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脆弱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系统易受负面影响或损害程度的有效度量、解析系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建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定量测度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脆弱性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综合度量,包含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要素,其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与以“地”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制衡关系。②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暴露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及“局部突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敏感性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适应能力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及“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划分为适应能力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敏感—适应脆弱型和强综合脆弱型4种类型,并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降脆”策略,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     

1980年以来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时序演变——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切入,遵循“演变轨迹刻画—阶段情景描绘—演化路径与机理剖析”的逻辑轴线,结合“ground-truthing”质性研究方法,探索了1980年以来以陕西省佳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历程与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定量测度了1980—2016年佳县乡村人居环境综合系统及子系统脆弱度值。其中,自然系统脆弱性由干旱主导转向雨涝灾害主导;21世纪以来,居住系统脆弱性全面减轻,支撑系统脆弱性反弹加剧;近10 a,社会系统脆弱性逐渐减轻,人类系统已走向重度脆弱等级,综合脆弱性停滞于中度脆弱等级。② 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情景转化阈值规则,界定了顽固脆弱、不受控制的脆弱、可控的脆弱、稳定健康、易变的系统等5类脆弱性情景。案例区脆弱性演变经历4个阶段,但徘徊于顽固脆弱的系统与不受控制的脆弱性系统情景之间。③ 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动力机制,梳理了5大子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路径,提炼了涉及气候变化、城市化扰动、市场变化、政策干预及农户行为适应等5大驱动因素的20件关键影响事件。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调控策略——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作为人地耦合系统的多种存在形式之一,具有脆弱性。脆弱性是研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选择泉州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采用VSD评估框架构建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对脆弱性类型进行划分,找出主要致脆因子,进而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暴露度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波动上升趋势。敏感性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小幅上升趋势。适应能力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上升趋势。脆弱性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下降趋势。2)脆弱性类型可划分为适应性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暴露-适应脆弱型、强综合脆弱型和弱综合脆弱型,并针对不同类型脆弱区找出其主要致脆因子。3)按照“绿色发展-重点突出-分区调控”的原则,提出降脆策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

人地耦合系统的脆弱性研究作为未来地理科学的十大科学研究命题之一,已成为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以西北地区31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以2003、2008和2013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空间矢量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模糊层次分析和变异系数分析等方法,构建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并说明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格局。大中型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显著的影响并已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低脆弱圈层,各低脆弱圈层逐渐关联形成大范围的低脆弱片区;②4个子系统的脆弱性水平分别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变化显著,资源环境子系统和政策子系统脆弱性则趋于碎片化且相对稳定;③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度呈缓慢增大趋势,社会脆弱性差异度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下降,经济脆弱性与资源环境脆弱性差异度均表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政策扶持性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且整体格局稳定;④在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资源开发促使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人类福祉发生转变,最终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稳定程度,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环境质量、资源开发和政策制定。本文以“脆弱性”的视角解构西北地区人地系统时空动态变化过程,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     

黄土高原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为例,利用敏感性?应对能力模型评估了黄土高原地区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脆弱性特征及其时空变化,并结合ArcGIS空间技术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等级以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为主导,而2010年低脆弱度区域面积开始出现减少,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显著增加,2017年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区域占土地面积比例增加,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下降。总体来说,2000—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② 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高和较高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部分县域和山西西部县域;中等水平的县区集中分布于甘肃省庆阳、平凉市东部县域、山西省大同、忻州市部分县域以及山西西部部分县域;省会城市所辖县区、地市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水平最低。③ 表征人口变化的人口外流率、性别比和老年人口比重是影响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关键因素,且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分异。     

中国天山冰川变化脆弱性研究

冰川是重要的淡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影响显著,而其变化的脆弱性也关乎区域生态服务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中国天山为例,基于脆弱性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构建涵盖自然地理特征、人口状况、社会经济水平、农业发展和社会服务等因素的冰川变化脆弱性框架,并以此针对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探析天山冰川变化脆弱性的空间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自然、社会、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对冰川变化适应能力的影响及交互作用。结果表明：① 脆弱性等级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呈降低趋势,且水平差异显著。天山东部地区脆弱性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高。② 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在空间上分别存在明显正相关与负相关,表明区域范围内冰川变化具有高暴露、高敏感地区往往适应能力较低,进而导致脆弱性较高;反之,脆弱性较低。③ 天山应对冰川变化能力的空间异质性是自然、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二、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等因素具有主导作用。     

