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和高铁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哈大高铁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的空间影响

为了探究高铁对城市规模产生的空间影响,以国内城市规模变化较为明显的东北地区为例,探讨哈大高铁开通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造成的影响及规模变化呈现出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对东北地区交通可达性产生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可达性提升幅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随高铁距离增加而明显衰减,省际可达性提升幅度显著大于省内;(2)高铁产生的时空压缩格局与东北地区城市规模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耦合现象,哈大干线及其周边城市规模变动较为明显,而由高铁沿线向周边过渡的区域城市规模变动幅度相对有限;(3)哈大高铁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的影响主要呈现4种模式,不同的影响模式使得城市面临扩张、收缩两种不同的选择。     

高铁建设对特殊类型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来自资源型城市的证据

中国资源型城市多位于较偏远地区,而高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提升,拉近了资源型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在刻画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时空格局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资源型城市高铁建设对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与未开通高铁的资源型城市相比,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并没有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2)随着高铁开通线路的不断增加,在高铁网络中联系较广的资源型城市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3)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呈现依“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而递增的特征。(4)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投资集聚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对特殊类型地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高铁生产性服务业集散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散效应深受城市特征的影响。根据城市产业发展特征将城市分为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高铁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及细分行业的集散效应具有显著时滞性和异质性,城市产业结构对其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①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研究表明,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分散、三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集聚;在动态上,高铁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具有先促进集聚后促进分散的特性,对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效应始终表现为促进集聚。② 对于运输服务业、租赁与商服业而言,无论是静态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城市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均较小,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在空间分散布局;在动态上高铁效应总体表现为“不显著-促进分散”的二阶段性。③ 对于金融服务业和研发设计业而言,高铁的静态效应在作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集聚,其动态效应受到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出显著阶段性差异。④ 对于信息服务业而言,高铁对其空间集散的静态效应表现为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影响不显著,促进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信息服务业在空间集聚,且其动态效应与静态效应相一致。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影响及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以2004—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强。出口同时受途经国家数量、目的国物流运输能力的正向调节。(2)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货源地枢纽节点城市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铁路枢纽城市影响不显著,对港口城市出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基于不同地理区位班列通道的分析发现,对西部通道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3)中欧班列的组织运营服从“轴—辐”模式,对周边区域出口辐射空间范围大致在150 km之内。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外围区域的城市受到市场化水平的正向中介效应更显著。运输时间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当前较传统海运所需时间的节约并不是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     

高铁网络下中国城市可达性演变特征 ——基于铁路客运旅行时间的分析

利用城市间铁路客运最短旅行时间,基于2008年和2017年城市经济和人口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可达性系数计算城市可达性,分析高铁网络下中国城市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高铁网络的建设显著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提升了全国城市的可达性水平,特别是对那些高铁从无到有的城市更为明显;当前建成和运营的高铁网络并未带来城市可达性的空间收敛,反而加大了城市间可达性的非均衡程度。高铁对全国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城市规模越大可达性的增长幅度也越大,呈现铁路网络下城市可达性的“马太效应”;东南地区可达性的提升更为明显,使得可达性的空间重心由我国北方向南方偏移。总体上,高铁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受益远高于无高铁城市,高铁强化了区位条件在可达性中的重要程度。     

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

工业生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鲜有研究从城市网络的视角探讨城市工业基于产业投资联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4—2018年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企业投资数据,分析京津冀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创建城市间制造业投资联系矩阵,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互投资中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增长最显著,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更加分散,是造成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溢出的重要渠道。从时空演变来看,京津冀城市间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不断扩张,可能造成城市工业对空气质量更广泛的跨地区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城市工业通过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带来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的传输机制是通过城市间的产业投资联系,且和投资的产业类型有关。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联系造成的雾霾污染溢出效应最强。因此,城市群地区需要统筹协调好城市间的产业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区域环境挑战。     

中国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准确度量高铁站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于布设高铁站点、规划高铁新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解译了2017年前开通的527个高铁站点（对应180个城市）周围地区2004—2017连续14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高铁站溢出效应,并解析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层面,中国高铁的投运使站点周围区域经济活动强度提升约4.7%,其中东部地区高铁站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同城高铁站及机场的存在会削弱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其中机场和高铁站的竞争关系在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第三,城市规模与高铁站溢出效应呈非线性关系,特大城市的高铁站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高铁站溢出效应。此外,与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三大都市的距离是影响高铁站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站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甚至为负。上述结论可为高铁站选址、高铁新城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高铁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案例，基于2007和2017年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和铁路Origin-Destination（O-D，起讫点）旅行时间、班列数据，结合静态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与高铁网络的空间关系分析和动态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探讨高铁对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在空间上不均衡；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受积极影响较显著，而同一城市群内，期初具有集聚优势的高铁城市为主要获益者。2）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制约高铁影响效果，具备多中心结构的东部城市群内，普遍出现生产性服务业由核心城市向周边支撑条件良好的沿线城市相对扩散的现象。3）除时空压缩效应外，直达班列所代表的客运组织对于高铁影响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高铁也通过城市人口集聚、市场需求扩大、信息化水平提升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途径间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     

