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研究

采用ESDA的方法,运用ArcGIS10.0和GeoDa095i软件,选取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4个时间断面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过程。结果表明：①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和经济增长空间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热点区都由蒙东地区跃迁到蒙中和蒙西地区,蒙中“金三角”地区代替蒙东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蒙东地区则变为经济冷点区。② 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和经济增长空间格局都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经济空间格局的空间自相关性越来越大。③ 内蒙古县域经济形成了经济水平相似（热点区、冷点区）的集中连片区,内蒙古东 、中、西部的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影响内蒙古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因素可以可分资源、历史文化、区位等内部基础性因素,以及市场、政策等外部驱动型因素。     

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空气污染环境效应——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构建的“规模-效益-结构”指标体系,运用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地理探测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整体空间布局呈镶嵌式分布且高值连片格局不明显,但高值区在东部、中部城市群核心区的点状串联式凸显依然可见。此外,基于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格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三角形”区域;中低值、低值在西部的大范围绵延分布态势明显。整体而言,镇域尺度下规模、效益分异特征与以往研究类似,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南—西北差异清晰可见。② 空间内部差异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与国家经济格局吻合。基于省域、城市群尺度发现,虽然部分省区、城市群内部差异与预期差别较大,但整体上依然表现出中东部内部差异较小,西部、东北乡镇实力不强且内部差异较大的客观事实。③ 从空间关联看,综合、结构水平的高值、低值集聚的格局化特征不明显,总体与空间分布格局类似;规模、效益水平的集聚格局类似且类似于已有研究,但显著LL区的集聚格局突破胡焕庸线并形成“S”型分隔,体现出镇域尺度细化后的集聚新特点。④ 从尺度对比看,县域、市域尺度下综合、结构水平的中高值分布格局与镇域尺度类似,呈现出以中东部城市群核心区、沿海与京广发展轴辐射区为表征的空间格局。不同的是,县域、市域尺度下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区范围扩大延伸至长江中下游以南,形成“四边形”区域。从胡焕庸线分异特征看,两者仅有规模水平分布类似,综合、结构与效益水平的分异表征不明显。从空间集聚看,显著HH区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省份的增多与连绵分布;显著LL区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且胡焕庸一线西侧的大范围集聚区被局部打散、打乱。基于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从经济实力、非农化进程、乡镇现代化水平、地形地貌条件、根植性与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影响分析,发现这五个方面分别起核心支撑、活力支撑、进程性、基础性与“链”式传导等作用。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研究

以河南省108个县市单元为依据,运用多指标综合测定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化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但其差异逐渐减弱.②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的基础上,部分县市发展水平下降.③ 各县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步调不一,导致部分地区不同年份发展水平差距变大.④ 各县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存在高值集聚现象,且呈逐渐弱化趋势.⑤ 热点区和冷点区逐渐减少,次热点区和次冷点区相对增加,农业现代化发展极化趋弱;热点区与次热点区、冷点区与次冷点区呈核心-外围模式分布.     

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宁夏原州区为例

提出了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溯源分析法,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核密度分析法,探究了2000—2018年原州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 原州区的三生空间向生产空间增效、生活空间扩容、生态空间提质的方向演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结构由2000年的44.76%、2.90%、52.34%调整为2018年的41.17%、6.29%、52.54%。（2） 原州区的三生空间变化与现行国土空间优化目标有较高的契合度,生态用地的转入主要发生在不宜耕作或不宜居住的区域,体现“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导向;生产空间通过坡改梯田、提供灌溉条件以提升水土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体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导向;生活空间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居住条件更为适宜的河谷区,体现“生活空间宜居”导向。（3） 三生空间格局演变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六盘山阴湿区为带状高值区、黄土丘陵沟壑区为散点高值区、清水河谷为团块状高值区的特征,且不同地类变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有所不同。（4） 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溯源法提出了原州区三生空间演变的“动力-响应-结果”传导性动力机制;生态建设是国土空间格局演变最重要的驱动力,其次是水土资源集约利用,二者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作出重要贡献;水土流失是各类用地向未利用地转化的重要动力,今后仍需加大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通过探究经济与生态双重制约区国土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为国土空间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空间演进及内在关联性测度——基于武汉市夜间灯光数据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时空演变及其内在空间关联性研究对避免城市低效蔓延式发展、实现空间结构协同和精明增长有重大意义。论文以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为研究对象,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强度表征都市要素配置及运行效率和效益,利用引力模型测度2016—2018年各城乡融合区空间关联强度,分析各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势能时空演变趋势和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面积在2016—2018年间扩大了28.10%,小斑块区域逐渐整合,区域发展连续性增强,总体向西北方向扩展最为显著;②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之间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整体上趋向“多中心”分布,这一过程源于各城乡融合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规模和交通通达性变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武汉临空经济区等在此过程中是各城乡融合区的区域发展引擎;③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空间联系整体格局从武洪区和江夏区的“大小中心”结构过渡到江夏区—武洪区—蔡汉区—江黄区—江硚东区的“外围圈层式”结构,但洪山区和江夏区作为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中心区域,未能形成多方向空间辐射力和吸引力,对其他地区的带动明显不足;④ 各城乡融合区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显示,现行武汉市都市发展区规划实施成效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城乡融合区较为显著。     

