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逆序的城市数目与累积规模关系探讨

在解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用于分析逆向排序的城市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之间关系的模型。采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位序—规模法则与提出的逆序累积规模模型测度了2010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影响区域城市体系的地理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位序—规模法则在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特征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明显存在首位分布、双中心城市、或者城市数量较少的城市体系描述不够准确,导致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得到的Q值和选取的地理变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进行不同区域间城市体系结构比较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整体来看,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效果要优于位序—规模法则。在使用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普适性更强。β值与区域的经济总量、城市化率、人口密度以及复种指数存在较高的统计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根据各个区域的特征及其发展态势,探索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城市体系化道路。空间自回归模型与一般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化在空间上联系很弱,基本上处于孤立发展的封闭状态,其原因可能与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及地方保护主义有关。     

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规模分布

借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较成熟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理论,采用标准差、变差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等指标,对19992009年安徽省17个城市国内旅游收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总体不均衡;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首位度小,分散分布明显;高位序城市旅游规模近年相对集中。通过对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的回归分析：发现安徽省城...     

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城镇等级-规模模型的分形构建及其应用

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借助分形理论构建城镇等级—规模分布模型。在已知城镇规模分布分维数的条件下,计算出不同K值下区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的分布序列,称其为中心型分布模型。与Zipf公式相比,该模型不仅使城镇位序—规模法则更具理论内涵、更接近实际,而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和纵向预见性,还可以确定区域城镇规模分布的中心性K值。最后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Zipf维数和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值的关系探讨

城市位序 规模理论和分形理论是研究城市系统的重要基础。前者可以较好地刻画城市的规模分布 ,后者可用来深入地解释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律。其中 ,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值和Zipf维数是这两个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参数。在研究我国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律时 ,理论上可认为分维值和Zipf维数的乘积等于 1。但本文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关系并不能直接套用到统计分析中去 ,如果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值和Zipf维数是利用对于样本的OLS (最小二乘法 )估计所得 ,两者的乘积应等于判定系数 (R2 )。最后我们对此结果进行了推导和证明 ,并对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了简要阐述。     

山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研究

文章选择1990,1995-2001年山东17个地级城市用地面积的资料,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城市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结果显示：（1）以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17个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都在0．758以上。（2）根据位序-规模曲线的形态,这些城市按建成区面积可分为3类。（3）城市建成区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有平行向前推进的特点,这为预测17个城市未来建成区用地规模提供了很好的基础。（4）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的均衡度不断增强,建成区用地规模总量将持续增加。     

基于城市夜间灯光数据的中美两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对比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不断突破原有的规模限制,城市规模不断变大。以人口为指标的城市规模分布服从齐普夫法则。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其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存在差异。城市夜间灯光数据一般可用来衡量城市的经济活动、建成区面积、人口密度、发展水平等。本文以同源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代表城市规模,在国家尺度和省州尺度研究中美两国城市规模位序分布,并比较其异同。研究表明,在国家尺度,2013-2016年间,中美两国城市规模均变得集聚,而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比美国更为分散,齐普夫指数相差约0.1。在省州尺度,不同省州的城市规模分布存在差异,中国和美国分别有44%和84%的省份或州的齐普夫指数大于1,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型省份占一半以上,而美国的集中型的州则占有8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更为分散。中美两国高位序城市实际值远低于拟合值,理论上仍然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高位序城市需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使得城市规模体系更趋完善与成熟。     

初探海南岛城镇体系

本文探讨海南省主岛上城镇体系的产生、组成、序列(等级)及城镇间的引力(影响)等问题。     

新疆典型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及空间重构 ——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城乡关系也进入融合发展新时期,厘清典型地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并探明其空间重构与优化路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绿洲”）为例,利用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刻画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依据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渭库绿洲城镇村体系建设过程中城镇主导作用较弱,城乡聚落规模总体扩张较快,城乡人口与聚落增长反差较大,乡村人地关系失调特征明显;②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分布整体服从位序—规模法则,零星聚落“摆尾”现象加剧且空间无序扩张特征显著,城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县城、中心乡镇、干渠及道路指向性,但向中心乡镇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③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空间重构的首要举措是整治零星斑块,对典型样区设定了3个优化目标并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逻辑解析,提出了5种整治方向。基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以土地要素流动为关键的空间重构方案,对促进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辽中南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特征

运用城市首位指数、城市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和分形等理论与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辽中南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及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辽中南城市群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呈位序-规模分布;城市体系中大城市规模偏大,中等城市偏小,小城市规模较小;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分异明显。改革开放以来,辽中南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发生显著变化,城市规模与数量均呈快速扩张态势;城市首位指数均不断降低,城市规模结构由首位分布向位序-规模分布转变;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数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差异逐渐减小,不断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沿海城市带的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重视矿业城市转型等建议。     

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发展水平评估及其演变分析

通过夜光发展指数（NLDI）、文化多样性和城市位序规模法则3个维度进行分析,评估不同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研究表明：① 21世纪以来,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在逐年提升,但是人类发展水平整体上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区域内部人类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东南部夜间灯光强度比较高,人口分布集中;② 青藏高原民族多样性较高区域主要沿着藏彝走廊和河西走廊延伸和扩展,多元文化交融地区的夜间灯光强度高,人类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③ 采用位序规模法则分析由夜光强度构建的城市规模,最大城市规模太小仍然是青藏高原地区城镇体系的突出问题。     

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特征——基于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分析

