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土地集约利用背景下城市人口规模效益与经济规模效益的评价

在理论评述基础上, 构建了城市规模经济内涵的概念框架, 进一步应用计量分析方法, 探讨城市人口规模效益与经济规模效益。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的城市空间规模扩张整体呈现以人口增长为主要推动力;100～2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每单位人口占用的空间规模相对较小, 从吸纳人口的角度应优先发展;2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每单位人口占用的空间规模相对较大, 但每单位经济规模的空间占用较少, 从发展经济、增强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应适度发展;土地的集约利用可通过发展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 进而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这一区域规划途径缓解或解决。最后, 本文从土地集约利用的角度, 针对目前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实践提出了建议。     

中国老工业城市人口增长与收缩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

老工业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轨迹,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增长与收缩并存的背景下,碳排放强度差异性凸显,深入探讨人口增长与收缩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利用夜间灯光反演出的碳排放数据,结合空间分析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2001—2020年人口增长与收缩对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整体下降,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不同类型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演变轨迹具有差异性。(2)人口增长与收缩可以直接影响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演变,此外,人口变化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政策干预、城镇扩张、投资强度和对外开放引起碳排放强度的变化。(3)不同类型的老工业城市,人口变化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路径具有独特性。     

基于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多标度异速分析

城镇体系的时空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具有无尺度性,其特征可以采用异速标度指数定量描述。论文以京津冀为例,基于1992—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的校正结果,提取城镇夜间灯光信息,采用多标度异速分析方法,分析京津冀城镇体系的相对发展特征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大城市的增长空间局限日益显著。虽然大城市如京津唐的绝对发展水平高,但接近环境承载量的极限,22 a间增长快速的是大城市交接地带的小城市(如三河、迁安、廊坊等)。②相对增长速度快的城市从东北到西南呈现带状分布——政府选择发展的“雄安新区”就在这个轴带上。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京津冀城市演化的趋势相对均衡化,空间结构异质性逐步减弱,整个城镇体系的发展趋于相对平衡状态;其二,大、小城市“两极”贯通或许是增强城镇体系功能的有效途径。京津冀的空间格局优化不能仅仅考虑主要的、规模大的中心城市,而应该基于等级结构协调整个城镇网络体系。     

中原地区多尺度城乡收入的时空分异

采用Theil、CV、Moran's I及尺度方差等方法,基于分区级、市域级、县级三种尺度分析2000-2012年中原地区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从多维视角探索城乡收入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 2000年以来,城镇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在三种尺度上均表现逐渐减小趋势;乡村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均呈现逐渐增大趋势;而城乡收入比区域差异不同尺度演化趋势不同,但总体与乡村人均收入较为相似。2尺度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城镇人均收入尺度方差及构成由大到小为县级、市域级、分区级;而乡村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比则分为县级、分区级、市域级。3城乡收入三项指标在不同尺度水平上空间关联格局均表现出总体的稳定性,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的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LL区为主,而城乡收入比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HH为主。4 Arc GIS分类中,市域级尺度城乡收入三项指标空间类型呈现明显的分区分布,县级空间格局更为复杂且多呈规模不等的圈层分布特征。通过探索城乡收入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尺度变化特征,可了解不同尺度城乡差距特征及其尺度效应,为中原地区、中国类似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从中心地到城市网络——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转变

城镇体系核心特征的演变,推动其研究视角由等级制的传统中心地理论向关系制的现代城市网络转变。以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简要回顾克氏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进展,通过对中心地理论固有缺陷,以及城镇体系研究逻辑变化的分析,阐明传统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代城镇体系问题时的局限性;指出城市网络理论兴起的背景：交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导致区位论的解释失效、流空间理论的产生、全球化与生产网络的产生、制度与体制演变——中心地组织原则的转化;从企业组织、交通流、信息流三个研究视角,揭示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网络思维端倪;通过研究主体特征的关注由中心性到节点属性、主体关系由等级从属到功能互补、时空尺度由地方到全球三个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心地与城市网络应用于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差异。     

