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区人类干扰与湿地空间变化关系研究

随着人类活动对湿地影响的加剧,人类对湿地的干扰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以三江源区为主要研究区,通过构建人类干扰强度空间化指数,利用连续网格法,对人类干扰强度与不同时期的湿地率分布、湿地类型分布、湿地率和湿地类型年际变化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人类干扰强度等级内的湿地率与等级呈负相关关系,随着人类干扰强度等级的增大,湿地率明显减小。而在不同干扰等级下,对1990年、2000年和2008年湿地率变化的分析表明,人类干扰强度越大,湿地的年际变化越小。基于栅格单元对湿地的分布、变化的进一步分析同样表明,人类干扰强度越大,湿地率越小,湿地的年际变化也越小。不同类型的湿地在不同人类干扰等级间的分布差异也较大,湖泊、沼泽等在人类干扰弱的区域内所占比例较大;而河流湿地和水库、池塘等主要分布在人类干扰强度大的地区,且这些湿地类型的年际变化较小。     

山东渤海滨海湿地演变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相关性研究

滨海湿地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显著的地区之一,研究以山东渤海滨海地区为对象,针对1990、2000、2010、2019年遥感影像数据,运用人类活动强度模型和皮尔逊相关系数等方法,探究人类活动影响下滨海湿地演变规律,揭示人类活动与土地利用类型的一般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1990—2019年研究区湿地面积总体增加,人工湿地显著增加,自然湿地显著减少,大面积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转化,其中黄河三角洲是研究区内自然湿地保留最完好的地区;（2）1990—2019年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加,平均值由1990年的8.48上升至2019年的17.07,增幅为101.30%;在不同人类活动强度区,湿地对其起到的主导作用与强弱程度成反比;（3）研究期内,伴随盐田及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增加和自然湿地向其他地类的转化,人类活动中-高强度区湿地面积总量较少但不断增加,低强度区湿地面积不断减少但总量较多;（4）从各城市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不同城市人类活动影响因素与湿地面积的相关性存在一定差异,总体上人类活动影响因素与人工湿地呈显著相关,与自然湿地呈显著负相关或不相关。研究可为山东渤海滨海地区湿地保护及应对人为过度开发湿地的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借鉴。     

艾比湖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查分析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试图真实反映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当地居民保护意识的强度,结果表明:①73.97%的当地居民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艾比湖湿地生态环境的影响;②当地居民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较高,96.83%的当地居民愿意出钱保护艾比湖湿地生态环境。说明当地居民对保护艾比湖湿地生态环境有强烈愿望,也说明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当地的经济紧密相连;③71.45%的当地居民相信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将有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协调的生态环境生存发展。     

澳大利亚积极推行湿地的合理利用

<正>湿地公约将"合理利用"定义为: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科学合理地利用湿地,并通过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维持湿地的生态特征"。湿地的合理利用包含3个关键要素:1可持续发展:目的是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保护环境,这种需求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求也包括子孙后代的需求;2生态系统方法:全面考虑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促进土地、水和生物资源(包括人类)的综合管理;3生态特征:在给定的时间点,湿地所呈现的生态系统组成、过程和所提供的效益和服务     

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的朝阳港潟湖湿地人类干扰强度定量评估

以朝阳港潟湖湿地为研究区,将朝阳港潟湖湿地景观类型划分为两大类七个亚类,其中自然景观主要包括河口湿地、潟湖浅滩、沼泽和盐碱荒地;人工景观主要包括养殖池、盐田和农用地。1954～2007年的50余年间,朝阳港潟湖湿地景观总体变化趋势是从大斑块、类型较单一的自然景观为主体的景观格局向小斑块、多种景观类型共同控制的景观格局转变,不同时期景观类型及其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类活动。为了度量人类活动干扰对潟湖湿地的影响,以景观生态学为基础,构建了人类干扰强度模型方法,对1954年以来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进行了量化分析,提出了湿地的人类干扰强度分级标准。研究结果表明,1954～1971年期间,朝阳港潟湖湿地的人类干扰强度为轻微干扰;此后,人类对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为强干扰。对比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该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发现在1972～1983年间人类活动对该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突然增大,该潟湖湿地的开发高峰期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检验结果证明,人类干扰强度模型的计算结果是可信的。     

