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从阐释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新经济”型产业结构、配套住宅开发策略等特有开发模式及内在结构特性入手,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以翔实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剖析了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之关联及其典型过程与效应;并通过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新城与老城、新经济区与旧产业区之间在投资强度、发展速度、软硬环境、形象面貌、经济活力与潜力、人口成分与素质等诸多方面分异对比日益鲜明的一系列事实,论证了开发区建设发展已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机制之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评估“开发区”--这一机制独特、存在广泛、极富改革开放新时期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之影响与绩效。     

产业集聚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大都市区为例

主要从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不同集聚机制对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路径着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城市资本、就业与基础设施三大要素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北京大都市区几个典型产业集聚区的实例,在探讨其不同形成、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空间结构扩展演化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认为产业集聚时北京大都市区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主导资本流动格局、重塑劳动力市场分布和推动周边房地产市场3个方面;并以此推动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由"摊大饼"向轴向发展延伸,促进了近郊区城市副中心和远郊区新城的形成,使得北京城市空间向多极核、多功能的结构模式发展.     

产业区演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进展——兼论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研究的启示

产业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所及产物和城市空间类型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梳理文献发现产业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本质探究、形成机理、演化时间过程及未来趋向等方面,然现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①未能形成产业区演化研究的理论框架;②研究视角虽较为多元,但大都孤立地讨论产业区演化,研究思路过于追求学科特色而缺乏综合性研究逻辑,无法将其嵌入城市与区域发展之中;③鲜有关注以生产性服务业、创意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区演化。针对现有问题,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从产业区演化的动力来源、时一空过程、景观表征入手,界定了产业区演化的概念和内涵,构建了产业区演化研究范式,并针对后工业社会创意产业区或创意集群的演化现象,提出了研究建议。     

西安城市"新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机制

基于西安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库等资料,对以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新技术密集公共服务业、生产者商务服务业三大产业组群为主体的“新经济”在典型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机制予以解析.结果显示：“新经济”增长与发展格局受“路径依赖”及“新区位创生”双重效应影响,“地理靠近”依然是“新经济”活动获取有利区位条件的主要策略;两个国家级开发区、老城商业中心区、以及大学/科研/文教单位密集区是西安“新经济”生长发展主要区段;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其特有运作机制而成为城市新经济体系的组织中枢与增长核心.     

中国创意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创意产业在中国发起于21世纪初的东部大都市,系统收集国内建筑学、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创意园区相关研究成果,评述中国自21世纪初创意产业兴起以来的基本概念研究、创意园区成长模式及机制、创意园区空间组织与园区规划、创意园与城市更新、创意园内部空间的研究进展。认为中国大城市内城产业升级与城市再生为创意园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通过近8年努力,国内创意园区研究①已初步形成以创意园区成长模式与机理、创意园区规划建设、创意园区与城市更新为主的研究方向;②研究方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为主流的哲学基础;③研究队伍呈现以城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为主的综合交叉。同时,综述认为：中国对创意产业区相关概念认识不清,未能将集群的内核与创意产业的核心有机融合;其次是对于创意产业区的研究应坚持从微观的创意产业的某一类型,甚至是其一项目为分析单元,从制度、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诠释产业区内核的组织与发育过程;再次是中国创意产业区研究必须从创意经济和＂全球性—地方性＂博弈视野,探索创意产业区形成与演化的生境和其对城市发展—空间规划的空间效应（也即创意空间的生长）及城市响应策略研究。     

基于创意产业区发展的新增长理论新论

创意产业区发展具明显内生增长特征,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外溢等新增长因素成为发展主要动力。相比其他以新经济为主体的产业区,创意产业区发展具一定特殊性,本文认为主要有创意资本对人力资本拓展作用、文化成为知识积累主要方式、政府具确定内生增长路径功能、空间创造“经济再生”神话和网络构成新社会模式等,这些特殊性拓展了新增长理论。     

近20年来产业区位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知识技术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产业空间分布也出现崭新的格局,不仅区位因子发生了变化,而且以最小成本、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传统区位理论和集中、大型产业布局模式也被新的区位理论和复杂的产业布局类型所取代.为此,学者们掀起了新一轮对产业区位的思考和探索.本文从区位因子、区位理论以及实证研究方面,综述了1980年以来产业区位研究的新进展,重点回顾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产业空间理论对产业区位的阐述,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近20年来产业区位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知识技术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产业空间分布也出现崭新的格局,不仅区位因子发生了变化,而且以最小成本、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传统区位理论和集中、大型产业布局模式也被新的区位理论和复杂的产业布局类型所取代.为此,学者们掀起了新一轮对产业区位的思考和探索.本文从区位因子、区位理论以及实证研究方面,综述了1980年以来产业区位研究的新进展,重点回顾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产业空间理论对产业区位的阐述,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新经济发展条件下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空间结构变迁

