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度、关联度与城市技术演化路径——基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对比分析

演化经济地理强调与本地的技术关联对技术演化的影响,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向复杂技术的升级需要充分考虑本地技术结构及演化特点。论文以北京、上海和深圳3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城市为例,将复杂性和关联性纳入研究框架,比较分析技术关联和复杂性对城市技术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技术结构、技术关联度、复杂性和演化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上海的技术关联度较高,而复杂度偏低;深圳的技术关联度最低,技术复杂度最高;北京居中。从演化趋势看,北京经历了明显的向复杂技术演化的过程;深圳的整体技术复杂度上升幅度最大,但在2006年以后出现向低复杂度技术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上海的技术复杂度上升幅度最小。计量分析表明,与本地技术关联越强的技术越有利于成为3个城市下一阶段的优势技术,但复杂度高的技术更容易成为北京下一阶段的优势技术,对上海和深圳的技术演化没有显著影响。未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要充分考虑本地技术基础和演化特征,并制定针对性的技术发展策略。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的研究

论文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划分出4类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集成不同类型新产业识别方法,在分析中国出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的差异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国出口产业经历了空间分散化过程。2000—2016年中国出口产业首先由粤闽地区向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山东省等地转移,再向长三角外围城市、中西部省会城市和江西省等地转移。②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路径依赖型为主,但发达地区有更强路径突破性。2000—2016年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70%左右,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占30%左右。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产业演化更具路径突破性,中西部普通地级市更具路径依赖性。③ 不论是路径依赖型产业分化还是路径突破型产业创生,新产业不必然具有更高技术复杂度。在路径依赖型新产业中,约一半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其在位母产业。在路径突破型新产业中,约2/3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④ 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出更多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并且新产业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中西部普通地级市多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发展技术复杂度更低的新产业。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路径突破且技术复杂度提高型新产业逐步增多,中西部普通地级市路径依赖且技术复杂度降低型新产业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因此,中国政府亟需制定政策推动中西部普通地级市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的研究

论文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划分出4类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集成不同类型新产业识别方法,在分析中国出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的差异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产业经历了空间分散化过程。2000—2016年中国出口产业首先由粤闽地区向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山东省等地转移,再向长三角外围城市、中西部省会城市和江西省等地转移。(2)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路径依赖型为主,但发达地区有更强路径突破性。2000—2016年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70%左右,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占30%左右。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产业演化更具路径突破性,中西部普通地级市更具路径依赖性。(3)不论是路径依赖型产业分化还是路径突破型产业创生,新产业不必然具有更高技术复杂度。在路径依赖型新产业中,约一半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其在位母产业。在路径突破型新产业中,约2/3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4)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出更多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并且新产业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中西部普通地级市多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发展技术复杂度更低的新产业。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路径突破且技术复杂度提高型新产业逐步增多,中西部普通地级市路径依赖且技术复杂度降低型新产业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因此,中国政府亟需制定政策推动中西部普通地级市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演化及影响因素

东海海岸带作为中国陆海经济发展前沿区域,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城市风险显著增加,研究城市韧性可为缓解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冲击提供依据,对海岸带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兼顾韧性能力与资源环境代价,构建“本底—运行—效率”评价体系,分析东海海岸带县域尺度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模型探讨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本底水平不断增长,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呈现上海市较高、浙江省北高南低、福建省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趋势,一般城市间多同质抱团,主要为低—低集聚。(2)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稳步提升,表现为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的位序格局,高值区集中于各市区,呈现极化和扩散两阶段空间演化模式,城市间多低—低集聚。(3)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效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再快速上升,高值区多分布于市区和海岛城市;“低本底—低运行—中等效率”类型城市最多,“低本底—低运行—低效率”和“中等本底—中等运行—较低效率”类型城市较多。(4)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运行的首要因素,但作用趋于减弱;城市开放度和基...     