湿地功能快速评价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针对目前湿地功能快速评价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分析了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及湿地功能快速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分析表明:湿地功能快速评价方法是为了达到“湿地功能无净损失”目的,是在需要评价的湿地如此之多而从事湿地功能评价的专业人员又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对于湿地恢复与重建以及湿地受人类活动干扰程度的评价是非常有效的;在湿地功能快速评价过程中,把相对未受人类干扰的参照湿地的功能指数规定为1,这就使得快速评价方法不能对参照湿地的功能进行评价,而目前最需要评价其功能的湿地往往就是这些相对未受人类活动干扰的湿地;在相同水文地貌的湿地类型内评价湿地功能之间的差异,这使得快速评价方法不能评价湿地的水文地貌功能;由于快速评价的结果都是相对的功能指数,并不能说明湿地所提供的功能量是否满足人们的需求,因而在决策中不能单独使用;快速评价都是“一次调查就获得结果”,同时由于快速评价过程中指标选择的主观性、指标赋值的主观性、采样点空间设置的主观性以及采样时间的主观性,对于具有时空变化特征的湿地功能的评价结果的可重复性和科学性是很低的。为了使湿地功能评价的结果对管理和决策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湿地功能量计算的、定量的评价湿地功能的方法必须开发出来。针对不同的评价目的,湿地功能评价可采用双重参照标准:一是以自然为参照来评价湿地功能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以及湿地恢复与重建成功与否;二是以人类需要为标准来评价湿地提供的功能量是否满足了我们的期望,以便采取措施改进湿地功能来满足人类的需求。     

鸟类在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中的应用

湿地是鸟类的聚居地,一方面湿地为鸟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生境,另一方面鸟类的分布、数量、繁殖、生理等特征对湿地所承受的种种干扰有所响应。因而鸟类可以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的指标。从湿地植被、湿地水环境、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污染、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几方面论述了鸟类作为指示生物的作用。鸟类是湿地中主要的顶级消费者,其生存与低营养级生物乃至无机环境密切相关,而且所处营养级与人类更接近,所以鸟类作为指示生物不仅适于快速的生态系统水平的评价,也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风险有参考价值。在未来的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中,繁殖分布范围大的鸟类、顶级肉食性鸟类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

采用“点轴体系”及“中心地理论”来描述和表征区域人类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以此反映湿地区域人类活动直接风险来源,通过土壤侵蚀与非点源污染途径,区域非湿地部分(森林、水田、旱地等)通过物质联系(泥沙、氮磷、水等的输出与输入)方式也会对湿地健康造成影响,反映湿地区域人类活动间接风险来源。基于对人类活动影响湿地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的区分以及相应部分风险指标的选择,论文最终完成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工作。结果表明：DMSP/OLS(Defense Meteorological Program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夜间灯光及多等级道路数据可以用于区域点轴体系描述,从而表征出湿地区域人类活动直接风险来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和极高风险源强度等级与区域高等级中心地和高等级道路拟合程度较好;由于较高的生态资产及脆弱性水平,湿地有最高的生态风险水平;三江平原低、中、高和很高风险等级所占比例分别为64.00%、24.28%、10.38%、1.34%,大部分为低和中等风险水平,但有关风险防范任务仍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在相应的高等级风险分布区域;南部地区有较高的风险水平,因此需要着重加以保护。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看,一般认为水田、旱地为生产功能区,森林、湿地为生态功能区。过分关注水田、旱地的生产服务功能会造成下游湿地过量的物质输入从而加剧其风险水平;相反,注重森林保育能够减少泥沙、氮磷等大量输出风险,增加流域产流,从而可为下游湿地健康维持作出贡献。因此,水田、旱地与湿地间是一种生态服务权衡关系,森林与湿地间是一种生态服务协同关系,因此,风险管理方面,应强调区域”点轴体系“与湿地间的空间邻接关系,注重湿地重点生态风险来源（地点与方位）的防范以及湿地与非湿地类型间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权衡及协同管理问题。可为从区域整体水平上削减湿地健康风险水平提供指导和帮助。     

关于举办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新西兰米兰达缔结姊妹保护区仪式暨湿地保护研讨会的通知（第一轮通知）

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景观,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也是受到人类活动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之一。为了促进湿地保护与管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保护区与科研单位在湿地管理、科研、合理利用及公众教育等方面沟通与协作,经国家环保总局同意,丹东市环保局和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将于2 0 0 4年4月举办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缔结姊妹保护区仪式暨湿地保护国际研讨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1.会议内容(1)丹东鸭绿江口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缔结姊妹保护区仪式;(2 )湿地保护、管理、科研的研讨及经验…     

湿地生态恢复的主要模式——湿地公园建设

<正>湿地公园是湿地生态恢复的一种有效途径和主要模式,是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在于培育自然资产,拓展环境容量;在发挥湿地多种生态服务功能的同时,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湿地生态系统CO_2源/汇研究综述

湿地生态系统独特的生态特性使其在温室气体的固定和释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湿地生态系统CO2源/汇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该文系统总结了近年来湿地生态系统CO2源/汇特征,探讨了自然环境因子以及人类活动对湿地CO2源/汇功能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绝大多数湿地生态系统是大气CO2的汇,湿地CO2源/汇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变异性。气温是气象因素中影响湿地净生态系统CO2通量(NEE)变化的一个重要甚至首要因子;土壤状况因子包括温度、pH值等均对NEE有明显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湿地水文对CO2源/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干、湿季以及水位变化对NEE的影响上;植被类型及干扰程度不同,湿地CO2源/汇功能具有很大差异;人类活动尤其是将湿地开垦为农田,会使湿地变成大气CO2的源,而生态修复则使湿地作为大气CO2汇的能力得到恢复。     

