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为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提供了机遇,可加速经济要素跨国流动,促进全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基于2019年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贸易社团及节点中心性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互通性和扩散性,且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性质,两极分化较为显著;2）贸易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特征,德国、中国、美国、荷兰处于核心圈层,是贸易网络的枢纽;3）贸易网络可划分为1个北美社团、1个以东亚国家为主的社团和3个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社团,其空间分布表现出连续性特征,各社团内部贸易联系密切,中国是所属社团的核心;4）贸易网络呈现出枢纽辐射式和全连通式共存的结构,强度中心性呈嵌入式的单元格局,接近中心性呈集中连片区块状分布特征,中介中心性的极化现象较为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水产品贸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渔业产业链的重要措施。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扩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选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分析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发现：1）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变化可划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2）水产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空间集聚和网络凝聚力逐渐增强,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呈现小世界的特性。3）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核心国家的贸易联系紧密,贸易额占整体的一半以上,多边、双边贸易流存在差异,贸易网络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地理区位及距离对其组团有间接的影响,社团划分呈现层级性和地理临近组团的特点。4）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异特性较为明显,重要节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间中心度高的国家和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具有趋同性,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的网络中心性影响力较弱。5）在核心国家的水产品市场结构中,中国占据较大份额;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引起市场结构发生调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进口和出口产品分别主要集中在冻鱼和水产品制品。     

环南海区域发展特征与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前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正催化全球经济版图格局发生剧烈演变,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以环南海区域为战略基点,在深入研究区域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建设“中国+东南亚”战略性一体化经济区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本文以环南海区域为重点,结合区域发展重点指标描述了其整体发展特征,利用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对环南海区域产业与对外贸易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剖析,并刻画了环南海区域核心增长区域的空间网络特征,最后讨论了环南海区域构建多元一体化经济区的前景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环南海区域主要发展指标增长态势强劲,发展速度和质量远超全球同期平均水平。② 在全球产业转移周期阶段与空间路径的双重驱动下,环南海区域形成了“澳新港—粤闽台文马—滇桂琼泰印菲越—缅老柬”四大梯级发展格局。③ 环南海区域11个国家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兼具“横向一体化”和“纵向梯级化”复合特征;产业结构与全球贸易商品结构呈现出“高端化”和“低端化”并举的态势。④ 环南海区域已经形成九大核心增长区域,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产业和出口商品类型呈现相似性和互补性。⑤ 展望未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及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重组将构建起深度匹配地区资源禀赋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生产—消费网络,而城市群、高速交通等空间实体所构建的“点—轴”空间网络和“内—外”开放合作政策平台也将更好保障一体化经济区的构建与发展。     

机场体系中心性的网络分析方法与实证

机场体系是航空运输组织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认知其空间结构特征对航空运输网络的建构及辨析其表征的城镇体系结构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中心性在刻画机场体系空间结构特征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在研究Christaller中心地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网络分析方法的度中心性、邻近中心性和介中心性,这3个指标分别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的直接交流能力、可达性服务水平和控制网络交流的能力。以中国航空网络为例,研究表明网络中心性指标对机场体系的空间结构具有较好的解释性。度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但与介中心性差异较大。尽管北京和上海的各类中心值始终位居前两位,但对于度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2个指标,第三、四和五位分别为广州、深圳和成都;而对于介中心性,取而代之的是昆明、广州和乌鲁木齐,更多地体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综合3类网络中心性测度方法和中心地理论,提出具有探索性意义的系统中心性分析方法,其研究结果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机场体系的等级结构、上层系统“鼎形”集聚特征和国家地域系统的“鞍”型效果,且与《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的五大机场体系具有较好的耦合性。     

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在构建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基础上,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QAP分析等角度对1988~2012年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日趋成熟,三大经济地带内城市内聚性显著增强但地带间差异逐渐缩小,经济网络向均衡化发展;城市度中心性整体持续下降,经济网络出现多核心趋势,城市介中心性高值区的梯度推移特征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显示核心度高值区呈片状格局,高核心度城市由“质大量少”向“质小量多”转变,经济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呈组团式发展,组团内形成各自核心城市;QAP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与扩散、产业升级、交通技术创新与城市群建设等机制共同驱动着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的演变及优化重组。     