以往的中国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的研究,受限于系统城市人口数据的缺失,无法进行定量化的城市体系位序规模分析。本文通过数字化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在其13240个邮政网点和40余万km邮路的基础之上,分析得到了邮政网点和邮路核密度空间分布,利用泰森多边形和分区统计等GIS工具给近代中国城市的邮政能力T赋值。以T值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用指标,进行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分析。结论显示：① 基于T值的近代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符合齐普夫法则;② 1936年存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武汉和成都—巴县5个邮政聚集区;③ 1936年邮政网点和邮路空间分布存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巨大空间分野,其西北半壁网点占比略少于人口占比,但高等级网点和邮路里程占比远高于人口占比;④ 本文将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样本量从以往的200左右（城市人口）提高到2360（T值）,第一次发现了1936年中国城市位序规模曲线独特的“中段凹陷”而导致的曲线整体“三段式”分布,迥异于同时期的美国和当下之中国,近代约50个左右城市的开埠通商是造成“头部”城市在城市规模上与中等规模城市拉开差距的关键因素;⑤ 邮政能力T值可视为近代中国城市规模的一个优秀代用指标。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京津冀城市用地形态的双分形特征及其演化

区域城乡一体化的标志之一是城镇体系结构的一体化,这个过程可以从标度的角度进行描述和评价。分形是标度分析的重要方法,地理空间无尺度分布特征的典型参数是分维。论文以京津冀城镇体系为例,利用遥感图像的解译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开展分形分析、位序-规模分布分析和异速标度分析,用以解释1995—2013年间京津冀城镇体系演化的过程。结果表明,京津冀城镇体系及其演化的特征有：①京津冀空间结构和位序-规模分布都表现为自仿射双分形结构;②京津冀区域的城市人口-城区面积异速标度退化为假线性关系;③随着城镇体系的演化,自仿射的双分形结构逐步向自相似分形结构演化。由此得出结论：其一,京津冀城镇体系存在结构性的不协调因素。其空间结构和等级结构具有二元化特征,但演化方向却呈现内在结构一体化的显著趋势。其二,大城市用地不够集约。城市边缘区的无序扩张导致土地利用铺张浪费。地方政府和规划专家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城镇体系演化的这种特征和趋势制定管理措施和优化规划方案。     

以建成区面积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

选择1990~2000年中国城市用地面积位于前200位的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用地资料,把运用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的位序-规模法则移植到城市用地上,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然后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城市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结果显示：(1)以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都在0.95以上;(2)根据位序-规模曲线的形态,中国城市按建成区面积可分为3类：用地面积>200 km²的大城市,50~200 km²的中等城市和<50 km²的小城市;(3)城市建成区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有平行向前推进的特点,这为预测我国未来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提供很好的基础;(4)中国位于前200位的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的均衡度不断增强,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总量持续增加。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FORM AND PRE-REFORM POLICIES ON URBAN GROWTH IN THE 1980s

In the 1980s, China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coexistence of reform policies with pre-reform policies. These coexisting policies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in the growth of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these various coexisting policies of the 1980s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pattern of Chinese urban growth. Data for a random selection of 66 citie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some 16 variables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by both parametric and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The result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suggest that pre-reform policy conflicted with reform policies of the 1980s and that the various policies acted as countervailing forces on Chinese urban growth. Small cities showed significant rapid growth, whereas super-large cities indicated slow grow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the dominant factor accountable for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hinese cities, whereas the balanced growth between the inner-city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the built-up area was a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of city planning policies.     

基于分形理论的江苏省城市规模分布与异速生长特征

以江苏省1996～2008年城市非农业人口和建成区土地面积为主要数据,借助分形地理学中的城市位序一规模分布法则和异速生长定律及其广义分形性质,对全省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规律、结构容量和城市人口-面积异速生长标度指数、退化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全省城市体系发育较为健全,规模序列结构正处于集中向分散过渡的时期,大中城市成为城...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耦合的时空演化与优化路径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支撑,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深入探究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优化路径,有助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基于政区位势模型、行政区经济模型和位序规模理论,定量识别2005—2018年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与空间演变,并从体制机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角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分别经历了“沿交通线轴向扩散”和“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演化过程。② 根据政区位势位序规模相对于行政区经济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将政区耦合类型划分为位势靠前、区划适应型,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位势落后、区划适应型,位势落后、区划约束型。③ 研究区耦合类型表现为“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演变特征,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占比最高（45.0%）,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发展潜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三市交界处行政区经济约束相对较强。成德绵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应结合不同政区类型的实际情况,通过增强政府间合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转变政府职能和审慎稳妥推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等方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研究的新方法——位序累积规模模型

利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定量分析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结论如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中国各省区\begin{array}{c}\beta \end{array}值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城市体系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的关系研究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与最近邻分析,定量分析了1985~2011年间全国前300位城市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并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就行了研究。研究表明：（1）中国前300位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从历年变化趋势来看, 规模结构指数Q值总体上呈现出“下降-上升-波动”的三阶段变化特征,说明人口集中与分散的各种驱动力量相互交织。（2）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各年城市空间分布的R统计值虽然有较大的波动,但均远小于1,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分布模式,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及国家发展战略深刻影响着城市体系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3）在1985-2011年间,我国前300位城市的规模分布指数Q和空间分布指数R之间的变化趋势有着很大的一致性,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城市在谋划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自身主观的积极作为,还需考虑到周边其他城市的影响,充分利用城市间的空间联系来强化自身发展。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及规模等级结构研究

论文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从乡村聚落、土地、人口、经济和人居环境5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位序-规模法则等分析和评价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规模等级结构。结果显示：①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明显,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乡村发展水平高的行政村集中分布在黄陂区南部与东西湖区东部的交界处、汉南区东部和江夏区北部,发展水平一般及以下的行政村广泛分布。② 新城区乡村发展规模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高位次行政村发育不足,中低位序行政村广泛发育,乡村规模较为分散,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③ 新城区乡村聚落等级体系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并与按市场原则(K=3)分布的中心地理论模型相接近,中心地等级较低。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乡村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