新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本生产要素．以智力资本创新为核心．以信息网络为基本生产工具的新经济形态。基于对新经济产业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探讨,认为在新经济发展条件下．城市产业结构有着螺旋式上升的轻型化发展趋势,城市空间结构在整体扩散的同时．中心城区蕴含着聚集产业和人口的引力,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给出对城市规划的启示。     

苏州与杭州高科技产业发展差异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和杭州都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城市的产业水平,由于发展历史、优势资源、地方政府的干预等多种原因,二市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作者研究了苏州和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投资主体、产业组织方式、产品类型,空间分布等方面的差异,探讨了差异形成的原因。认为,这种差异是两座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各自发展模式上的进一步延伸,两种典型模式各自优势的发挥以及相互间的借鉴和融合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实验性意义。     

产业演进对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以黄山市为例

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借助GIS等手段,对黄山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结合黄山市1978-2012年城市产业发展的动态数据资料,就黄山市产业演进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发现：城市产业演进,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和组织形式的演化与更替,影响了城市空间的物质与功能要素,进而推动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旅游城市的功能,从而引起城市用地结构的变迁;旅游产业的升级改变了生产资源在城市产业间的流动,引发城市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化;旅游产业组织方式的优化进一步促使城市产业空间的融合和集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产业演进对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模型和相应的逻辑函数。     

转型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以淮南市、淮北市为例

以淮南市、淮北市4次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对案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进程进行可视化表达和计量分析,揭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特征。通过对不同时点、不同用地类型的叠置分析,基于城市主要用地类型间的置换规模、频度、广度、强度及空间邻近关系,总结出商—居置换重构、商—工置换重构、居—工置换重构、工—居置换重构4种空间重构模式。当前,煤炭资源型城市以商—居置换重构和居—工置换重构为主,其空间置换面积大、频率高。最后,分析了经济发展、产业演替、体制改革、城市化、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6个因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是一种自我修复过程。     

西安市贫困空间结构特征与发生机理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中国大城市病典型症状诱发因素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已有研究将大城市病细分为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3种典型症状,采用2013年全国204个地级市横截面数据,根据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人口空间分布指标,首先运用OLS回归探讨城市规模、空间失衡、建设滞后、产业转型、体制弊病等5种主要致病因素对大城市病的影响;其次,建立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因素与大城市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病作为一种“综合病”,具体到不同层面对应的主要致病因素也大相径庭。其中,城市总体规模较大、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分布、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大城市中并不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相反地,产业结构的改善、公共服务的增加、行政权力的集中均有助于吸引和调动资源;此外,不论是城区人口总量的增加,还是分布结构的集中化,均显著不利于消除环境污染,并且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和城市道路面积的扩张也会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破坏。     

张掖城市主要功能用地演变特征及其动因分析

研究城市功能用地演替可以揭示出新时期中国城市功能空间演化的特征、趋势与形成机制，为城市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以张掖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运用GIS工具及方法，定量分析了张掖市1981年以来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共服务用地三大功能用地的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动因，进而绿洲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研究发现：张掖城市居住用地和公共服务用地呈逐步增加趋势，空间上呈“内聚→外散”的演变趋势,两者均由老城区向四周扩散，而工业用地先增加后减少，空间上呈“混杂→集中”的转变特征，整体上集中于东北部产业园区内。张掖城市功能用地演变是人口经济驱动、宏观政策调控、城市开发与生态环境博弈、交通线路牵引、城市规划引导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信息时代移动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

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快速转型的重要动力,并持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结构形成的固有认识。当前,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与高速铁路的加快建设、城市区域化的加速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一起,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信息时代。由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重新定义,全新时空观的出现,使得以空间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地理学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在移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框架已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本文重点分析了移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空间与网络信息空间的变化,提出了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移动社会理论框架。进而对移动信息时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进行了探讨,希望运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移动信息时代的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规划与管治。     

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类型区分析

基于2010年北京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分行业视角对北京市城区职住空间结构及其类型区特征进行详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均有3个主成分因子构成,其中就业空间结构包括综合服务业、流通地产服务业与二产、高科技产业等主因子,居住空间结构则由一般服务业、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科技和教育产业等主因子构成,且不同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强度存在差异。采用GIS分组分析方法可将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划分为5种类型区,即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居住集中区、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职住综合区、一般服务业职住综合区、职弱住强型科教优势区和职强住弱型科教优势区。分析发现,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形成主要受到历史力、市场力、政府力和个体力等因素共同作用。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中国城市群核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服务业正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保持适度增速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强劲动力,城市群核心城市则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采用区位熵、对外服务流模型、熵值法,对2003年和2012年中国20个城市群32个核心城市的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外向服务功能、综合发展水平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城市服务业地域分工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较高;核心城市服务业对外服务功能与城市规模等级具有显著相关性,多数属于生产性服务功能主导型,少数属于生活性服务功能主导型以及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功能并重型;核心城市服务业内部行业外向功能的空间集中性差异较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中性普遍高于生活性服务业;核心城市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与城市群的功能定位较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