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产业集群的辨识及其特征分析——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

产业集群是国内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 但是如何辨识产业集群却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政 府部门, 关键问题是产业集群缺乏统一的辨识标准。浙江省拥有数量众多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 且涉及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 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最为典型的省份之一。本文利用2001 年浙江 省基本单位普查数据, 同时选取浙江省各个邮区的四位数产业就业区位商≥3 以及该产业内的 企业数目≥100 家这两个标准, 进行产业集群的辨识, 共辨识了116 个典型产业集群。结果表明, 按照该辨识标准, 能够辨识出典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且每个产业集群都具有明确的产业门类 及地理边界。文章最后部分归纳了浙江省典型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以及规模结构等特征。     

产业集群的辨识及其特征分析 ———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

产业集群是国内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 但是如何辨识产业集群却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政 府部门, 关键问题是产业集群缺乏统一的辨识标准。浙江省拥有数量众多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 且涉及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 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最为典型的省份之一。本文利用2001 年浙江 省基本单位普查数据, 同时选取浙江省各个邮区的四位数产业就业区位商≥3 以及该产业内的 企业数目≥100 家这两个标准, 进行产业集群的辨识, 共辨识了116 个典型产业集群。结果表明, 按照该辨识标准, 能够辨识出典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且每个产业集群都具有明确的产业门类 及地理边界。文章最后部分归纳了浙江省典型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以及规模结构等特征。     

旅游产业集群形成条件与识别方法

根据"产业集聚"和"产业联系"两个识别旅游集群存在的标准,结合旅游业的特点,从旅游资源空间集聚条件、旅游要素集中度和集聚效果3个方面构造区位熵指数,再根据投入产出表,用主成份分析法,确定旅游产业联系,计算产业联系密度,最后结合区位熵指数和产业联系密度,得出旅游产业集群度,同时分析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有利于制定政策引导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产业地理集中研究进展

相关企业的地理集中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动创新和市场竞争,也能够共享劳动力市场和基础设施,产业地理集中与产业和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产业地理集中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热点课题。文章综述了产业区位论、贸易理论以及集聚理论对产业地理集中的解释,并对国内外关于产业地理集中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集中讨论了资源投入、市场需求、企业规模、外部经济、产业联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的微观机制。     

区域制造业集群的辨识——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辨识产业集群的定性方法,过于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存在诸多局限性。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一个反映产业之间功能联系的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定量辨识基于经济技术联系的区域产业集群。此外,设计了几个衡量集群内产业联系强度的系数来判定被辨识集群的合理性,并通过相关系数衡量集群内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以北京市1997年投入产出表上74个制造业行业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辨别出14个产业集群,包括钢压延加工集群、有机化学制品集群、电子元器件集群以及棉毛纺织集群等。集群内产业功能联系紧密,相关产业内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符合产业集群的理论定义。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北京市建筑设计产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需求日益迫切,城市内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以北京市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超大城市内部企业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城市优化建筑设计产业空间结构提供理论支撑。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负二项模型,分析了建筑设计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集中分布在北京市五环内的中心城区;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选址郊区化明显。②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的集聚尺度较工程型更大,不同细分行业的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集聚尺度存在差异。③ 建筑设计企业在选址时受到政策、服务设施、运营成本、信息通达度和产业基础的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选址时的侧重点不同。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影响更大。与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相比,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大。④ 选址在中心城区的建筑设计企业对服务设施和信息通达度等要素更为敏感,城郊的企业则主要受到成本要素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中国东北地区产业集群的空间格局分析——基于两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微观数据

如何培育产业集群是振兴我国东北地区的关键议题。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等GIS分析方法,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微观数据对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以就业人数为测算指标的东北地区各产业集群就业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就业中心集中于大连哈尔滨连线上,并向西北方向移动。东北地区整体就业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增强,密集性指数增大。东北地区原有占据主导集聚优势地位的产业集群优势依然显著,但多数产业集群区位熵相对变小,集聚性有所减弱。     

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利用绕城高速内文化企业空间点数据,借助ArcGIS 9.3软件创建不同尺度方格网并计算格网内文化企业点数和密度,运用基尼系数、Global Moran's I指数和Kriging插值来探讨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尺度的增大对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具有“稀释”作用,稀释能力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弱,这种稀释作用具有一定的尺度“阈值”;② 格网尺度超过1.5 km×1.5 km时,集中程度随尺度变化较小;③ 根据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情况,将文化产业空间分为三个尺度层次,微观尺度（0.1 km×0.1 km~0.6 km×0.6 km）下自相关系数随尺度增大而快速增大,中观尺度（0.6 km×0.6 km~2.8 km×2.8 km）下高水平波动,宏观尺度（2.8 km×2.8 km以上）下趋于稳定;④ 从微观到宏观尺度,文化产业沿着散点—极核—轴带—团块格局演变,文化产业的尺度效应是由空间单元划分引起相邻文化密集区的空间重构造成的;⑤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进行文化产业规划和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针对文化产业不同尺度的空间特征做出不同层次的安排,以利于文化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     