基于Weibull函数和Gamma函数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有效工具。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大多采用线性模型或对数线性模型,其在采用模型描述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为克服这些不足,本文采用Weibull函数和Gamma函数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9个省区1989~2005年四种环境污染指标人均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予以研究。结果表明Weibull函数和Gamma函数的面板数据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且参数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人均废水和人均SO₂都随人均收入增加先上升后减少,在25000元附近出现结构转变点,而人均固体废弃物和人均废气随人均收入增加则呈现单调增加的变化趋势,没有出现结构转变点。     

中国城市私人汽车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选取中国235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研究了1990-2009 年中国城市私人汽车拥有量演变的时空特征,并选取了9 个解释变量,使用1995-2009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量化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分析各因素对城市私人汽车拥有量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私人汽车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及区域分异特征;② 中国城市私人汽车发展的空间差异呈先增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动轨迹;2000 年后,中国城市私人汽车发展的空间差异出现了地带间趋异而地带内趋同的现象;③ 经济因素是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决定性因素,私人汽车拥有量随人均收入的发展呈现出“S”形增长,城市化水平对私人汽车拥有量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对特大及巨大城市却产生了不显著的负效应;④ 城市空间扩张带来的城市规模增加会导致城市私人交通工具使用需求增大,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以上后,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能抑制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加;⑤ 城市公共交通及出租车的服务能力对私人汽车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私人汽车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珠江三角洲城镇体系规模等级变动研究

采用市区非农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统计资料,对珠三角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的变动进行研究,得出珠三角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且在研究时间段内城市规模等级总体变动不大,人口变动由相对均衡到非均衡,以及人口分布集中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最后,笔者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变动趋势作出了预测:近期内,珠三角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的变动将保持稳定,大中城市仍然是该区域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一批大中城市人口的增长,珠三角的首位度将保持下降的趋势。     

甘肃城镇体系结构及其分形模型研究

文章通过计算甘肃省城镇体系的首位指数、不平衡指数及城市规模分形分布的分维数,讨论了甘肃省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的特点;用城镇密度、关联维数分析了甘肃省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指出了目前城镇体系的特征:首位度过大;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出现断层,联系不畅;空间布局小集中、大分散;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力较弱,大城市没有发挥应有的辐射作用;城镇体系结构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显著。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城镇体系结构特征形成的内在机制,最后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甘肃城镇体系发展的相应对策:大分散,小集中,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坚持分散化的道路,完善城镇空间结构;大力促进农村小城镇的发育。     

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

城镇等级规模体系(以下简称等级体系)是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规模级城镇的组合状况和发生发展规律。在分析城镇的人口规模和制订城镇的发展战略时,把城镇放在城镇体系的背景上,可以避免很多盲目性和片面性。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研究的进展

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取得了很大成就。截止1986年,中国城镇总数达到8817个,其中城市353个,建制镇8464个,分别为1949年的2.6倍和4倍。中国按城镇非农业人口计的实际在城镇活动的人口已超过20％。尤其在1978年以后,在改革形势的推动下,城市取得了更为惊人的发展。1978～1987年,城市数增长187个,增加近一倍,镇增加8253个,增加近3倍。有3亿农村     

广佛都市圈网络外部性的城镇借用规模绩效检验

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环境下,借用规模可以使城镇突破地理距离和规模等级限制,通过网络联系实现城镇经济的共同增长。基于理论辨析,以城市网络的借用规模效应为视角,检验网络外部性下城镇借用规模绩效对城镇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回顾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广佛都市圈城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偏离均值标准差倍数的方法解析区域绩效、集聚阴影等特征;其次,基于城镇规模、借用规模、交通网络通达性、科技创新外溢性对城镇经济增长的耦合作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网络外部性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镇既有人口规模越小,区域绩效值越低,10万人的人口规模是绩效特征的分界点,大于和小于10万人的城镇分别呈现出借用规模绩效和集聚阴影特征;② 基于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和企业网络点度的区域绩效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式空间特征,且基于企业网络点度检验的空间分异特征更为突出;都市圈主城区近郊圈层城镇的绩效较明显,而主城区远郊圈层城镇的集聚阴影现象显著;③ 新增注册企业数的绩效与城镇既有规模关系最为紧密,与区域交通枢纽、借用规模、借用绩效、跨镇合作专利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依次降低;区域交通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集聚,并通过网络外部性效应影响都市圈的城镇化发展。     