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城镇化等多因素驱动下,恢复力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综合考虑系统的脆弱性与应对能力构建指标体系,通过集对分析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根据恢复力测度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元（社会-经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及三元（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从区域层面揭示其2000—2020年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进一步探究二元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变化的数量及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陕西省社会、经济恢复力增长显著,生态恢复力呈微弱的下降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303上升至0.779。（2）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均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子系统南高北低的协调发展差异减弱,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子系统形成中部低南北高的协调发展格局,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维持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二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在数量及空间上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有较大的正向关联性,以高-高、低-低类型评价单元在省域...     

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生态脆弱性评价对认识、保护和改造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在开发建设中保护环境,故研究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动态变化,为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和谐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暴露度-敏感性-恢复力”的评价框架,从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方面选取13个指标构建2000-2016年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主成分方法分析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等级的时空变化,并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喀什地区北部区域生态脆弱性高于南部地区,高度脆弱区面积增多且集中在叶尔羌河中下游和喀什噶尔河下游,脆弱性呈现整体增加并向东北方向转移。2000-2016年喀什地区各县市生态脆弱性最低值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次为喀什市和泽普县,均属于微度脆弱;最高的是莎车县、伽师县和巴楚县,属于高度脆弱地区。气温、地形和植被覆盖度因素造成喀什地区南北地带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异;耕地面积、牲畜头数的增长引起景观破碎度变大,与区域恶劣的自然环境相互耦合加重了喀什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导致了喀什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脆弱性向东北方向扩大。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Rural vulnerability in China:Evaluation theory and spatial patterns

An indicator system is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for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rural vulnerability in China's counties.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five representative transects we explo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and driving forces of,China's rural vulnerability.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ural vulnerability of counties in China is generally within the threshold range of low to medium,and exhibit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Along the "Bole-Taipei Line",there is a spatial pattern of north-south differentiation.Villages in the northeast part of the counties have low vulnerability,while those in the southwest are relatively vulnerable (2)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henomena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that induce rural vulnerability.Spe-cifically,the rural ecological subsystem composed of ecological exposure,ecological sensi-tivity,and ecological adaptation is the principal determinant of rural vulnerability.The rural economic subsystem composed of economic exposure,economic sensitivity,and economic adaptation is also a core determinant of rural vulnerability.The social subsystem composed of social exposure,social sensitivity,and social adapt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rural vulnerability.(3)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seek to reduce regional embeddedness and path dependenc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of sources of disturbance in rural areas,and scientifically control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ystem itself.Then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the rural system can be improved pursuant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 脆弱性测度及时空分异 ——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着眼，基于 65 个样本点，451 份入户调查问卷，65 份村庄专题问卷， 运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等方法探索了佳县 1980—2017 年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时空分异 过程。结论表明（: 1）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均值已由 0.66 下降至 0.45，空间差异度由 3.99%大 幅扩大至 15.31%，呈现由空间重度脆弱的均衡状态分化至中低脆弱为主体，24.62%的村庄仍处于 高脆弱状态的格局。（2）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显著减轻，均值分别下降至 0.38、0.42、0.47， 居住子系统仅余 1.54%的高脆弱村庄。支撑、人类系统脆弱性均值保持或上升至 0.54 以上的高位， 高脆弱村庄比重均超过 2 / 3。（3）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由高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演化至低脆弱 样本村广泛分布，而人类系统呈现由低中脆弱样本村相间分布演化至高度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的时 空格局。支撑系统空间格局动荡，低脆弱等级仅集中分布于交通干线沿线、行政中心驻地样本村。     

