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解释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动力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70年的研究历史,而中国相关的研究甚少。新时期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已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而城市舒适性理论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视角。论文首先从城市舒适性概念的提出及内涵探讨、理论形成、水平评价以及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4个方面的梳理入手,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舒适性概念引入与评价、舒适性与人才流动、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城市发展与舒适物配置4个方面系统总结国内的城市舒适性研究的前沿进展;最后,在比较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发展的前瞻性视角提出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人才迁移及城市规划研究中借鉴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实证经验进行了展望。     

北京城市舒适性、差异性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城市舒适性对城市创新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对大都市区内部舒适性及差异性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较少。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城市舒适性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总体舒适性分布特点是以中心城区为核心,随着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城区的舒适性水平逐渐降低。② 北京生态环境舒适性呈现从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逐渐递减的特点,而人工环境和社会氛围的舒适性由中心向四周地区递减,各区的舒适性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状态,高-高型聚类集中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及丰台区,形成北京市“高舒适性”区域。③ 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北京市除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其他城区目前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创新能力和舒适性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但北京市各区也存在舒适性与城市创新之间发展相对滞后问题。④ 北京城市舒适性与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同舒适性要素对创新能力的作用不同,文化教育条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强度最大,交通便利性和社会氛围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次之。政策建议是要推进文化教育、交通条件等人工舒适性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提高各区的城市舒适性,以城市舒适性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国外舒适性研究综述

舒适性已经成为旅游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开展舒适性研究对于促进城市居住适宜性和城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外对于舒适性的研究时间较久,对舒适性的研究系统而全面。而国内对于舒适性的研究较为缺乏,在系统梳理国外关于舒适性研究的相关文章的基础上,介绍国外舒适性的研究尺度和对象、理论基础;对舒适性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详细介绍和整理归类;同时对舒适性概念、分类及内涵和舒适性社会效应进行系统阐释。在国内开展舒适性研究,拓展舒适性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是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国外乡村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启示

乡村舒适性(rural amenity)是国外乡村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少关注。论文通过对国外乡村舒适性研究的系统梳理,回顾和总结了国外乡村舒适性的概念内涵和4个研究热点：乡村舒适性评价体系构建及其效应,乡村舒适性、逆城市化与乡村重构,乡村舒适性与乡村发展,舒适性移民特征及其影响。通过对乡村舒适性概念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比较了“舒适性”和“舒适物”的中文翻译、乡村舒适性与乡村绅士化概念,以及乡村舒适性与城市舒适性的具体特征。最后,探讨了乡村舒适性概念对中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启示。论文强调,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乡村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对中国情境下的乡村舒适性展开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城市舒适性: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估的新视角及实证研判

城市舒适性已经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及其综合竞争力评估的新视角。基于国外城市舒适性内涵、需求理论及中西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差异,对中国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及空间格局分异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在分类舒适性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健康环境等级最高,自我发展环境以经济基础较好城市为优,休闲环境等级从东部、西部到中部依次降低,社会氛围环境与自我发展环境在空间格局上呈现较高的相似性;2综合城市舒适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逐渐降低,舒适性最高两个等级所涵盖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包括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广州、厦门和海口,此外,武汉和西安分别是中部和西部舒适度最高的城市;3综合城市舒适性水平与净迁移人口之间呈高度相关,其与城市迁入人才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表明城市舒适性对人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此,如何从城市舒适性视角摸索出一套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估体系,对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下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打造至关重要。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空间认同:城市空间研究转向中的知识前沿、趋势与启发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不断解构、调整和重构对城市空间的认同,这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以Web of Science（WoS）为数据源,对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知识再现。研究发现：① 城市空间认同是人们对城市发展中社会经济认同、文化认同、集体认同、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的集合。作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城市空间认同主题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对该领域研究的本质上是对城市空间实践中人文主义空间诉求的知识表征;② 在2008~2017年的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国际合作研究网络主要在美洲-欧洲、欧洲-澳洲,以及澳洲-欧美之间;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高被引文献注重对“空间多中心性”“地方与连续性”“城市社区”“城市公民身份”“空间绅士化”“地方主义”等方面的讨论。③ 未来研究更加倾向在“认同”“空间”“城市”“地理”“政治”“地方”,以及“社区”等新主题方面。相比较而言,国内对城市空间认同的研究较为欠缺,随着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不断推向纵深阶段,需要强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的“理论自觉”。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评析

