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北京为例

流动人口在城市更新改造中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不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基于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特征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低于本地人口，不同属性特征的流动人口，其居住-就业变动对应的幸福感水平有所差异；过去5年维持居住与就业稳定的流动人口其幸福感更高，发生居住或就业变动的流动人口幸福感偏低；主动型居住迁移相比于被动型居住迁移对应更高的幸福感；控制人口属性后，就业单项变动及居住-就业双变动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就业变动带来的消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居住变动对幸福感产生正面影响，且居住变动带来的积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     

"居住不稳定性"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加速和人口“流动性”增强,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具有典型不稳定特征,分析其对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采用北京、深圳、上海等9个大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分组回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因素,关注“居住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内部多次迁居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住房因素中,自有住房和选择居住在本地人居多的邻里对其健康具有显著正面影响。另外,“性别”因素具有调节效应;居住不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和自评生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健康对时空因素更为敏感和脆弱,女性健康不佳多归因于住房和邻里。     

城市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基于成都市主城区各街道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2010-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并从流动人口行为决策的视角选取影响变量,分析其对居住自选择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据此揭示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过程,探讨流动人口的空间权衡对其居住自选择和居住空间格局形成的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成都流动人口在主城区南部和城市中心快速增加,其集聚态势为西高东低;流动人口相较于本地户籍人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间分异性;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房租、公交、企业及生活服务设施对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有明显影响,且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和房租影响显著,但影响关系受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影响显著;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变量对居住自选择的解释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流动人口通过不同变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权衡不同区域,以此完成居住自选择并最终形成居住空间格局。     

转型期职业女性转职的过程特征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职住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职住所带来的空间结构是居住与就业选择后的结果。全面揭示居住与就业选择过程显得尤为重要。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正式进入转型期,中国就业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居民择业的自主性增加,就业行为日益复杂化,就业行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通过与男性比较,探讨女性就业率、就业结构、职业流动等特征,以及特定类型女性在转型期的就业行为特征。这些研究忽视了不同女性在就业市场的转职特征的复杂性。本文基于职业女性的深度访谈,分析发现不同类型职业女性就业历程表现出稳定—波动、波动—稳定、稳定、波动转职过程特征;职业女性因自身属性的不同对就业市场转型的响应存在差异性。     

南京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及影响因素

依托南京市郊区近千户城市拆迁安置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对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过程及形成原因开展统计分析,利用生命历程理论构建就业变动纵贯数据库,使用事件史分析模型动态模拟了被迫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就业变动经历,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90%以上的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经历了就业变动,就业变动集中发生在搬迁后的前4 a,研究期内人均变动1.5次;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类型多样、原因复杂,呈现明显的阶段差异,并非所有的就业变动都和被迫搬迁有关。② 性别、年龄、学历等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搬迁前后的职住空间关系对就业是否发生变动具有显著影响,搬迁时年龄越大、学历越低、女性、搬迁前职住距离较小、搬迁后职住距离较大以及前一年在中心城区工作受访者,就业发生变动的概率越大。③ 家庭搬迁年份较晚,社区周边就业机会增多以及新的地铁线开通,对个体就业变动发生呈现明显诱导作用,即就业岗位及其可达性对就业变动发生具有显著性影响。④ 前一年的职业类型对就业是否发生变动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自营职业者比工作单位员工更不可能经历工作变化,意味着自营职业者的就业状态相对稳定;此外,家庭入住年数对受访者就业变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即随着时间推移,个体就业发生变动概率在降低,安置居民的就业状态趋向稳定。     

新时期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利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具有明显的“时滞性”缺陷。城市更新与城市扩张过程中,中国城市中大量出现的封闭社区等新生城市空间形式改变着以往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表现出一些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特征。房地产市场数据能够直接反映住宅供给环境的改变,并可以间接预测出城市居住分异结构及趋势。通过宏观层面对南京1998-2008 年期间新建的1075 个城市居住社区属性特征的调查研究,结合微观层面对案例社区居民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探讨南京居住空间分异过程、特征与演化机制。从南京居住分异的社会空间特征来看,新时期(1998 年至今)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居住分异过程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新圈层结构;封闭社区的大量崛起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碎片化与公共空间私有化;现代社区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加剧了社区邻里关系淡漠。通过对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揭示出新时期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动力模型的一般范式。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的私家车对居住空间影响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私家车的出现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影响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规模。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居住-就业之间的通勤行为研究私家车对居住空间扩展的作用,通过居民的社会属性、通勤行为和心理偏好等信息,利用GIS技术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车情况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城市扩展区居住-就业的不均衡性,通勤不便是城市边缘区居民的主要问题,私家车增强了通勤的便利性,在距城市中心5km以外,私家车随居住空间的扩展而增多,并通过循环与累计效应使城市的整体规模扩大。同时,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在1990~2004年,影响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因子中,私家车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14%。     