东北地区城市网络层级演变特征分析——基于铁路客运流视角

基于2005、2010及2015年东北地区城市间铁路客运班次数据,从网络密度、节点层级、网络层级等3个视角对东北地区城市网络演变进行分析,借助社会经济因子、信息网络进行相关性探讨。结果表明：① 区域网络密度得到明显提升但网络空间拓展相对缓慢、城市联系在地域空间内呈“核心-边缘”格局,网络类型由普列主导逐步向高铁主导转变。② 度数中心度视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处于稳定状态、区域核心及次级核心集中分布在哈大沿线;而中介中心度视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变动较大、核心城市控制力弱化明显、高位序城市出现空间“跃迁”现象;城市中心度基本反映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③ 铁路客运视角下的多层级网络演变分别透视出区域核心组织结构拓展、省域关联格局的孕育与发展、区域网络完善程度;客运与信息核心联系网络均凸显了哈大轴线的主导地位,但二者在城市联系尺度上具有差异性：客运网络的跨区域性特征显著、而信息网络则倾向省域尺度。     

社会网络视角下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获取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借助Ucinet6.0软件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评价指标和模型,通过节点的中心度、结构洞和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角色划分来探讨空间结构特征,最终构建旅游地的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发展模式。结果表明：① 2007~2012年,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出西南部、东南部密集,北部、东北部稀疏的格局。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增长,而重点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与结构洞水平下降,更多节点在网络中占据较多的结构洞位置,发挥了相应的核心作用。网络空间结构逐渐由松散走向紧密状态,由不均衡趋于均衡。② 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并细分为4个角色群体以定位城市节点的地位及属性。③ 黑龙江省城市旅游地可划分为核心旅游地、重要旅游地、一般旅游地和边缘旅游地4个等级,网络空间呈现出“一核、两翼、三轴三圈”的发展模式。     

广州大都市登革热时空传播混合模式

以广州市2014年登革热疫情早期11周内679个登革热病例数据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扩展Knox检验的疾病时空传播网络模型,研究登革热疫情早期时空传播特征。首先,应用扩展Knox检验方法发现2周1 km内、1周5~7 km两个时空标度下,病例之间具有显著的时空交互特征;其次,提取两个时空标度下的病例点对,分别构造时空近邻传播（STAT）网络和日常移动传播（HDMT）网络;最后,对STAT和HDMT传播网络的同配性、空间特征、网络中心位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广州市登革热传播是空间近邻交叉传播和空间扩散传播的混合传播模式;利用STAT网络亲近中心度标识出的“爆发中心”与病例空间核密度中心基本重合,HDMT网络中介中心度标识出的“扩散中枢”多位于城市快速交通干线附近。     

基于物流企业数据的2007-2017年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特征及演化

采用2007、2012和2017年中国百强物流企业网络数据,运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链锁网络模型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异、空间联系及其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物流企业数据的中国城市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并呈现“两主多中心”的区域空间结构,网络联系的离散水平逐渐降低,其稳定性和均衡性有所增加,等级结构趋于合理;各节点城市组织能力空间分异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组织能力和介中心性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城市间物流联系逐渐增强,并有协同发展的趋势;城市网络联系中,长江沿线城市物流网络联系地位上升,上海为中心的T字型空间结构替代以北京为中心的核心网络结构,在全国尺度形成以胡焕庸线为界线,物流联系网络呈中东部密集、西部相对稀疏的空间格局,其演变过程呈现由等级网络联系特征向等级性与空间近邻性网络联系特征转变趋势。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与空间机理——基于商品贸易规模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6年全球各国商品贸易规模的面板数据,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构建空间误差混合回归模型进一步解释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机理,得出如下结论：①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存在空间正相关,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模式,表现为板块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②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受到生产要素流动与国际分工的传导与驱动,国家规模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基础因素,生产要素禀赋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创新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引擎,政治脆弱性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壁垒,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在创新要素跨国流动影响下趋于弱化;③ 中国需在空间上遵循“邻近国家-欧亚区域-全球范围”的三环递进原则,有层次地布局地缘经济资源,在内容上发挥规模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有差异地制定地缘经济政策,在策略上激发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渗透效应,最大化地缘经济杠杆作用。     

环印度洋区域国家地缘经济格局分析

环印度洋区域不仅关乎中国贸易与能源安全,同时也涵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部分区域。为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与环印度洋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需要定量考察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掌握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情况。首先基于有序聚类方法将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国家的商品贸易数据划分为4个阶段,然后探究环印度洋区域在各阶段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域内地缘经济特征以及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格局。结果发现：① 从全球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区域贸易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构成的“双核心”发展为由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和阿联酋构成的“多核心”。② 从区域内部来看,域内贸易联系与依赖程度趋于加强,区域贸易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限。③ 从域内外大国竞争来看,美国和日本两国在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均呈下滑趋势;而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逐步提升且已超美日;印度的地缘影响力虽然同样呈上升趋势,但仍弱于中美日;澳大利亚则长期最低。研究从全球地位变化、域内贸易联系、域内外大国竞争3个方面定量揭示了环印度洋区域地缘经济的时空格局演变。此外,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也可应用于考察其他热点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     

