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黑龙江省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5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GIS手段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确定1980—2015年4个时期黑龙江省耕地变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数量总体增加,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各时期耕地数量变化具有明显差异,以1990—2000年耕地数量变化最多。各时期耕地变化空间差异特征明显。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耕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区域集中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各时期驱动因子的解释能力不同,人口数量、政策因素、GDP以及城镇化水平是解释能力较强的驱动力因子。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各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的,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     

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按照农业用地、非农用地差别化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TOPSIS、ESDA、耦合协调度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科学测定土地利用效益，探究其耦合协调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用地效益、非农用地效益均呈逐步增长趋势，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级递减的总体格局，农业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呈先缓慢拉大后逐渐缩小趋势，非农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2)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均在稳步提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性逐步减弱，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态势逐步呈现均衡化，区域之间差距在进一步缩小。(3)生活水平、产业发展、经济运行、科学技术及资源禀赋均对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相关，不同空间集聚类型涉及影响因子具有显著差异。     

珠海市耕地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利用1990、1995、2000和2006年共4期Landsat TM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珠海市耕地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并探讨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珠海市耕地面积在3个研究时段经历了"快速减少一缓慢增加一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2000-2006年耕地的动态度最大,而1995-2000年耕地的动态度相对较小;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是水域和林地,减少的去向主要是农业结构调整中耕地转变成水域和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结构调整是珠海市耕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同时政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近年来的黄土高原耕地时空变化与口粮安全耕地数量分析

基于遥感调查数据集定量分析了1990—2015年中国黄土高原地区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口粮绝对安全最小耕地保障面积的数量变化。结果表明：黄土高原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192 529.65 km²至2015年的182 688.50 km²,净减少了9 841.14 km²,幅度达5.11%,其中2000—2010年的减幅最大,净减少8 483.00 km²;较大的耕地动态变化图斑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区域,细碎的变化图斑广泛分布;耕地地类转出面积（31 875.82 km²）大于转入面积（21 815.25 km²）,耕地面积的增加主要由草地和林地转化而来,主要分布在灌溉农业区和东南部平原区,减少的耕地主要转化为草地和林地,主要分布在中部沟壑区的雨养农业区。此外,该时期耕地转化为建筑用地和交通用地等人工表面的面积逐渐增加,主要分布在东南部低海拔平原地区;黄土高原口粮绝对安全所需最小耕地保障面积呈明显减少特征（从1990年的70 913.37 km²下降到2015年的33 981.64 km²）,占该区耕地总面积比例呈明显缩减态势（从1990年的36.83%缩减到2015年的18.60%）,目前耕地总量的净减少未对口粮绝对安全的耕地保障数量造成大的影响。     

2007年中国耕地资源安全评价

本文从耕地资源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3个方面,选取14个指标评价和分析了2007年中国的耕地资源安全状况。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农用地分等定级数据、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和统计数据。研究显示：（1）2007年,中国耕地资源安全评价分值为0．517,资源安全保障程度不高。区域上,耕地资源安全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特点,高耕地资源安全省份主要有东部和中部的山东、福建、浙江等10个省份以及西部的新疆和西藏;低资源安全省份则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包括陕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省份。②耕地资源数量安全评价分值为0．195,资源安全分布呈现出东北部较高,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四川盆地较低的特点。生态退耕和建设占用带来的耕地快速减少,以及区域粮食生产定位形成的较高耕地保有量目标是造成以上地区耕地数量安全程度较低的主要原因。③耕地质量安全评价分值为0．151,呈现出东部高、东北部和西部较低的特点。区域耕地自然本底质量（耕地自然质量等别）是造成区域耕地质量安全差别的主要原因。④耕地生态安全的评价分值为0．171,呈现出东北部高、东部低的特点。东部地区耕地资源生态安全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化肥、农药、农膜的过量施用及其引起的土壤污染问题;西部地区耕地生态安全程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严重的耕地水土流失状况。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之间联系密切,研究根据二者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空间自相关、重心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中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2008—2018年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绿色发展和动能转换综合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空间异质性显著,东部沿海地区水平最高。② 各省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逐步形成东部沿海地区为轴带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川”字阶梯型发展格局。③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位于“低-低”类型区域的省份最多,高值和低值区域趋于两极集聚分布。④ 2008—2018年耦合协调度的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迁移,耦合协调度呈向西南方向分散的态势。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分散态势,中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西部地区呈东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1990-2015年中国工矿用地扩张及其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

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近25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导致耕地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加剧,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最新解译结果和中国分县粮食产量数据,重建了中国1 km分辨率的粮食产量空间数据,分析了中国1990-2015年工矿用地扩张及其对粮食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工矿用地面积在1990-2015年间增长了326%,扩张速率从1990-2000年的288 km²/a增加到2000-2010年的1482 km²/a,近5年(2010-2015年)扩张速率最快,达2600 km²/a。过去25年间工矿用地扩张导致耕地面积减少1.7×10⁴ km²,直接导致粮食产能损失约6.49 Mt(10⁶ t),因工矿用地扩张可能会对周边耕地污染等间接影响的粮食产量达83.20 Mt。经评估,国家工矿用地扩张对粮食产能潜在影响总体上是当前粮食总产能的17%。在空间分布特征方面,工矿用地扩张对粮食产能的直接影响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渐减小趋势;间接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大。     

