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本文以宁夏5个地级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比较5个地级市在2001-2013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中贡献份额最大的指标分别为经济城市化和生态压力;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模式有着不同的演化特征,银川总体处于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阶段,石嘴山处于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向基本协调转变阶段,吴忠、固原和中卫总体处于基本不协调向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转变阶段;（3）相比于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宁夏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较为落后。宁夏需把握机遇,深入推进沿黄城镇带建设和宁南区域中心城市与大县城建设,促进全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过程与格局

实现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沙漠旅游主导型省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构建沙漠旅游主导型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以及ArcGIS空间可视化表达方法对2009—2018年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过程与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各市发展程度差异显著;耦合协调度指数由2009年的0.3121上升至2018年的0.5655,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断改善,趋向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程度由低水平失调的旅游经济滞后型发展为高水平协调的生态环境滞后型;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变化明显,且差异显著;剪刀差整体演化速率较为稳定,波动趋势极为平缓,表明两系统演化速率差异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而耦合度夹角在45°—90°波动变化,表明两系统正处于协调发展阶段。     

中国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能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该文构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并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尚未达到良性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但呈现上升趋势,增幅呈现“西高东低”特征;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均衡,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水平耦合协调区域逐渐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扩张;依据协调等级和特征将各省域划分为创新主动型、技术进步型、环境约束型、传统被动型和创新滞后型,并提出环境规制应结合地区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等建议。     

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十一五”规划基期2006年至“十二五”规划后期2014年以来的哈长城市群统计数据,从空间发展维度、福利发展维度、消耗发展维度和管理发展维度考量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的精明发展程度,从而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哈长城市群总体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空间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十一五”规划期间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之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均实现西部集聚式空间分布,东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耦合协调性亟待实现均衡式发展;“十二五”规划时期二者综合发展水平仍以哈长城市群西部为优势区域,耦合协调程度再次呈现分散式布局。② 2006~2014年研究期内哈长城市群除长春市、吉林市和绥化市外,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微弱回落后继续增长的态势,耦合水平则出现明显下滑,仅有四平市、辽源市、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二者协调关系正向积极推进。③ 哈长城市群整体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区域分布差异相对明显,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总体实现空间良性共振。     

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关联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地质生态环境是承载城市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城市发展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从时间和空间层面上对二者演进趋势、时序规律和空间分异差异进行归纳和认识有助于促进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首先构建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SPSS21.0软件分别获得了1990—2015年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评价指标的主成分权重系数,及2015年重庆市38个区县若干地质生态环境指标水平与人口密度、人均GDP、城市空间发展强度、工业综合能耗等城市化指标水平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借助关联耦合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层面获得了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大小。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绿化生态水平分别对城市化系统和地质生态环境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 1990—2015年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从低关联—低水平耦合—严重不协调—城市化发展滞后,过渡到高关联—高水平耦合—高级协调—地质生态环境滞后阶段; 2015年重庆市38个区县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存在显著的分区差异,渝西较发达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普遍高于渝东北和渝东南远郊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耦合度、协调度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正确辨识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规律和特征,通过城市规划的主动干预作用,采取适当的城市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战略对促进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县域综合实力评价与区域分异特征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SPSS软件包与GIS技术,对中国各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异特征。认为,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和人口素质,而不单单是经济因素;以综合指数方法测度的区域差距明显低于经济差距;北方沿边地区较高的经济水平与低下的社会经济结构水平呈现明显的错位;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自沿海向内陆表现出高-低-次高-低的4元结构;从全国尺度看,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呈轴线开发模式,而在区域尺度上则表现为由核心区向周边地区逐步下降的"凸"字型空间格局;全国县域综合发展可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社会经济结构滞后型、初级协调发展型、整体发展滞后型。     

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协调发展理论和耦合度模型,对长山群岛2006-2015年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提升阶段,发展速度较为缓慢;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较差,协调度较低;长山群岛旅游产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阶段性发展.2010年之前,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小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11年之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明显大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长三角港口物流发展协调性研究

