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群岛相关称谓的地理意义与政治属性

历史上承载琉球王国的琉球群岛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琉球群岛"这一传统称谓具有特殊的政治属性。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对琉球群岛的地缘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学术界,特别是以区域研究为特色的地理学界,对有关琉球群岛基础研究积累部分缺失,导致中国对于琉球群岛相关称谓的认识模糊混乱。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等区域地理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虚拟地球空间定位与GIS技术,从琉球群岛相关称谓的历史演变分析入手,对"西南群岛"、"萨南群岛"、"冲绳群岛"等相关称谓的地理学意义及其政治属性进行了考证。研究发现,近代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后,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在岛屿命名上"去琉球化",推广使用"西南群岛"、"萨南群岛"、"冲绳群岛"等相关称谓,企图消除"琉球群岛"的政治属性,肢解琉球群岛,抹煞琉球群岛传统历史,在琉球群岛法律地位认识的问题上制造混乱,诱导国际社会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正确认识琉球群岛地理单元的特殊性,坚持使用"琉球群岛"这一传统称谓,对于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以及今后涉及琉球问题的对外交涉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     

五百年前的琉球之行

琉球,位于日本西南,台湾东北,明、清时是中国的属国,清末被日本所侵吞,今属日本冲绳。 早在明朝时期,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已甚密,常有往来,在政治、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琉球王位的传承更替,必请中国皇帝册封。每次册封,中国都要隆重地派出使团,仅从明朝宜德三年(1428)至万历三十四年(1607),就派出册封使团达12次之多。今特将明朝出使琉球的历程略作介绍,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的航海状况,更可看出中国与琉球的关系,以及中国钓鱼岛与琉球的关系。明朝时期,     

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史前聚落地理

环境考古学具有以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以考古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两大学科基础。分别由地学与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常常处于脱节状态。史前聚落具备的"自然"、"人文"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联接环境考古两大研究体系的桥梁,并成为地学与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相同的发展方向与研究趋势。但是,以社会人类学为基础的聚落考古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其以复原史前社会形态为最终目标。与此不同,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史前聚落地理研究重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并以史前人地关系及其演化为最终目标。尽管如此,交叉学科特征明显的史前聚落地理研究需要包括地学、考古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积极参与,共同开展综合研究,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深入的发展。     

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涵化"与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

岷江上游不仅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生态过渡带,同时也是历史上一条民族迁移的“走廊”和交汇地带。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已引起了国内外科学家的重视,但在具有同样保护意义的文化多样性方面,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本文从文化的涵化概念出发,以岷江上游的民族迁移为线索,分析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的涵化现象。并将涵化作为文化多样性形成的驱动因素,分析了涵化在文化多样性形成中的作用与机理,以及涵化与民族地理分布的关系,指出了民族地理分布与自然生态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关联性。     

桂西地区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的空间关系及成因机理

作为民族地区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核心内容,地质遗迹和民族文化资源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和相互作用关系,定量研究两者的空间关系,是揭示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关系及其成因机理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数量空间关系、质量空间关系和空间耦合关系3个方面,提出普适性的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空间关系定量研究方案,并以两类资源优势突出的桂西地区为典型区域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桂西地区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的数量空间关联指数R值为0.478,其显著性检验显示两者之间数量空间关联密切;耦合协调度CI值越高表明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的质量空间关系越密切,桂西地区平均CI值为0.95,达到优质协调等级,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很高的质量空间关联;耦合型资源评价值D越高表明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空间耦合关系越密切,桂西地区平均D值为1.04,靖西、平果、南丹、宜州等12县（市、区）D值较高,田林、田东、右江等部分县（市、区）D值较低,表明两者之间空间耦合关系总体密切但分布不均衡。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密切空间关系的成因机理,为始终同步进行并贯穿于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关系各个方面的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所阐释,地质遗迹及其自然环境构成影响和制约民族文化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地学基因”,而民族文化资源则是体现各民族对地质遗迹及其自然环境的选择与适应能力的创造物。     

日本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内容焦点与趋势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迅速崛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似乎有一种“中国旅游世界化，世界旅游中国化”的文化倾向。基于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与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KAKEN收录的中国旅游研究的文献，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内容焦点与趋势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研究、古镇旅游、乡村旅游、农家乐旅游等新型旅游研究、旅游产业政策研究、旅游活动参与者研究、区域综合研究等方面。研究中国旅游发展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领域，呈现出研究内容的多元与延续、研究方法的交叉与结合、研究区域的集中与扩大、密切关注中国旅游业发展动态、配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趋势特征。厘清日本对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特征，可以为中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海外旅游形象的建构提供他者视阈下的思考与基础性研究资料。     