技术关联性、复杂性与区域多样化——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忽视现实基础,盲目追求新兴产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前中国的一些城市。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描绘1987—2016年中国地级市技术关联性和复杂性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两者对区域技术进入和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新技术的本地关联度越高,就越有可能进入该地区;现有技术的本地关联度越低,就越容易退出该地区;② 中国城市的技术发展总体上呈现路径依赖特点。其中,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性和复杂性变化较大,中西部地区变化较小;③ 技术关联性对新技术的进入和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引入复杂性较高的技术时,只有存在较高关联性才会促进区域的技术进步。最后提出的区域多样化发展框架,可为决策者权衡选择技术发展道路提供参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城市郊区成为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之一,有必要在此新形势下系统梳理中国城市郊区化脉络和研究展望。论文通过CiteSpace 5.8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中北大核心与CSSCI来源期刊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郊区化主题文献为对象,对郊区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和突现词探测进行分析,在探究郊区化研究总体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1983年至今郊区化研究热点与前沿及其演变。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在1996年之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1997—2015年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入关注活跃阶段,但是2016年以来相关研究逐步淡化。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郊区化与城市化、郊区化的人口分布与流动、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以及案例区的具体研究等,基本符合“借鉴学习—摸清现象—探究本质—实际应用”的研究脉络。面向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城市郊区化的内涵,同时关注不同群体、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重视郊区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探究,并突出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软层面保障措施的综合研究。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基于“三生”系统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从“三生”系统切入,结合熵值法和HP滤波分析,按照“演化轨迹描述-周期阶段划分-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剖析”的逻辑主线,探索1989年以来以张家界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得到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由自然生态、旅游生产和城市生活子系统构成,其人居环境由“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构成,两者在功能、目标、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② 结合熵值法,测度了1989—2018年张家界人居环境及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生活系统全面升级,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③ 依据HP滤波分析,将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划分为“介入-分化-调控-共生”阶段,并梳理了三大系统的演化路径。④ 从内外驱动角度,提炼了包含市场需求、旅游资源、宏观环境、政策推动及自组织反应行为在内的五大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合VAR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量化各因素与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针对张家界人居环境现有情况,从“三生”视角提出几点普适性建议。     

演化视域下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演化经济学原理,依托1992—2018年哈萨克斯坦工业相关数据,从战略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3个层面建立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演化框架。结果表明: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是在战略理念引领下制度推进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工业创新的实际效果看,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程度尚低,各因素与工业创新能力的关联度不高,并不符合知识函数指数级增加的假设。劳动因素、制度因素成为推进哈萨克斯坦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而研发支出不足成为制约其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应把握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前景,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进一步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城市知识复杂性的空间特征及影响研究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知识”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且并非所有知识都具有相同价值。然而,经济地理学一直致力于计量知识的投入和产出,而忽视评估知识质量。为此,首先借鉴Hidalgo等的“双峰网络模型”构建了知识复杂性的测度模型,并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局1986-2015年间的14349355条专利记录,依照122项专利分类识别中国城市的技术结构。将中国城市知识复杂性的分布、集聚特征和演化过程地图化,以探索知识的空间分布及其复杂性的关联。结果表明：① 具有最复杂技术结构的城市未必是那些专利申请率最高的城市,说明强调知识的数量与质量并重,有助于科学衡量中国知识的生产格局;② 知识复杂性在中国呈不均匀分布,其空间集聚显著,演化过程显示热点区域“南下”态势明显;③ 专利转移数据进一步证明,知识复杂性越高的城市,其知识的空间粘性越大,越不易流动,因此将区域知识结构从低复杂度转化为高复杂度将有助于地区重塑自身优势。     

中国中部地区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技术关联对地区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认知邻近的视角出发,借助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运用技术关联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四位数行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关联对创新能力较弱的中部地区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对于资源型产业集中、经济发展前景不佳的山西省而言,技术关联的作用并不显著;技术关联对其他五省制造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呈现中间强南北弱的空间格局;从产业门类看,技术关联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促进作用最强,劳动密集型产业次之,资源密集型产业靠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弱。     

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与产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

产业分工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但已有产业技术关联的文献主要关注区域内部,缺乏对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的探究。由于中国省际产业联系数据难以获取,论文运用引力模型和交叉熵法,基于2002、2007、2012年30省的投入产出表拟合出省际产业贸易流量矩阵,并进一步计算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指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尤其是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基于2002、2007、2012年中国30个省16个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了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有利于区域产业创新,但在本地产业技术联系较强的地区,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正效应会被削弱,本地产业技术关联和省际产业技术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知识产权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因此,政策上应倡导扫清制度障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跨区域产业对本地的技术溢出,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创新。     

