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边界效应的跨境经济合作区边界管理研究

跨境经济合作区通过特殊优惠政策尽量弱化边界效应中的屏蔽效应,充分发挥其中介效应,因此,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边界屏蔽效应相对较弱而中介效应较强。针对跨境经济合作区中核心区和扩展区的不同功能分区,提出核心区范围内国家主权权能互相让渡、核心区边界实行严格国界管理、扩展区实行无障碍开放管理的跨境经济合作区边界管理模式。最后提出发挥边界的"情感纽带"作用、加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界管理法律保障、强化国家主权让渡遵循平等性和渐进性、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安全防控体系等跨境经济合作区边界管理对策。     

基于旅游客流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以泸沽湖为例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霍尔果斯边境口岸空间转型过程及其机制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以霍尔果斯口岸为案例地,对比不同时期边境口岸空间转型的过程特征,并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多元异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诉求前提下围绕阶段性的共同目标连接起来,从而推动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重构。(2)新时期边境口岸行动者的构成、意图和目标发生改变,且行动者网络从松散状态转变为紧密状态。行政权力主体调动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力量参与其中并共同推动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本研究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边境口岸建设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衔接提供参考依据。     

南京市住房困难人群职住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关系,既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反映,也是评判城市空间合理性的重要准则。新就业大学生(取得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工作未满3 a,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低于2016年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166元/月,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和中低收入人群(南京户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074元/月,人均住房面积不大于20 m ²)等住房困难人群,普遍面临住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职住关系也呈现出特殊性。论文基于南京市这3类住房困难人群的873份问卷数据,采用两步聚类法对通勤流向模式进行划分,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的影响因素,并以南京鼓楼区为案例解析住房困难人群的职住关系。结果表明：新就业大学生通勤流向主要为内部通勤,通勤时间最短,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和工作单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通勤方式机动化程度最低,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工作单位和性别显著影响;中低收入人群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职住分离程度最高,职住关系主要受到住房类型的显著影响。以鼓楼区为例,论文进一步发现新就业大学生以交通条件为导向、外来务工人员以工作地为导向和中低收入人群以居住地为导向的职住关系。     

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的行业差异和影响因素

北京不同行业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存在明显差异,空间错位程度较低的是制造业和教育,较高的是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郊区化迟缓是造成北京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重要原因,行业就业郊区化程度越低、居住郊区化程度越高,则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越严重。但相比于郊区化,人口和就业的集聚程度对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有更强的解释力。在郊区化过程中就业倾向于保持较高的集聚程度,而居住则相对分散化,这会进一步加剧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此外,行业的"去单位化"程度、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平均单位规模以及就业增速等非空间因素对各行业居住—就业空间错位也有显著的影响。     

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过程与特征

围绕边境城市瑞丽的两处口岸,结合1989—2019年Landsat和夜间灯光数据,以空间分析与多元空间Logistic回归,探讨边境口岸区城市扩张的过程与特征。研究发现：① 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均有扩张但差异显著,空间上分别具有指向口岸、沿边境线迁移的重心轨迹,以及岸城融合相向发育、飞地扩张的热点演变特征;② 回归分析发现,瑞丽口岸贸易在2004—2009年对邻近该口岸地区的城市扩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后伴随姐告边贸区部分功能外移,又促成城市扩张在空间上呈逐渐远离口岸点的特征,对瑞丽口岸区城市扩张影响显著,而畹町口岸贸易并未有效促成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且后者还易受到其他口岸、通道包括自然因素的影响;③ 多因素及空间竞合关系下,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以1999年和2009年为界呈差异化的三阶段特征,两口岸区城市用地也均围绕边境、口岸发育延展,具有明确方向性和空间特殊性。最后,研究区未来发展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不同口岸发展要注重实际及边境促进或限制城市扩张的双重属性,结合口岸贸易结构等的更丰富的案例有待探讨,以更全面地解释边境城市扩张机制。     

边境省区县域城镇化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以广西为例

基于中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以县域为尺度对边境省份广西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时空演变和动因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且与全国均值差距缩小的同时,边境省份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空间上看,县域城镇化呈非均衡发展趋势,中心市辖区水平高、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分布零散。开放较早的北部湾地区和毗邻发达省份广东的桂东、桂东南城镇化水平高于桂西、桂北地区。2)县域人口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效应,且2000―2010年其空间自相关程度集聚增强,但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县域尺度人口迁移的高值区与城镇化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同步,集中于桂东南及北部湾地区。3)对于兼有国界、海岸和省界等三类影响人口迁移的边界的广西而言,后两类边界较明显地"吸引"人口向其邻近地区活跃迁移与城镇化集聚,而国界目前对人口流动仍有一定的阻碍作用。4)从影响人口流入地选择的角度看迁移的空间格局与动因,服务业的发展正成为吸纳人口迁入的主要力量,自由贸易、商贸服务、沿边通道与口岸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重塑中国西南边境地理的主要动力。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跨境生活空间形成——以中英街地区为例

以深港边境中英街地区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探讨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边境生活空间形成、居民自下而上的再边界化、以及居民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边界的再定义过程。研究指出,中英街地区的生活空间形成是在边界效应下,边境居民对边境两侧管理差异的不断适应、调试、乃至主动运用的空间构建过程。边境管理者、居民、游客和水客等多方力量在此过程中互动角力,而中英街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正是这一互动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边境居民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体现了一国两制下居民的生活空间战略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对边界及边境地区生活空间形成的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于亚洲的边界和边境地区空间形成的理解,也对当下的边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苏鲁豫皖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空间特征与类型划分