Spatial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Border areas are both important territorial security barriers and portals to the outside world. Considering the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inland borders,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of geo-economy in border area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Namely, this analysis is important towards leveraging traditional advantages to accelerate China’s development in border and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ur study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geo-economy in border areas, and also introduced three indexes: local economy,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our study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geo-economic evolu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We also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geo-economic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se border areas by using geographical detector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evel of geo-economic influence in border areas has grown steadily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absolute geo-economic dominance of Northeast China gradually declines over time. Areas with geo-economic advantages are highly dispersed, showing a spatial polarization pattern with several polar nuclei including Mudanjiang city (Northeast China), Baotou city (Inner Mongolia), Bortala Mongol Autonomous Prefecture (Xinjiang), Dehong Dai and Jingpo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the city of Chongzuo (Yunnan-Guangxi area). Geo-economics in border area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national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desire of these countrie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bilateral trade. Favorable policies, traffic, cultural proximity and other factors also impact the geo-economics of border areas significantly. The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area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ile Northeast China and Xinjiang are mainly affected by Chinese policies; the Yunnan-Guangxi area is influenced by a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we provide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policies that further geo-economic advantages in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s and in areas with varied development.     

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中心度、社团划分和结构熵等社会网络指标,探究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社团归属及其地缘战略启示。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洲崛起的萌芽、亚洲社团的分离和“三足鼎立”四个阶段,中国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逐步走向“舞台中央”;中、美、德三国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贸易市场的博弈区域。中国应首先立足于亚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战略影响力。     

中国商品贸易结构不均衡性对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

从国家对外经济联系中不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进出口贸易视角,考察中国^①（①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缘经济格局特征与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商品贸易的总体态势是资源产品进口对富含能源国家的高依赖及工业制成品净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强需求的不均衡特征;空间上则表现出国别、地区和方式较为单一且相对稳定,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地缘经济与其他国家关联强度有一定的倾向性。集成资源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多指标显示,以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为主的外向经济是影响中国当前地缘经济格局最主要的因素,而资源产品进口则次于工业制成品的作用,且石油和铁矿的作用高于天然气;在空间上形成了以重点经济发达国家与其外围周边国家为重点面域,联合重点能源国家为扩展的“面-点”地缘经济格局,中国进出口贸易地区大致形成了由近及远的多圈层结构,且关联度较低的国家镶嵌其中而表现出破碎化的特征。这一格局昭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地缘局势总体稳定,但受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积极开辟和寻求多元化的地缘经济空间是有效应对对外经济联系突发事件的重要途径。     

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泛南海经济圈是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有利于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层次与水平。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构建地缘经济关系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一直相对较弱,且未出现显著提升。其中,贸易联系相对紧密,投资、产业、金融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2）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动明显,缅甸、新加坡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尼的经济联系最强,与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经济联系最弱。（3）市场是海南自贸港地缘经济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成本约束对地缘经济具有一定影响,而生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社会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

以长三角16个城市为例,通过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网络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对长三角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密度为0.533,规模为128,直径为3,网络密度处于中等水平。上海（舟山、台州）在中心度指数、权力指数、结构洞水平、核心度等指标上得分处于优势（劣势）地位,位于整个网络的核心（边缘）。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各城市旅游业空间聚类态势与网络特征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各城市在网络中相对位置的优劣,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能够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为研究区域旅游空间差异提供新的视角。     

海航航空网络空间复杂性及演化研究

随着民航业市场改革的推进,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我国航空网络最为活跃的主体。海航航空是我国最大的股份制航空企业,其网络的空间结构和演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海航航空为例,采用拓扑网络和复杂网络的相关指标,分析海航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海航航空网络仍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并逐渐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的特征;节点的中心性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介中心性位序-规模的变化速率要明显快于度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网络的中心性处于下降趋势,即网络内部节点的差异逐步减小;海航航空的枢纽选择从地方逐渐扩展到全国,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西安和海口为核心的网络结构,而其他层级结构尚不明显。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分析

贸易关系可用来刻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本文通过构建源—汇互动矩阵分析框架，借助商品贸易数据，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断面，选取偏好率、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3个指标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时序变化。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偏好率整体上升，且高于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偏好率；②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市场占有率；③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偏好率高于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偏好率，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偏好率主要集中在周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东盟国家；④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市场占有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且高于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市场占有率；⑤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展经济体以及东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差异和演化规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地缘边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