基于VSD框架的半干旱地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演化与模拟

利用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评估框架,改进了针对县域尺度的脆弱性评估方法和技术;以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的榆林市为例,对VSD框架和SERV（Spatially Explicit Resilience-Vulnerability）模型进行整合,将系统脆弱性分解为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应用SERV模型筛选脆弱性指标,在充分理解区域地理背景和暴露风险源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当地生态环境特征的指标体系,运用RS与GIS空间技术,定量测度了榆林市2000-2011年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特征及演化趋势,探讨了脆弱性时空演化内在原因。结果显示：榆林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呈现“西北东南高,长城沿线低”的空间格局,2000-2011年间系统脆弱性程度明显降低,系统发展趋势好转,但系统脆弱性与暴露风险空间差异显著;其中,暴露风险因子是系统脆弱性演化的关键因素,区域脆弱性与暴露风险空间异质受社会敏感性和经济适应能力等因子影响。最后,采用OWA多准则算法,基于决策者不确定性偏好,模拟了不同决策风险设置下区域脆弱性未来情景,并基于决策者理性风险区间,预测了不同发展导向下区域系统脆弱性差异,为研究区可持续性评估和降低脆弱性的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张家界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以张家界7个村庄334户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脆弱性指数以及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类型可分为意识脆弱型、社交脆弱型、人力脆弱型、发展均衡型和全面脆弱型5种类型；② 总体脆弱性方面，不同类型农户的总体脆弱程度均为脆弱，各自脆弱性指数不一，且非旅游农户高于旅游农户；③ 因子脆弱性中除社交脆弱型农户的民俗文化因子脆弱性指数高于农户认知因子脆弱性外，其他类型农户的人力素质、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和农户认知等4个因子脆弱性指数均高于政策制度、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等3个因子脆弱性指数；④ 人力、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因子是影响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提升生计资本、传承民俗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降低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几点建议。     

基于农户视角的洪灾社会脆弱度及影响因素——以安康市4个滨河村庄为例

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是缓解洪灾社会影响,建立洪水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敏感性、适应性和暴露度3个方面构建微观尺度下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康市4个滨河村庄为例,运用基于熵权的综合指数法评价农户的洪灾社会脆弱度,并通过BP神经网络分析厘清评价指标与社会脆弱度之间的重要性关系,识别出洪灾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作为降低农户洪灾社会脆弱度的实践依据。研究表明：①案例村调研样本中近一半的农户处于高社会脆弱度等级,由此推算,研究区有715个农户具有较高的洪灾社会脆弱度;②受访者健康状况、防汛信息渠道、避灾疏散方式、建筑质量、是否有病残人口、家庭收入多样性、5岁以下幼儿比重和60岁以上老年人比重是农户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③基于农户视角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能准确地识别出脆弱度较高的农户,其结果在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方面更具有现实意义。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related fire impacts in rural and urban interior Alaska

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induced changes in the fire regime of interior Alaska. We further examine how communities and fire managers have responded to these changes and what additional adaptations could be put in place. We engage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including demographic analysi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surveys, workshops and observations of public meetings. This work is part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feedback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limate, vegetation, fire and human components of the Boreal forest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of interior Alaska. We have learned that although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interior Alaska face similar increased exposure to wildfire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import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ir sensitivity to these biophysical, climate-induced changes. In particular, reliance on wild foods, delayed suppression respons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nections var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These differences depend largely on soci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biophysical climate impacts per se. Fire management and suppression action motivat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pressures can serve as unintentional or indirect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However, this indirect response alone may not sufficiently reduce vulnerability to a changing fire regime. More deliberate and strategic responses may be required, given the magnitude of the expect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 likelihood of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e fire regime in interior Alaska.     

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价值评价方法核算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社会保障功能及其综合价值,分析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异规律,解析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综合功能价值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工业发展功能增速最快且始终占主导地位;生态保育功能相对集中于苏北和苏南,农业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集中于苏北,工业发展功能则集中于苏南;综合功能重心位于地理中心南偏东方向,呈钟摆式移动态势,各类地域功能重心位置和移动过程存在明显差异;政策导向及经济社会发展是影响综合功能及各类功能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