边界区类型划分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省际边界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参考价值.该文以苏鲁豫皖省际边界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产业差异度等方法,分析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并从产业结构视角划分边界区类型和边界线类型.主要结论如下:1)苏鲁豫皖省际边界区经济集聚特征明显且不断增强,并出现地域分化现象,各省域内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断减小,而省域间经济差异在扩大;2)经济发展水平高值区和低值区集聚趋势明显,省际边界效应带来的经济差异呈现显著的地域特征;3)根据省际边界两侧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将边界区划分为"桥梁型"和"切变型",将省际边界线划分为"桥梁型""切变型"和"中间型".     

云南省边境地区州市旅游竞争力差异与整合研究

云南作为我国的旅游大省,其州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对区域旅游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旅游现状竞争力、旅游基础环境竞争力和旅游潜在竞争力三大维度构建了旅游竞争力量化测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云南8个边境州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层级进行了量化测评。研究表明:(1)云南边境地区8州市旅游发展竞争力层级分为较强旅游竞争力区、一般旅游竞争力区和较弱旅游发展竞争力区三种类型;红河、临沧属于较强旅游竞争力区,西双版纳、德宏、普洱属于一般旅游竞争力区,文山、保山、怒江属于较弱旅游发展竞争力区;(2)在空间布局形态方面,较强旅游竞争力发展州市呈现"分散状"布局,主要集中于滇南地区,其余非较强旅游竞争力区州市呈现"趋同俱乐部现象"空间布局。整体上旅游竞争力水平层级形成了以滇南地区为核心向周边州市等外缘区域发展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发展格局;(3)边境各州市旅游资源呈现区块聚焦性,旅游形象和客源市场定位仍存在雷同现象,且边境各州市旅游业发展水平极化效应明显。为此提出了旅游产品及资源、旅游市场、旅游空间及旅游线路整合和完善旅游管理机制等应对策略。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边境口岸城市地缘战略优势度综合评估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边境口岸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成为新常态下中国与邻国共同发展的增长节点,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依托点,其发展态势决定着该战略实施建设的成效。口岸城市的发展主要依托相应口岸的建设,具有不同地域条件及发展基础的边境口岸拥有不同的发展优势及潜力。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及口岸地缘战略优势内涵的深入了解,提出地缘战略优势度的概念,从政策支持、通关条件、区域支撑、基础设施和民族文化5个影响因素出发,构建了包含18个具体指标的口岸地缘战略优势度的综合评估体系,从而对陆路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潜力进行定量评估。并且以此为依据,将陆路边境口岸划分为6个等级,探索不同优势度等级的陆路边境口岸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其所依托城市未来的发展前景,从而提出有利于口岸城市发展的优化政策与建议。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中国沿边口岸的时空格局及功能模式

沿边口岸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平台;而"一带一路"的实施也必将给沿边口岸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沿边口岸的发展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分布及发展模式等方面,关于中国沿边口岸体系形成的时空规律及口岸功能的研究还较少。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从地理学角度刻画中国沿边口岸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基于RCI模型定量分析沿边口岸对沿边地区的带动作用。研究发现,建国后中国沿边口岸发展可以分为平稳对外开放、加速对外开放、全方位对外开放3个阶段;目前,沿边口岸以公路口岸为主,内河口岸、铁路口岸和航空口岸为辅;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中俄、中蒙、中哈和中朝边境。另外,RCI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沿边口岸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不突出,"过货化"现象比较明显。     

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

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而且,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中国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评估——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传染病影响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边境口岸地区是传染病境外输入防控中的薄弱区域。然而,目前关于边境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和防控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指标体系构建或定性分析的层面。现有研究中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分析边境口岸传染病的时空演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定量测度与情景模拟有待加强,对中国边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工作缺乏精准指导。本文构建了一般意义上的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指数(ERI),评估了一般年份中国陆地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并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对中国陆地边境口岸不同管控措施情境进行风险分析,识别了疫情境外输入的高风险口岸。结果表明:①一般年份中约1/5的中国陆地边境口岸风险较高,包括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东兴等,其中中缅边境地区最为集中。②2020年中国边境口岸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呈现空间极化特征,集中发生在满洲里、绥芬河、瑞丽三个口岸地区。③中俄、中哈边境口岸地区是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区域,霍尔果斯、满洲里、阿拉山口、绥芬河、珲春5个口岸仍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增强边境口岸管控措施对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风险效果显著,后疫情时代需积极转变边境对外贸易方式,协调边境发展与疫情管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的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评估方法,不仅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提供决策参考,更为今后各类传染病境外输入的定量评估和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支撑。     

东北地区边境口岸旅游业发展研究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在利用地缘优势加强彼此合作。随着生产布局逐渐向边境地区拓展,旅游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当前,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改善、区域合作日益紧密,促进了东北地区边境旅游业的发展,为开展口岸旅游奠定了良好的经验基础。在具体分析了东北地区边境口岸旅游业发展的优势条件、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本区域内口岸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六区—五带"的旅游空间战略格局。     

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中国边境地区研究进展与展望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