中国工业结对集聚和空间关联性分析

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就需要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中国工业的空间格局。集聚是工业在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把测度两两配对产业集聚的结对集聚指数和测度两两配对产业关联度的投入产出表相结合,首次构建集聚关联指数和关联集聚指数,以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下空间关联性的差异和出现差异的原因。通过整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二位数行业数据发现,一个区域出现结对集聚的配对产业数多不意味着该区域的集聚关联度大。2003—2013年中国工业的集聚关联度先增加后下降;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发现,集聚关联度与研究空间大小正相关,与基本单元大小负相关;比较相近空间尺度发现,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内产业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集聚关联度较大。这种空间关联性的差异主要源于现有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内的产业构成和外部冲击,受区域与产业政策影响,不同的区域和产业将会演化出不同的产业空间格局。现阶段应继续以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为引领,补足城市间产业同构、空间关联性差的短板,增强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在空间的优化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产业布局模式识别:指标体系与实证检验

关于区域产业布局模式的已有研究多是针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产业的经验归纳,缺乏连续性和可比性。在综合性、典型性、独立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中心性、分布集中性、空间集聚性和耦合关联性4个维度构建了表征产业布局模式的综合指标体系。以南充市2位数产业的模式分类为例,综合使用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图谱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结合定性分析,从4个维度分别归纳了其产业布局模式,进一步总结了单中心极度集中型、“中心-外围”均衡簇群型、点状散布型和人口依赖的遍在均衡型等4种产业布局的综合模式。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灵活性得到了实证检验。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基于企业大数据的京津冀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对产业集聚的机制解释往往由于没有很好的区分产业空间分布形态和产业集聚阶段而出现偏差。本文基于3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微观数据,利用DO指数方法计算了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形态,利用Hurdle模型定量解释了集聚形成和集聚提升两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京津冀地区分别有124个、127个、129个三位数行业集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强度较高,但整体集聚强度出现下降,从0.332下降至0.261。② 制造业集聚存在两阶段且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在集聚形成阶段,企业主要考虑基础条件,农业资源和交通运输有负向作用,劳动力池和外商投资有正向作用;在集聚提升阶段,企业更侧重于集聚经济和政策等因素,产业内部关联和产业外部关联有正向作用且前者作用更强,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和电力燃气水资源起负向作用。③ 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具有尺度效应,均随距离扩大呈现减弱趋势,但不同因素对距离的反应存在差异。     

BOOK REVIEWS – LITTERATURANMELDELSER

Innovation systems and clusters are perhaps the most widely used concepts found in recent economic geography literature focusing on innovative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locational agglomeration. Both concepts have been universally embraced since the early 1990s onwards. However, recent literature has expressed criticism of their use as tools for policymaking. The authors studied innovation and cluster rhetoric in a geographical context by using empirical evidence obtained from the policy documents of the Finnish regional councils. They used a theoretical conception of spatial scaling as a geographical framework. Spatial scales proved to be a black box for regional strategies in Finland. Regional strategic programmes use a similar language that ignores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their locations. Cluster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par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linkages within the economy and not as individual islands of organizational proximities in isolated contexts. The authors argued that an im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s and cluster approaches, both conceptually and practically, has led to some ambiguity, resulting in the use of the terms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systems as buzzwords. This misuse hampers the ability of administrations to execut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     

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布局特征及其区位关联模式

产业布局的区位关联是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企业数据库,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与协同区位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关联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广深莞三地是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的重要集聚区,半导体设计环节是珠三角地区进入半导体产业链的普遍选择。② 广州尽管在设计、材料和分立器件制造方面形成了专业化集群,但其仅有分立器件制造环节与设计和封测环节形成了区位协同关系;而深圳则以设计设备两大专业化集群为支撑形成了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区位协同,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全产业链。③ 广州在分立器件制造环节的专业化优势属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深圳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优势则建立在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在本地的高度集聚,通过半导体设计环节与其他环节建立了共同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研究旨在为珠三角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链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以提升区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研究——江苏和安徽对比研究

产业地理集聚既取决于产业特征,也依赖于区域特性。采用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资料企业数据对比江苏和安徽两个差异显著的省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总体而言,制造业在安徽省较江苏省更为集聚,两省最为集聚的产业是一些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最为分散的产业是需要接近资源或地方化市场或地方保护较强。一些资源加工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在江苏省和安徽省集聚态势差异明显。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可能源于产业在不同省区的技术水平、规模强度以及功能的差异,但区域性因素仍然是主导。两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的差异是安徽省大多数产业较江苏省更为集聚的一般解释,资源区位及其可得性、地理位置、产业传统以及制度性差异等进一步造成了一些产业在两省地理集聚程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