因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     

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分析与评估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与工业化紧密联系、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基本协调.就不同时期而言,先后经历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城镇化快于工业化3个阶段.近年来整体上出现了城镇化速度快于工业化进程的倾向.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发展水平是基本协调的;东北三省有类似过度城镇化的倾向;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化的速度均过低,显示出低度城镇化的倾向;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仍显得过快;而另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低,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却显得稍慢.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援藏与西藏自治区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分析

援藏与西藏城镇化具有密切关联。以西藏自治区74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建立援藏与西藏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在分析援藏与西藏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趋势分析,探讨援藏与西藏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特征;运用加权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00年~2015年援藏与西藏城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援藏与西藏城镇化综合水平均持续上升,但大部分县区仍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2)援藏与西藏城镇化逐步进入高级协调状态。2015年,各县区援藏与城镇化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状态,耦合度与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特征;援藏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区随海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且由较高耦合协调区向地区中心集聚;3)援藏与西藏各县(市、区)城镇化各要素之间均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财政转移支付与建筑工程投资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援藏在经济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果。基于研究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提出未来援藏工作及西藏城镇化发展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评述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四种不同尺度空间地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热点、主要进展和差别进行了梳理对比。研究认为:全球尺度面向人类发展,侧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的机制与规律研究;国家尺度面向发展阶段和需求,侧重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阶段、关系类型的研究;区域尺度具有差异化自然和经济本底,存在多种类型的区域,较多对省级行政区、功能区和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城市尺度的地域范围小,侧重与城市管理相关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讨。虽然不同尺度的研究可以相互借鉴和参照,但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不能混为一谈,需要设计面向空间尺度特征的研究框架,挖掘针对性问题,切实服务于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

本文利用2000年截面数据,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了我国东部沿海省区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差异、特征和类型。分析结果表明,沿海省区的城镇化水平受到多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省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既有明显受到转型期要素流动影响的省份如广东省;也有综合经济实力提高推动城镇化的区域如沪苏和浙江省;还有表现为典型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模式的省份如山东省等。省区间差异化的城镇化影响因素表明,我国沿海省区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该地区属于内陆河流域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有的研究成果，以2005—2017年张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求各项指标权重，设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来表征该区域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3 a间系统由低水平耦合协调——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尽管总趋势是向好发展，以2011年为拐点明显波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2012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大于0.9的耦合协调度极高水平。最后提出促进该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结构质量比较分析——以成都、重庆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垦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中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参鉴模式之一。以黑龙江垦区为例,分两个层次深入分析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及与其他农区城镇化的差异。按照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和发展主体进行划分,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1947-1978 年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阶段,1979-至今自下而上为主的快速城镇化新阶段。从动力因子视角对垦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9-2010 年间影响垦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依次是市场力、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与沿海地区的小城镇相比,黑龙江垦区远离大都市区,城镇化动力表现为典型的“内生性增长”,其发展模式可为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村镇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但垦区的城镇化方式有其特殊性和先天不足,应加强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规划农垦小城镇,实现垦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其动力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发展形势下,开展中亚国家城镇化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建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亚五国独立以来1991—2017年间的城镇化时空格局和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内—外双向力”视角分析了综合城镇化的动力因素。研究认为：① 中亚国家的城镇化过程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显著,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都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停滞发展阶段和进入21世纪以来的快速增长阶段;② 中亚城镇化的国家间差异明显,城镇化各子系统的演化特征各异,需要在中亚区域背景下区别看待和清晰认知各国的城镇化进程;③ 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于中亚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对外铁路交通设施对中亚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尤为重要,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两个外向力对城镇化的影响较为显著;④ 人口和经济规模越小的国家,其城镇化过程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干扰越明显,越需要开展良好的国际合作,以推进城镇化的顺利、健康发展。本研究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亚国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对外合作提供研究参考。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时空格局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将“包容性”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中,从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三个维度解析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并构建测评指标体系,以山东省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评价值均小于0.5,处于以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不同维度的评价值呈现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的态势;② 只有青岛市进入了包容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济南等10地市处于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菏泽等6地市处于排斥性发展阶段;③ 各地市综合评价值与发展机会变量的正相关性最显著,说明发展机会不均等是较多地市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综合评价值偏低的主要原因。发展机会、发展内容与发展成果的相关性较弱,说明山东省较多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投入和成果还未能有效的惠及城乡。理论上,实现了从起点、过程、结果等内在联系紧密的三个维度刻画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完善了城镇化的质量内涵。实践上,可以从不同层面检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障碍因素,为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