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标志, 而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又是城市空间扩展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随着全球城市化的推进, 城市空间扩展已成为国内外城市发展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国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发端于20 世纪60 年代的计量地理革命,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自80 年代中期开始;2000 年以来, 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空间扩展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空间扩展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有关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本文根据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内容的变化,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 从扩展形态、扩展模式、动力机制、模拟预测、效应与调控5 个方面对城市空间扩展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与梳理。在国外与国内比较研究与综合分类基础上, 重点评析现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并对中国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设计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城市舒适性视角

从城市舒适性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创意人才及其空间集聚过程的相关文献,构建了驱动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通过大数据方法从国内设计师社交平台站酷网获取设计创意人才的属性数据,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负二项回归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特征与机理。研究表明：① 中国设计创意人才及其创作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现象,以北京为主的一线城市最为集中,但杭州、长沙、武汉、郑州这些新兴城市也表现良好,甚至超过部分一线城市;② 城市舒适性理论在解释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其中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和自然环境是影响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核心因素;③ 证实了西方创意阶层理论的部分结论,发现文化基础设施、文化遗产、文化旅游、高素质人力资本、温暖的气候与良好的空气质量是提升城市对创意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子,同时发现科研投入对设计创意人才集聚具有明显挤出效应,并且西方学者普遍强调的生活环境舒适性因子对设计创意人才影响有限。为深入理解创意人才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机理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案例,为地方政府改善城市创意环境提供了参考依据。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西北地区城市化对城市气候环境的影响

以西北地区五个省会城市所在的地区为研究区域,分析了近50年西北地区城市气候的变化趋势,考察了城市发展对气候的影响,发现西北地区大城市存在显著的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暗岛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发展与城市气候变化之间的回归模型,证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对气候的影响不完全符合库次涅茨曲线特征。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非协调性研究

针对中国人多地少, 且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 以及城市空间扩展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相对缺乏合理性评价, 存在重实证轻理论, 重个案缺规律, 重特大、发达城市轻一般城市的不足, 本文从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着手, 构建非协调性评价体系, 并以2009 年中国246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对其扩展规律进行总结;然后从微观层面的行为主体博弈、要素流集聚扩散及制度安排反馈视角讨论了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扩展效率低下, 表现在区际功能匹配性差, 城市化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内在“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度低, 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全国平均值为1.192, 其中大于1 的城市占26.42%,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分布呈现出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城市的功能地位与铁路干线对其影响大, 呈现出地级市以上城市>地级市, 铁路干线城市>非铁路干线城市;通过机理分析揭示出, “产权区域”视角下的地方政府, 出于实现自身行为目标函数(政府绩效和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考虑, 而在制度安排的框架下, 通过对要素流的做功而传导出来的制度反馈效应:现有制度安排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扩散冲动”;在政策建议部分, 基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函数提出修改完善现有制度的建议。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urban vulnerability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The urban vulnerability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 cities must manage the higher frequencies and risks of various hazards and are becoming more vulnerable. Research on the assessment and regulatory control of urban vulnera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th urbaniz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cities and vulnerability concepts,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urban vulnerability.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urban vulnerability is scattered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leading to a lack of comparability among the research data and resulting in tremendous difficulties in summarizing the conclusions through comparison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data. Therefor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urban vulnerability index (UV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could assess urban vulnerability comprehensively.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10 subindexes involving 36 specific parameters from four aspects (resources, eco-environmental systems,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We also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 values of measurements. Then we take 28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as a study area and evaluate its overall urban vulnerability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urban vulnerability of China has a remarkabl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both “gradient distribution” and “clustered distribution”; the extent of urban vulnerability corresponds to city size, the bigger the city, the lower its vulnerability; resource-based cities are more vulnerable than comprehensive cities; a city’s economic growth rate does not reflect the extent of its urban vulnerability. Further, we offer a few suggestions to cope with urban vulnerability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