基于港口物流协调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性判别模型,对长三角13个港口物流发展协调性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表明：长三角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以上海港为核心,宁波-舟山港、苏州港和南京港为副中心,其余港口为重要补充的多层次港口物流规模等级结构;港口物流协调发展层次总体偏低,以低水平协调型为主,且港口物流发展协调度与综合发展度间存在紧密联系,呈现明显的“U”型曲线特征;港口物流协调发展偏离方向集中化特征不明显,制约不同港口物流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区别,同时就物流运营发展滞后型、城市支撑发展滞后型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型港口分别提出改进方向。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生态效益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及综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及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并先后经历由经济增长主导和科技创新主导发展的阶段,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最大拉动力。经济带各省份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下游地区省份发展水平始终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省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发展原则,保持科技、经济与生态三大系统及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县域为例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分析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高质量发展耦合空间格局以良好耦合为主,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以中级协调为主。②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结构呈现出向环杭州湾高度集聚态势,空间耦合冷热点区变化显著,空间演化路径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空间协调冷热点区分布格局比较稳定。③ 高质量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其作用强度自经济实力、集聚能力、政府财政支持和基础设施依次递减。     

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概念内涵，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7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东北三省城乡关联的内部要素作用、城乡耦合时空特征以及城乡关联耦合地域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历年城、乡各要素间关联度均在0.5以上，属于较高关联；城、乡子系统中对城乡关联耦合的强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经济、空间领域以及乡村系统的经济领域，弱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工业、社会领域与乡村系统的人口、社会领域；2003—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平均值由0.788下降至0.692，城乡相互作用趋于缓和、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差异日渐缩小、高值集中于各省经济落后区域、低值向四大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34个城市的城乡关联耦合演化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稳定型、高水平协调倒退型、较低水平协调倒退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发展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稳定型5种类型。     

东北三省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与机制

单一形态的现实人居环境研究,不能合理诠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日益变化的人居环境现象。目前,不同形态人居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以及科学决策等问题并不清晰。建构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实证分析2011—2017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耦合协调的时空规律,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市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具有相对明显的阶段特征;空间上形成双核与单中心并存的格局,并由分散的团状向“T”型团带状空间格局演变;② 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互动稳步向高级别发展演变,中级协调占据一定地位,高级协调开始出现;协调度的核心极化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四大城市主导着东北三省整体的协调互动级别;同时形成省内“极化与均衡并存”、省际“北低南高”、整体“中心—边缘—低洼地”等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的“中间凸起、两端略低的倒‘U’型”与南北方向上的“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特征;③ 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是主导性驱动,“人”是本底性驱动,娱乐系统是新兴性驱动,社交系统是重要的媒介性驱动。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 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 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 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东北三省36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东北三省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趋于减弱。② 不同地区城乡协调水平变化各异。研究期内,大连市和锦州市一直处于高水平城乡协调状态,朝阳市长期处于低水平城乡协调状态。鹤岗市和七台河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上升最明显,哈尔滨市和辽源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下降最显著。③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级城乡协调区增多且向北移动,初级城乡协调区减少且向中部集中,“南北高,中间低”的城乡协调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协调的冷热点均不断收缩,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减弱。④ 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业化并未显著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且与城乡协调发展负相关,农业现代化经营对城乡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交通因素在近些年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对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     

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城市化空间分异的时空演变分析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四维一体为研究视角,综合构建了东北地区城市化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序分析、面板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分4个时期对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城市化空间分异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投资与消费是影响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城市化兼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性质;② 东北地区城市化尚处于低水平阶段,属于粗放式、低效益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③ 东北地区城市化整体分异与子系统分异特征明显,2000~2008年阶段综合城市化水平由北向南递增,2008~2012年阶段则向南递减,与人口城市化具有一致性的变化特征。而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则逐年向南递增;④ 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东中西分异与沿海内陆分异特征显著,均具有时序性特点。基于研究成果,提出自然条件的基础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部驱动、交通条件的空间导向以及政策和体制的调控约束是东北地区城市化空间分异的整体机制,而东北地区南北城市化分异程度不断缩小主要由于区域发展阶段演进周期理论。     

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