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试点之一,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生态资本。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借助SPSS 22.0和AMOS 21.0对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相关性与结构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1)游客涉入中,"核心生活方式"和"风险性"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的影响作用较低,验证结果不显著;(2)游客涉入中,"吸引力"和"自我表达"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对支付意愿的影响较小,验证结果不显著。     

老年人的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基于广州城市公园的实证研究

在广州市7个城市公园收集423份有效问卷,基于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现、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等核心概念,构建老年人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之间关系的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探讨老年人休闲涉入对公园地方依恋的影响关系路径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休闲涉入的吸引力维度对地方依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表现维度正向显著影响地方认同,中心性维度正向显著影响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验证了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之间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并将该结论拓展到老年人群体和公园休闲情境中。此外,探讨城市公园中老年人休闲涉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以期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提高老年人的地方依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建议。     

游客涉入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盎格鲁入境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的比较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维度层次探讨游客涉入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并对盎格鲁入境旅游者(n = 349) 和国内旅游者(n = 292) 两个群体的影响模式进行比较。游客涉入测量使用Gursoy & Gavcar 修订的国际休闲旅游者游客涉入量表,包括娱乐/兴趣、风险可能性和风险后果3 个维度;目的地形象测量使用Baloglu 的目的地形象量表,包括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2 个成份。以桂林、阳朔作为案例地,使用多组结构模型分析方法比较两个群体的结构模型。研究发现：游客涉入对目的地形象感知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娱乐/兴趣显著正向影响认知和情感形象;风险后果显著负向影响认知和情感形象;风险可能性对情感形象无显著影响,国内旅游者风险可能性显著正向影响认知形象,但盎格鲁入境旅游者没有发现这种影响;2 个子样本只有娱乐/兴趣→认知形象和风险可能性→认知形象两个路径系数存在差异,其他路径系数均等值。     

独立书店消费者的休闲涉入和地方依恋研究

以广州1200bookshop为例,采用涉入量表和地方依恋量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文本分析探讨独立书店文化消费者的休闲涉入和地方依恋的关系。研究表明：（1）休闲涉入只有中心性对地方依恋的每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对地方依赖的影响大于地方认同;（2）吸引力对地方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我表现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文化消费者对1200bookshop的地方依恋特征主要是功能性依赖和精神性认同。研究将“休闲涉入-地方依恋”模型迁移到城市日常休闲活动空间,验证并修正了该模型,拓展了该模型的适用范围,同时也为独立书店的经营和发展模式提供实践支持。     

居民城市公园游憩涉入与地方依恋——以江苏省常州市红梅公园为例

以常州红梅公园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游憩涉入的3个维度(吸引力、自我表现及中心性)与地方依恋的2个维度(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运用Mplus软件进行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模型的路径分析,运用Bootstrap法对地方依赖在游憩涉入与地方认同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测。研究表明,居民在城市公园游憩活动中,游憩涉入各维度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只有自我表现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游憩涉入各维度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中起着中介效应。     

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

从游客视角出发,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网络游记进行质性分析,探讨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促使游客产生地方依恋的过程受到集体记忆感知、旅游体验、情感依恋、功能依恋、依恋行为和文化特性6个主范畴的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感知是产生地方依恋的心理归因,也是游客体验文化旅游地的前提和基础;旅游体验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的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共同作用于游客的依恋行为;文化特性调节了集体记忆感知对旅游体验的影响程度。     

九寨沟自然观光地旅游者地方感特征分析

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 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 ① 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② 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 是旅游者对九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 ③ 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 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 ④ 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九寨沟蕴涵 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 “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同; ⑤ 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 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     

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研究: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

居民态度是影响旅游地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借助态度ABC模型的标准学习层级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的形成机理，并对地方依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主要受正面影响感知和积极情感的影响，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的经济与社会作用感知能激发其对旅游发展的满意感，并抑制对内地自由行游客的厌恶感，社会成本感知将导致居民对自由行游客的厌恶感，居民满意感对其支持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在澳门居民态度形成过程中发挥部分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的管理举措。     

