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科学人才集聚成长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典型分析

以中国科学院1192 名院士为典型群体, 运用基尼系数、集中化指数和空间自相关识别和剖析了高级科学人才成长的时空规律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科院院士国内籍贯或出生地、国内最高学历(位)获取地和国内长期工作地, 在东中西3 大地带均呈现出较强的不平衡性;② 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 中科院院士在上述3 地的大部分省域表现出地理空间上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国内籍贯或出生地、国内最高学历(位)获取地和国内长期工作地均呈现出集聚逐渐弱化的空间演化态势;③ 中科院院士在上述3 地带的HH集聚省域数量随年代推进分别呈现出先增后减、变化不大和逐渐增加态势, 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省域及其邻近省域;④ 从20 世纪50 年代至今, 中科院院士在上述3 地带时空格局演化跃迁较多的是类型Ⅳ(省域本身及其邻居均保持了相同水平), 近半省域表现出了空间上的连续稳定性, 而类型Ⅰ、Ⅱ和Ⅲ在数量上也有所差异, 且存在部分省域跃迁明显的现象;⑤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教育的差异和变化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中科院院士的总体空间分布和时空格局演化。     

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时空分异及人文动力机制解析

在构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化教育的实际情况,选取合理而简单的评价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正在快速提高,但整体水平还很低;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集中于西部;近2／3的省域存在发散趋异,收敛趋同的省域不到1／3;向上发散趋异的省域主要位于东、中部,向下发散趋异的省域主要位于西部,空间差异有可能继续扩大．反映单个人文因子与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之间互动关系的方程显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与人文因子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和对数关系．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得到了综合人文驱动因子与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之间的复合线性关系模型．     

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时空分异及人文动力机制解析

在构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化教育的实际情况,选取合理而简单的评价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正在快速提高,但整体水平还很低;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集中于西部;近2／3的省域存在发散趋异,收敛趋同的省域不到1／3;向上发散趋异的省域主要位于东、中部,向下发散趋异的省域主要位于西部,空间差异有可能继续扩大．反映单个人文因子与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之间互动关系的方程显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与人文因子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和对数关系．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得到了综合人文驱动因子与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之间的复合线性关系模型．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中国省域产业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区域关联的视角,构建了省域生态补偿框架。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在201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以2010年统计数据为例,对中国省域间产业的土地资源占用量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林牧渔业大多属于被占用型产业,农业的发展应得到补偿;②工业属于占用型产业,应付出一定的生态资源补偿费;③建筑业在消费、投资情境下,属于占用型产业;在出口情境下,省域差异较大;④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在消费和投资情境下,大多为占用型产业;而在出口情境下,省域差异较大;⑤批发零售业大多为占用型产业,应该承担生态补偿的责任;⑥其他服务业在消费情景下,大多为占用型产业;而出口和投资情景下,则大多为被占用型产业。最后,从加强产业生态补偿的立法、完善产业生态补偿的税收手段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净生态系统生产力空间分布及变化趋势研究

分析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的空间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对科学评估中国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和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该文借助多源空间数据,对2000-2015年中国的NEP进行估算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00-2015年,中国陆地NEP约为0.134 Pg C a~(-1),表现为碳汇,碳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等省域,而碳源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的西藏和青海等区域;从时间变化趋势看,中国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总体呈增强趋势,特别是西藏南部、四川南部以及云南、陕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部分区域;NEP呈上升、基本不变和下降趋势的省级区域数量占比分别为55%、29%和16%;NEP的空间分布和年际变化主要受NPP、气温和降水的影响。     

中国省域生态-文化-旅游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生态-文化-旅游协调发展机理,构建三大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ESDA和GWR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省域生态-文化-旅游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我国省域生态-文化-旅游协调发展指数较低,十年来虽呈上升趋势但增幅较小,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协调发展指数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及西南部四川省,十年来呈现高值区扩散、低值区面积有所缩减的发展态势;三大子系统在不同的省域单元上空间表现各异,发展水平差异表现为生态>旅游>文化,东部省份三大子系统整体较高,西部整体较低且生态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文化、旅游发展水平,中部省份介于两者之间;省域生态-文化-旅游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从影响机制来看,行政力度、经济基础、市场条件及开放程度对区域生态-文化-旅游协调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中国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研究

绿色发展战略既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区域人地协调的重要路径。研究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PPM）以及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分析中国30个省市区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得出以下结论：① 构建涵盖“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三个维度的绿色发展系统,三个维度的协同一致和均衡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②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较低,绿色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与压力依然严峻。绿色增长和绿色福利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77%、11.74%,绿色财富指数整体相对较低且增长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绿色财富指数增长的艰巨性和长期性;③ 绿色发展及其构成指数的区域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但差异程度依然较大,总体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绿色财富与绿色发展及其他构成指数空间分布错位,高高、低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④ 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科技创新、市场化、国际贸易是影响中国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从塑造生态文化理念、发展生态高效产业、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优化空间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推进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演变及障碍因素分析

在全球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双重压力下,探究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旅游复苏,实现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该文在界定旅游绿色发展内涵机理的基础上,从社会协调效益、经济发展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角度构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OPSIS法测度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采用ArcGIS软件分析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运用莫兰指数探讨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并分析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收敛性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极差和标准差随时间变化而减小,说明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缩小趋势,东中西三大区域绝大多数年份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级明显,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级别高,西藏、新疆等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较低;Moran′s I值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特征且具有空间离散性倾向,省域收敛值变化趋势逐步缩小且呈σ收敛性;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具有差异性。围绕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特征,提出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相关对策,以期丰富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相关理论,...     

我国省域创新产出的空间特征和时空演化——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实证

以我国31个省域作为空间观测单元,以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对我国1997～2008年期间省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通过计算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发现我国的创新活动显示了相当高水平的空间集中,并且这种集中程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表现出了稳定的增长趋势;对全局的Moran’s I统计分析表明:省际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空间依赖性),证明了知识溢出的存在性和空间局限性;对局部的Moran’s I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省际创新活动水平的相关模式,Moran散点图刻画了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模式及其时空演变态势。研究结果说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省域创新活动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显著。     

中国北方13省市区生态安全动态变化分析

为了寻求我国北方生态安全条件的土地利用/覆盖优化格局,加强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利用景观分析和空间变异分析方法对北方13省(市、区)生态安全动态变化及其空间变异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安全指数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人类活动等随机因素对生态安全的作用强度在增大,但是结构性因素引起的空间相关仍然是该区生态安全空间分异的决定性因素。10年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表现出下降趋势;空间上,中西部地区生态安全程度低于东部地区;13个省(市、区)的生态安全指数的变化表现为三种类型:先升后降型、先降后升型和持续下降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