1980–2015年间吉林省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压力的影响研究（英文）

耕地资源保护利用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本文以吉林省为研究区,以198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遥感影像及统计数据为数据源,采用转移矩阵模型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对研究区耕地利用变化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及耕地压力指数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尺度上,1980-2015年间耕地数量从701.88×10⁴ha增加到762.82×10⁴ ha,人均耕地面积从0.1524 ha增加到0.1707 ha,耕地压力指数从0.7922增加到0.7953;在空间尺度上,1980年及1990年吉林省耕地压力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1995年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2000年集中在西南和东部地区,2005年集中在南部和东南地区,2010年和2015年集中在南部、东南部及中心地区。耕地压力变化的方向主要从吉林省的西北部向东南部转移。     

耕地安全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以江西省鹰潭市为例

耕地安全是保障我国持续增长的人口能健康生存的关键。掌握耕地安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对维护耕地安全意义很大。本研究考虑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安全的平衡与稳定性,构建了耕地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TOPSIS方法,对江西省鹰潭市1995-2015年耕地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利用空间回归模型研究耕地安全时空变化的驱动力,可消除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5年鹰潭市耕地安全呈快速下降趋势,2005-2015年耕地安全呈缓慢上升趋势。非常危险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月湖区,而安全状态的耕地主要位于南部山地区域,一般危险的耕地范围随城市发展方向往西部扩张延伸。驱动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对耕地安全变化有显著影响。根据耕地安全的时空变化规律和耕地安全的驱动因素,可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耕地安全水平。     

耕地生产力与粮食安全耦合关系与趋势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粮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耕地、粮食安全测度模型对2005~2014年河南省粮食安全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农民种粮积极性上升10%,耕地压力指数下降71%,农民经济收益上升 13%,耕地重心向西南移动。 ② 不同指标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具有差异性。2005~2009年粮种比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最大,2010~2014年贡献率发生转移,粮食播种面积单位产量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最大;10 a间,粮种比的贡献（69.77%）相对粮食单产的贡献（39.28%）更能促进河南省耕地生产力的提高。 ③ 耕地压力受到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各指标间相关关系较强,种粮积极性与农民耕地保护能力的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中国城镇化与耕地变化时空耦合研究

利用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198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演进态势及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并分不同时段测算各省份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动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1985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整体上都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东三省城镇化水平稳定上升但活力不足,西北多省份上升中波动较大,西南地区水平偏低。(2)全国耕地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减少,后期多省份有所增加,但京、津、沪、苏、粤等地的耕地面积一直在以一定的速率减少。(3)全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协调度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较多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呈恶化趋势。     

广东省耕地资源变化的地域类型研究

耕地资源少,一直是广东省面临的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扩张,耕地资源将进一步减少。为了因地制宜地管理和保护好耕地,本文利用1949～1996年广东省有关的统计资料对耕地的动态变化作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将全省21个地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不同类型区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转型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耕地利用转型代表耕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论文以京津冀地区157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从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双重属性出发构建耕地利用形态指标体系,运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1990—2015年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对耕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布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与该地区地形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且因坝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形成独立高值区。②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显著热点区与显著冷点区分布相对稳定且面积不断缩小,耕地利用转型较为平稳。显性形态值普遍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隐性形态值则呈升高趋势,表明京津冀耕地出现空间收缩、功能优化式转型。③ 高程是影响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空间特征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二三产业占比、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化率等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因素则是驱动1990—2015年京津冀地区耕地转型的主导因素,但不同时段、不同县域单元耕地转型动力机制存在差异,各驱动因子作用强度也不完全一致。     

基于GIS的内蒙古耕地时空变化研究

本文选取在内蒙古土地开发史上土地利用变化较快的时段,利用内蒙古８０年代初土地资源数据和中科院“八五”院重大应用项目《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成果数据,分析了近１０年内蒙古耕地时空变化规律,探讨了耕对变化的原因,预测了内蒙古未来耕地的发展变化趋势。     

2005~2015年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及其协同与权衡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为例

基于2005~2015年近10 a面板数据,在测算重庆市沙坪坝区耕地多功能基础上,探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多功能间协同与权衡关系,据此构建耕地空间组织经营模式。结果表明：耕地生产功能、景观游憩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及建设空间储备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差异显著。耕地“生产-景观游憩-社会保障”功能间存在两两协同关系,且协同度均值 “生产-景观游憩”>“社会保障-景观游憩”>“生产-社会保障”;耕地建设空间储备功能与其他3项功能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据此构建了“一带两区”即山地休闲农业带、郊野农业游憩区、传统农业提升区的耕地空间组织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