兰州市回族人口空间演化及其社会响应

基于1982~2010年兰州市街道和乡（镇）层面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和空间关联分析等方法,结合ArcGIS 9.0和GS⁺7.0等软件对兰州市回族人口空间演化及其社会响应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兰州市回族人口呈一主一次“双峰体”结构,“峰体”之间回族人口不断填充。其次,回族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强正相关性,集聚趋势增强,空间结构相对稳定。“热点区”位于老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且向东西方向延伸;“冷点区”位于老城区外围,范围逐步缩小,且向西偏移。而回族人口增长空间则表现为弱正相关性,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增长热点区”范围持续缩小,“增长冷点区”范围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城市包容,繁荣城市经济,构建和谐城市4个角度对回族人口空间演化过程的社会响应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总结。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云南沿边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基于云南沿边地区56个县域单元1993,2002,2009,2015年人均GDP数据,运用ESDA-GIS方法分析沿边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演化格局,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云南沿边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但相关性相对较弱。1993年以来,县域经济整体格局变动不大,经济热点区域始终处于弥勒、建水、蒙自等县市,冷点区域则始终处于广南、麻栗坡、绿春等县域;而经济增长格局则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演化和跃迁特征。整体上看,云南沿边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较大,由随机成分造成空间异质性也逐渐增强,且东—西方向上县域经济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以及区域发展政策是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河南省县域粮食生产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探讨粮食发展规律是有效调整农业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以县域为单元,借用OpenGeoDa中空间自相关和ArcGIS 10.2中地理加权回归探究了1995-2014年河南省县域粮食生产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河南省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总体呈现增长趋势;② 县域粮食生产现状显示"东部多西部少"的分布格局,其粮食生产多集中分布在中东部平原区的产粮大县,县域粮食生产空间集聚性逐渐增强;③ 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空间上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且粮食生产朝低碳有机和规模化方向发展.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空间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05~2014年河南省各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空间格局上呈自西北向东南衰减的半环带圈层结构。② 基本公共服务在市际尺度上具有显著的全局与局部自相关特征,随时间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演变模式;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特征明显。③ 空间杜宾模型检验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河南省城镇化空间差异研究

分别以地市和县(市)为单元,对河南省的城镇化空间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原城市群地区、三门峡以及豫北的安阳、鹤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濮阳、南阳和黄海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另外,从县域单元看,区域内部差异也较为明显:如中原城市群内部又可以从高到低分为三个圈层;一些重工业城市或资源型城市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一些平原地区的传统农业区县(市)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基于此,提出了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增强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实施重点突破、兼顾均衡发展,实施差异化发展、分区推进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对中国2003~2012年285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对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深刻剖析。基于距离平方倒数权重矩阵,检验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且不断向内陆地区扩展,大城市水平明显高于中小城市;② 中国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且经济发展、劳动力与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几个变量均为负溢出。③ 估计效果最好的SDM模型显示不仅是本地区解释变量,还包括周边地区的相关变量都会影响各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     

基于GeoDA-GIS的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选取14项经济指标,构建一个充分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与GIS、GeoDA空间分析工具,得出四川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及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四川省181个县域单元的经济差异较大,总体上,经济发达县域处于川东盆地区,经济落后县域分布于川西高原区;全局自相关特征明显,全局Moran s I指数达0.634 4,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Moran聚集图、LISA聚集图更具体、直观地显示了县域经济空间集聚位置和分布特征,进一步揭示了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的热区和盲区。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河南省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变分析

以县级区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利用1999-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相似的县域空间集聚始终非常显著,总体空间相关程度基本呈增加趋势;2)农村经济高收入核心区分布较稳定,以焦作、郑州、许昌为中心集中分布,在全省农村经济发展势能最高;3)农村经济塌陷核心区在空间上从豫西中部迁移到了豫东中部;4)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的县域主要位于高收入核心区和低收入核心区的边缘,一直未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5)高收入核心区和低收入核心区始终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宏观空间分异表现为北高南低、中部高东西部低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川滇黔接壤地区城镇化空间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川滇黔接壤地区经济落后,整体城镇化水平较低,采用川滇黔接壤地区2008年各区县(市)的城镇化率作为测度指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了本区域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对城镇化率的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s I的计算,发现各区县城镇化率的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性,而是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具体表现为低值空间聚集。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城镇化水平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优于空间滞后模型和OLS模型;相邻地区各因素的空间扩散效应对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其弹性系数为0.416 1;第三产业增加值是城镇化率的最主要驱动因子,其弹性系数为0.777 7。因此,未来川滇黔接壤地区在推进城镇化时,应考虑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建立区域一体化开发政策,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