云南腾冲胆扎村傈僳族民族生态史调查

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傈僳族与全国的所有民族一样,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演变。笔者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查阅及半结构式访谈、参与观察、体验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云南腾冲的胆扎村就傈僳族的民族生态史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表明,胆扎村傈僳族人口、社会经济、耕地利用方式、生产方式、林权、森林经营方式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与社会变革和发展、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而电视的普及、新技术推广、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更加快了这种变化。     

日本：让孩子从小就关注世界

在今日日本，家庭、学校、民间组织和政府都十分重视让孩子从小就关注世界。这是因为：随着国际交往的日趋密切，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已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在新世纪里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让下一代对异国文化和历史拥有全面、深人、准确的了解。     

何谓大遗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三类：文物、建筑群、遗址。其中关于遗址的定义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大遗址则主要指反映中国古代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等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官室、墓葬群。     

THE HUMAN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POST-WAR DEVELOPMEN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rectional shifts in hum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It first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identity of the region as conceived in various cultural traditions, such as the Greek, Arabic and Indian traditions. This is followed by an evaluation of regional geographie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post-war period, highlighting the pre-eminence of the geostrategic definition of the region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grips with its rich cultural-historical identity. The paper then goes on to show that, arising from the changes in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and methodologies in geography, the early regional emphasis then shifted to systematic concerns, with a movement away from ‘encyclopaedic’ to ‘adjectival’ geography (economic, urban, population, politi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nd a greater emphasis on issues concern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there have also been fewer regional work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ough there are now many more indigenous geographers within the region, much of their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ir own national or provincial areas. However, this may shift again, given that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now given the region prominence. Certainly, there is renewed multi-disciplinary interest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Calls: Global and Regional Patterns

This study examines patterns in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communications, document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call volume aggregated by nation and indicators of global connectivity including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ourism and migration.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documents the existence of a set of national "communities" of callers. The clear orientation of large portions of the world to former colonial powers (e.g., West Africa and North Africa to France),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e Muslim Middle East and the Chinese-speaking nation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from other calling communities suggest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ing historic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on information flows.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东南亚汽车生产格局的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的汽车生产迅速恢复并快速增加，其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布局上东南亚汽车生产具有如下特点：①生产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且集中趋势不断增强；②轿车与商用车平分秋色，但各国有所不同；③生产网络由日本跨国公司主导。形成上述格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南亚各国汽车市场的增长，内部一体化加强，以及当地的政策保护和鼓励等。     

岭南客家商帮的形成、分布及其文化风格

在分析岭南客家商帮形成的地理基础背景条件下,阐述了被迫外迁的部分从商客家人形成为客家商帮的历史过程,其可分为明中叶到清中后期的雏形期、鸦片战争后形成期和当代鼎盛期3个发展阶段;以客家会馆为标志,客家商帮在国内外的地域空间分布呈现出“国内以四川为中心,延及华南、华中,国外以东南亚为主体”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分布格局.与此相应,造就客家商帮开拓性、儒商性、包容性、务实性和诚信性的文化风格,并以此在商海竞争中取胜,与广州帮、潮州帮并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版图.     

东南亚国家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人口-经济-社会三维视角构建东南亚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技术法评价综合城市化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特征,判断发展阶段;研究东南亚人口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划分城市化类型区;基于灰色关联度判断东南亚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影响强度。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子系统在东南亚地区综合城市化评价体系中最为重要;东南亚各国间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显著,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为高综合城市化水平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中等综合城市化水平国家,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为低综合城市化水平国家;人口城市化超前区与滞后区并存,其中人口城市化超前的国家最多;全球化、市场环境、外资驱动等外部动力是东南亚国家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的核心驱动因素。     

东南亚华人族群融入移入国主流社会的比较研究——以印尼与泰国作对比分析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经济角色十分突出的地区。总体上,华人华侨与所在国原住民和睦相处,已逐步融入主流社会,为当地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各国历史发展不同,华人与所在国原住民融合程度大不相同。本文以印尼与泰国相比较,探讨华人与原住民融合状况,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对造成悬殊差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移民动态研究

本文以日本外务省的移民统计数据为基础,对1990年代以来日本海外移民在世界和中国的分布及其结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日本移民的数量变化、人口结构、迁移类型、迁移方式、地区分布及其变化趋势,并考察了其在中国的分布及构成特点。日本移民主要流向北美、亚洲太平洋地区,尤以洛杉矶、纽约、上海、曼谷等城市分布最为集中。在中国的日本移民近年增长迅速,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香港、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并以男性移民为主。本文分析了这些日本移民的分布动向,并对今后中国大城市的移民问题进行了讨论。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特征

开展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研究，对于进一步吸引东南亚华人资本，正确引导华人资本的流向，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在探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转移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区位选择模型，进而深入剖析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