农村居民空间行为模式转换研究——以武汉市新洲区3个样本村为例

根据农村居民就业与居住空间行为的主要特征,可将其空间行为模式归纳为3种基本类型:村域就业-居住模式、城镇就业-居住模式和迁移模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2007和2012年武汉市新洲区3个样本村进行实证调研,研究结果显示:1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区域外转出明显;2该区域半城市化特征明显,样本村2007年处于城镇就业-居住模式和迁移模式的就业人口占总样本数的比重为39%,2012年则上升为65.3%;3该区域的小城镇对于当地农村居民的吸引力较弱,在农村居民从村域就业-居住模式向迁移模式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土地撂荒现象。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居住-就业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进程中,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住-就业的空间分离引发了一系列交通和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不同区域的4个社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了北京市居民的通勤特征和居住地、就业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测算了样本的居住-就业平衡度,进而比较了居住-就业平衡和不平衡的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在大型就业中心和大规模居住区表现得愈突出。对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与居住-就业空间平衡关系的研究发现,居住-就业平衡群体的最突出特征是年龄在50岁以上、职业为公务员、住房为单位集体宿舍或借住朋友／亲戚家。而相反,已婚居民、自有住房群体或从事农林渔牧水利生产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最容易产生居住-就业不平衡。     

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度解析——以深圳为例

在居住空间相异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集聚—分散度、中心—边缘度和极化—均质度指数,进一步挖掘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区位和居住质量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内涵,及其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成因及空间治理重点。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深圳实证研究,在计算全市及各区分维指数的基础上,分析深圳人口居住空间相异指数特征及空间尺度差异,多维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及成因,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类型划分为三类,分类提出空间治理政策建议。从而为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日益出现的居住分异现象及机制提供新鲜视角和多样化测度方法,为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及空间治理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Female migration to Taipei: process and adaptation

Women form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migrants and of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Taiwan. However, many questions regarding female migration in Taiwan have remained unanswered since the focus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has been on male mig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rural female migrants to the Taipei metropoli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interviews of 96 female migrants who have moved to Taipei from villages. The reasons for migration are severalfold. With rapid expansion of employ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urban service sectors, women are attracted to urban occupations, most of which require unskilled labor. Migrants are also motivated by psycho-social reasons. The "glamour" and "convenience" of city and greater chances for further education through work-study programs are all perceived by migrants to provide alternatives to hard and unrewarding farm lives. Though the initiative and final decision to move come from the migrants themselves, most only do so, however, with the consent and advice of their parents. The choice of moving to Taipei, rather than some other city,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friends or relatives who are alrady there. Their initial jobs and accommodations are arranged by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 majority of women are employed in unskilled or semi-skilled occupations. Even though they change jobs frequently in order to find better employment terms and pay, they experience limited upward mobility. Homesickness, unfamiliarity with the city environment, limited resoureces, and social lives are major problems for the rural female. Freequent home vistits are made in between jobs to relieve themselves of homesickness and the pressures of city life. Once settled, they do not segreate themselves by village origin in their occupation or palces of residence in the city, but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interact socially with other migrants of rural origin rather than city people.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处于较高水平;②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区域差异显著。东南沿海及少数西部城市心理融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山东和川渝等地区心理融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除川渝地区外,热点区集中于北方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地区。④ 拥有房产、雇主身份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加快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工资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心理融入,这与相对剥夺感有关;参与“新农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约束效应;暂住证/居住证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心理融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跨省流动存在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规模和本地居留时间的作用不显著。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与机制

采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情况,结合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等计量分析,探讨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分为融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较低;②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影响,例如城市住房、社区类型、城市歧视感知、城市行为观念适应、乡愁情感以及家乡土地等因素;③存在从分离型到融合型、再到同化型的衍化路径,但部分流动人口会从分离型转化为边缘型;④ 同化型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从城乡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并积极推进其实现身份认同上的同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

从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与迁移选择和迁移方式、迁移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及影响等方面,综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进程及研究成果。大量的实证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但多数仍停留在国外人口迁移理论的框架之内。在人口迁移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居民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及迁移人口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分析比较的影响等方面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居民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及对收入的影响——基于上海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第二次经济普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上海都市区内部以街道为空间尺度的就业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探讨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居住区位就业可达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上海市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呈现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与北京就业可达性单中心的分布格局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在控制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和地区属性的条件下,上海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对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地理区位较差的住房有损于居民收入,可能是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通过提高地区的居民就业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促进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