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为例

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城市,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又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珠三角地区尤其是这徉。但是城市为什么会增长？本文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框架,探讨经济活动密度在城市增长中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文章的第一部分指出了当前理论界在城市规模增长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和不足;第二部分讨论了三个在不同假设条件下关于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增长、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的模型;第三部分采用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数据资料对理论模型的主要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在外部经济模型还是在外部经济前提下再考虑企业的垄断竞争或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中,区域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密度既是集聚的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规模收益递增从而加速增长极的增长。因此经济活动密度在一定的递增区间内可以成为城市的主要内生增长源。本文既对廖什用市场密度来确定城市体系区位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以点轴经济系统带动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腹地城市人口增长及区域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2)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3)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为例

城市化是影响现阶段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经济增长格局的重要因素。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海西城镇体系经济增长空间格局,构建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横截面数据模型,探索在空间效应的影响下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海西经济区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初中期阶段,人口结构城市化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产业结构城市化未能很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现阶段城镇体系网络构建程度较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最后,提出未来海西城镇体系经济发展的重点。     

山东乡村居民收入地域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乡村收入差异是地域空间分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结构以及形成机制出发,研究乡村农民人均收入的空间差异,是当前农民人均收入差异研究的新趋势。通过研究发现,山东省农民人均收入差异主要由地市间的差异造成;从收入来源来看,农民经营性收入以及农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已经成为造成山东省农民人均收入差异的主要根源。山东省城镇化空间格局可以通过城市夜间灯光图进行直观反映,通过对比发现,山东省农民收入差异的空间格局与山东省城市化空间格局相类似,呈四点两带分布,即青岛、烟台、济南、济宁、胶济带、沿海带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受非农化与非粮化影响,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民增收机会较多。     

基于改进景观扩张指数苏锡常地区城镇扩展空间形态变化

针对目前景观扩张指数计算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改进计算景观扩张指数的方法用于动态分析城镇空间形态变化特征。将景观格局的3 种增长模式:填充式、边缘式和飞地式分别表示为3 种拓扑关系:包含、相交及相离关系,通过判断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斑块之间的拓扑关系计算景观格局扩张的各项指数,据此对苏锡常地区1985~2008 年各阶段城镇扩展空间形态变化进行分析。从总体景观扩张模式的变化来看,苏锡常地区建设用地增长方式以边缘式的紧凑增长为主;从增长形态的空间位置来看,各市市区和各镇行政中心的增长形态基本可以归纳为以边缘式增长为主的紧凑增长形态,普通城镇则可能是紧凑增长形态或者蔓延增长形态。计算结果表明,改进的景观扩张指数方法能够动态的反映苏锡常地区城镇用地空间格局形态变化过程。进一步计算反映城镇用地分形特征的盒子维数作对比分析,从计算结果来看,随着时间推移苏锡常地区城镇用地分维数值逐渐增加,从1985 年的1.220 增加到2008 年的1.504,但增长幅度不大,说明城镇空间格局始终处于集中和均衡之间;而景观扩张指数计算结果反映,从1995 年飞地式增长模式的数量和分布开始增加之后,给城镇发展的主导的紧凑模式带来了扰动,这种扩散式的增长导致各城镇扩张的结果在空间形态上出现与总体趋势分异的现象。新建设用地的增长点引起了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这种发展增加了城镇空间形态的随机性和结构的不稳定性,这个结果可以作为前述盒子维数计算结果的补充,说明景观扩张指数可以解释分形这种形态结果的空间变化过程;并且通过计算景观扩张指数,决策者可以了解城镇扩展空间形态的变化趋势,从而从宏观上控制城镇的无序蔓延。     

区域经济增长的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厘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多样化的空间相互作用,对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理论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中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城市间的同群效应,从新的视角解释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高收入城市通过正向同群效应对邻近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带动作用,通过负向同群效应对邻近陷阱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国城市之间未完全发挥自上而下的辐射带动作用;中等收入城市对高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陷阱城市对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同群效应,中国城市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同等收入水平城市间的经济增长通过正向同群效应相互促进。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同群效应的产生更多是源于分权体制下的“标尺竞争”,其中学习和竞争机制在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内部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最后,从实施多中心空间战略、构建新型城市合作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