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地方感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以九寨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得旅游企业主移民地方感数据,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地方感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主移民地方感维度分为文化认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其对九寨沟的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高于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2)旅游企业主移民地方感在学历、来源地、定居时间和定居形式等人口学特征上有显著差异;(3)旅游企业主移民地方感成因有情感联结、生活关联、社交关系、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经营障碍、设施功能、环境吸引,这8个因素以其不同强度、作用路径和方式对地方感产生影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遗产旅游地网站营销路径——以中国世界遗产地官方网站为例

遗产地网站的旅游研究关注网站的设计和游客的行为,网站与游客之间的交流路径研究相对空白。针对此,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双中介沟通路径模型,探讨遗产旅游地网站与游客之间沟通交流程序。研究发现:①网站设计、网站信息、网站感知、遗产地感知、网站态度、后遗产地态度和旅游意向是模型的结构因子。②遗产地网站与游客之间存在双路径沟通,涉入因子影响游客路径选择。③对于不同涉入人群,网站设计和信息质量对网站感知和遗产地感知的影响不同。④遗产地营销商需要根据游客的涉入度制定相应的网络营销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及其互动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存在跨社会制度、跨法律体系、跨行政等级的复杂性,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的摩擦。发掘粤港澳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焦点与关键时间节点,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粤港澳三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 内地与香港关系呈现出“M”型波动,两者之间的冲突被新闻媒体有所强化。②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政策与民意表现为较高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言语合作是互动关系的主导因素。③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上变得更加紧密,合作与冲突的频率都在上涨,内地—香港关系在粤港澳互动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④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实际合作项目相对短缺,缺少多元化的抓手。粤港的经济和科技的竞合关系和香港局势的发展是粤港澳互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关注区域政策在空间上的投影,更要关注其在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上的投影,促进一体化建设从实体空间建设向虚拟、话语空间的综合引导转变,强化“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动。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

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实现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需要以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其关键科学问题是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尺度的区域联动理论,探索粤港澳区域联动的机制、关键因素、模式与路径;提出了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关注的4个重点议题：①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②粤港澳地位与作用研究;③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影响机制与模式研究;④粤港澳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新闻报道的统计分析和对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政策文本的对比分析,梳理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历程,研究其特点、问题与限制因素,寻求进一步协同治理的可能。研究发现,大湾区环境合作逐步深化,但以小范围的合作为主,区域性合作较少;以会议会谈和相关文件签署为主,实质性行动合作较少;且多关注水体和大气的保护和治理。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各成体系,治理模式和负责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法途径和力度、监管内容和标准、信息获取范围均有不同,是限制协同治理与环境合作的主要因素。为此,未来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可以从多尺度推动环境治理的协同联动、多种形式提高合作的可操作性、多领域拓展环境协作内容等方面予以推进。     

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形成刍议

区域文化综合体作为文化存在的一种空间形式,由文化景观结构、文化区域结构和文化中心等有机结合而成。本文根据文化梯度概念,运用文化空间演化的原理和方法,在分析粤港澳文化形成的地缘、史缘、族缘关系及其文化作用的基础上,阐述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香港区域文化、澳门区域文化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各自特质和风格,通过三地长期文化互动,包括城市建筑、风俗、语言、文学艺术、思想、宗教、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不断交流、碰撞和创新,形成以中西文化交融和三地空间有机结合,穗港澳三个文化中心并立为特征的区域文化综合体。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政策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分析与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

贸易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亟需明确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推动三地贸易协同发展,以期促进区域一体化、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粤港澳三地的贸易关系分析,发现：① 粤港澳贸易规模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湾区整体的金融环境仍需提升。② 随着广东与全球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广东在贸易上逐步赶超香港,并与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模式在空间、商品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竞争;港澳在转口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在竞争。③ 广东在集聚水平上具有贸易竞争优势,香港在投资开放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澳门在各项指标上均不存在明显优势。④ 粤港澳三地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广东与港澳的贸易合作仍保留了部分“前店后厂”的特征,但加工贸易的比重正不断下降。⑤ 促进大湾区内部贸易合作,需发挥三地贸易优势,促进商品贸易错位发展,扩展各自贸易空间,加强服务贸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