城市间技术邻近的类型及其知识溢出的差异——基于知识复杂度的视角

随着全球城市创新网络的日益密切,区域创新研究开始由城市本地创新转向网络视角下城市间的知识溢出。本文使用专利数据测度了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技术邻近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入知识复杂度分析框架讨论城市间技术邻近的不同类型,并利用2007—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不同类型技术邻近的知识溢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城市间的技术邻近与城市知识多样性和遍在性有关,多样化和专业且遍在化的知识结构更容易在城市间产生技术邻近;② 城市间技术邻近与知识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受到知识结构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类型,具有多样化知识结构特征的城市间技术邻近平均程度最高且内部差异最小;③ 基于不同类型技术邻近的知识溢出有较大差异,与知识遍在性相比,知识多样性所带来的技术邻近更有利于城市间的知识溢出,在知识多样性的基础上,知识遍在性会强化这种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特征及其演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技术创新活动深刻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和合作。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知识)异质性视角,使用包括申请人地址和专利分类号的200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通过运用分布拟合、技术空间可视化和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特征及其路径演化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类别呈现幂律分布,集中在电通信及计算等少数技术类别,存在马太效应,技术的路径依赖较强。技术创新的跨产业“产品—零部件/软件—新产品(新产业)”和产业链上游“产品—零部件—基础材料”的关联拓展带动了区域的产业升级。②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技术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深圳在专注核心技术的同时,进行相关多样化;广州从其强势的医学转向电通信及计算技术,进行非相关多样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趋于同质,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对比现有文献,论文提出技术创新路径受到所在区域技术创新特征的强烈影响,当前全球—地方(城市)视角研究需要加入区域尺度。     

从技术中心主义到人本主义：智慧城市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5G网络、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的兴起,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潜力的参与式治理,引导高效的技术研发与运用,实现城市“以地方现实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智慧化转型,已成为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的重要与前沿议题。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智慧城市研究,为地理学者介入这一领域提供了理论工具。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将智慧城市视作由数字技术构成的物理空间集合,人本主义强调特定情境下的技术、社会(人文治理)与空间的互动。该视角呼吁对多方行动者参与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决策的合作互动开展微观研究,以揭示智慧城市的共建过程与地方性驱动机制。论文梳理了国内外人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该视角下的研究仍然沿袭“技术中心”或采用与之对立的“知识中心”立场,而缺少技术—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城市智慧化转型。论文提出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即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共生性、围绕技术研发的社会关系互动复杂性、技术研发与关系互动的语境化分析。探讨以上议题有助于理解智慧城市如何作为一个复杂地域系统,在人与技术的持续互动中发生转型,也可为未来中国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本地知识基础对新兴产业知识流动的影响——以中国燃料电池产业为例

经济地理学者对于新兴产业的产生区位长期存在争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探究其区位规律既是重要的学科问题,又对国家培育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梳理“区域产业分叉”和“区位机会窗口”的观点,辨析出知识流动是影响新兴产业区位的关键点;以燃料电池产业为例,结合“相关多样化”假说的观点,采用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对知识基础的具体影响进行测度,结论如下：① 北京、上海、大连是燃料电池技术创新的三大知识流动中心,各地区“增长极”城市间的强联系是当前知识流动的空间格局的基础,而地理邻近的作用并不显著;② 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对知识吸收能力具有稳定且显著的积极作用,且除用工成本外的多数控制变量显著为正;而非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在早期呈现显著负相关。正是由于早期不同知识基础与控制变量的不同作用,导致了既集中于发达城市、又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基础对创新的锚定效应明显,区域产业分叉出现的概率加大,区位机会窗口较难打开。③ 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会随着新兴产业技术的持续发展而产生变化,由早期的消极影响逐渐转变为积极影响,应从演化视角重新审视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

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综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本地要素与全球力量、历史条件与现实努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基于多尺度、多要素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叉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同时,以武汉市作为案例区,通过梳理武汉市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历程,总结影响其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素和作用形式。研究发现：生物产业与本地光电子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高校和研究所、以及企业本身仅仅是决定生物产业在武汉市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和留学归国人员等主体也是促成生物产业“生根发芽”的重要主体,它们在武汉生物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分叉研究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以“质的提升”为主的发展本质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