高铁站可达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分异研究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迅速发展,高铁站可达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热点问题。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论文首先系统揭示了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理论机制;然后通过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高铁站可达性指标,并选取2010—2017年全国地级市数据,基于邻近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开展了高铁站可达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分异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国层面,高铁站可达性显著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② 区域层面,高铁站可达性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对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则不明显;③ 时间维度,分2010—2014、2010—2015、2010—2016、2010—2017年几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10—2017年的空间溢出效应开始减弱。优化新增高铁站区域布局、统筹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缩小的重要途径。     

山东半岛城市群高速交通优势度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系（英文）

Land-use efficiency is low for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China.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land use change.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degree and land-use efficiency. We built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benefits of convenient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using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highways and the distance from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and airports as a metric. We used 42 counties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Land-use efficiency was calculated by a DEA model with capital, labor,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s input and output factors.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speed transport superiority degree and land-use efficiency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degree and land-use efficiency. Taking the two major cities of Jinan and Qingdao as the hubs, the core surrounding counties show significant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efficiency and th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degree. Spatial correlation declines as the distance from the hubs increases. Land-use efficiency is less than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in areas along the transportation trunks that are distant from the hub cities. Correlation is low in areas that are away from both hub c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trunk routes. Second,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land-use efficiency due to the mechanism of element agglomeration exogenous growth. Third,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facilitates the flow of good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between core cities and peripheral cities as space spillover(the hub effect). This alter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land-use efficiency. Finally, the short-board effect caused by decreased high-speed transport construction can be balanced by highway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per node layouts of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and airports, resulting in a well-balanced spatial pattern of land-use efficiency.     

中国高铁开通地级市的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分析

近些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促进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针对中国高铁建设是否也会促使房地产业空间集聚的问题,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进行机理分析,采用2007—2017全国高铁列车班次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改变了房地产市场潜力和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出现房地产投资向核心城市聚集与向中小城市溢出同时发生现象。本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在本区域集聚;跨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则会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流动。房地产业在大城市过度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迫使房地产投资由核心大城市向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扩散;具有优势地方资源的中小城市,高铁开通会加速房地产投资向其空间溢出。     

高速铁路对中心城市航空客运市场的空间影响——基于人均时间价值视角

揭示高铁对中国航空客运市场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对于针对性协调2种交通方式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运用标准差椭圆和交通综合效用分析方法,对中国中心城市高铁、航空客运市场实际发展现状及空间竞合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 高铁、航空客运市场均形成以武汉为重心点的空间发展格局;与高铁客运市场相比,航空客运市场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与东西部中心城市相比,中部中心城市旅客出行选乘高铁的概率更高。② 人均时间价值与高铁优势距呈反比,优势距的不同使各中心城市高铁、航空客运市场范围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于交通出行综合效用视角,中国大多数中心城市间的交往,航空出行依旧是最好的选择。③ 高铁对航空客运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部大部分中心城市受影响最大,是协调高铁、航空发展的关键区域;西部地区受交通区位条件及高铁发展滞后的影响,中心城市间交往时飞机仍是旅客主要的出行方式,在航空主导优势区依旧存在一定的市场空白。     

基于航空和高铁流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及演化

基于2009、2014、2019年的航空、高铁时刻表数据构建出航空子网络、高铁子网络以及航空?高铁叠合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交通综合指数,并用以对3个网络的动态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航空流与高铁流视角下的城市网络形态存在显著的差异。航空运输为远距离、高等级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快速通道,航空网络中构成菱形结构支点的核心城市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随着中西部城市的崛起,网络均衡性逐步提升;高铁网络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城市起到串联作用,网络的演化依托高铁干线的延伸,呈现由点状向廊道至带状发展的平面分布。② 网络对比分析发现高铁网络的拓展对航空网络产生挤压效应,逐渐成为1500 km范围内的主导性高速交通运输方式,促使航空运输的优势距离不断扩展;网络叠合分析发现高行政等级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占据主导位置,中西部城市崛起,东北城市衰落;整体网络呈现由点?线?面扩张发展的趋势,且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网络格局存在显著差异。叠合网络东部和中部城市联系从以航空为主导转为高铁主导,而西部城市仍以航空联系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