湿地需警惕的外来入侵物种

<正>湿地同森林和海洋一样,是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被誉为"地球之肾",在维护全球生态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地表径流影响、人为活动干扰等因素,湿地也是容易遭受外来物种入侵的生态系统,许多外来入侵物种,给我国湿地环境造成了     

《湿地科学与管理》发刊词

<正>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不断 升华,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之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也日渐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热点。 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湿地大国,我国 于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后,先后制定和 出台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和《全国 湿地保护工程规划》等,并完成了首次全国     

湿地珍贵的自然资源重要的生态系统

今天,我们拥有比过去任何时 候都要好的生活,但也面临着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生态和环境 问题。应该说,我们今天经济社会 的发展,我们人类享有的幸福生 活,极大地依赖了自然资源,同时 也极大地消耗了自然资源,湿地资 源也未能幸免。由于湿地遭到破坏 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 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全社会要求 加强湿地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关注生态、关注湿地,就必须真正 明白什么是湿地,湿地有哪些重要 的功能和作用,湿地在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以至民族存亡复兴方面到 底发挥着哪些重大作用。     

湿地生态工程范例分析及一般模式

湿地是处于水陆之间的过渡类型的生态系统,具有特殊的生态结构和功能,但也是一类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导致湿地资源损失严重。针对湿地恢复与重建的生态工程是当前国际众多湿地生态学家共同关注的领域,我国的湿地生态工程也已经兴起。在综述国内外湿地生态工程在水体、底质、生物三方面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对当前湿地生态工程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最后总结和归纳了湿地生态工程的一般模式。     

1980年以来太湖流域湿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明确湿地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开展湿地管理与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利用1980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太湖流域的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土地利用转移模型、景观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了太湖流域湿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80年至2020年期间8个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太湖流域的湿地面积不断减少,湿地面积共减少了6 328.17 km²,其中,水田、滩涂和滩地面积呈减少趋势,河渠和水库坑塘面积呈增加趋势,湖泊面积相对稳定;太湖流域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大面积水田转变为建设用地,有6 383.90 km²湿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其中,有6 230.35 km²水田转变为建设用地;湿地景观形状趋于复杂,景观连通性逐渐降低,各景观类型所占比例趋于均衡化,景观异质性增加;湿地变化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是太湖流域湿地变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土壤类型、地貌类型也是湿地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退耕还湖后菜子湖湿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

以安庆菜子湖区退耕还湖湿地土壤为研究对象,分析退耕还湖后退耕年限、植被恢复状况及人类活动对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植被恢复良好的湿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高于地表裸露;随着退耕年限的增加,湿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呈现上升趋势,退耕20年后湿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基本达到原始湿地水平,而亚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仍显著低于原始湿地;圩内水产养殖湿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低于圩外水产养殖湿地和原始湿地。结果分析表明退耕后植被恢复状况及水产养殖等人类活动影响退耕后湿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减少人类活动干扰有利于退耕后湿地生态自然恢复。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时空动态特征

在遥感数据支持下,利用景观生态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近20年三江平原区域湿地景观结构动态,同时以位于三江平原中北部的富锦县为例,分析了湿地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研究表明:三江平原湿地近20年大面积减少,但减少的趋势有所遏制,其中1980～1996年湿地面积减少了51.33%,1996-2000年间较少了4.19%;湿地的破碎度加大,1986-1996年间,斑块数量增加了326块,1996-2000年间又增加了18块,斑块数量增加的速度明显降低.湿地图斑破碎度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表明湿地开发由大片沼泽湿地的破碎性开垦,转向已有湿地的边缘围垦上;开发后的湿地基本上变为水田和旱田;三江平原湿地分布的质心也有向西南偏移的趋势.三江湿地的大面积开发直接影响着三江地区自然环境,区域气候由"冷湿"转为"暖干",使气温低的北部和积水深的东部的湿地进一步适合农业开发.三江平原湿地大面积减少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依靠其自身力量无法实现湿地恢复.文中就三江平原湿地如何保护和恢复提出了相应建议.     

1999～2007年天津湿地景观格局及水鸟生境变化

天津市湿地是亚洲东部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有大量属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鸟类。近几十年来,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变化影响,天津市湿地景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湿地鸟类栖息地环境和鸟类迁徙、繁殖产生了不利影响。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天津市1999年、2003年和2007年3期TM影像为数据源,采用目视解译分类方法,并结合其他非遥感以及高清晰影像作为辅助资料,获得了天津市湿地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将天津市湿地分成2大类12小类;利用ArcMap软件,分析了3个时期湿地面积的变化;利用Frag-stats3.0软件和Excel软件,得到天津市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湿地总面积从1999年的312088.73hm2增加到2007年的328133.61hm2,面积增加了4.89%;湿地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湿地盐田面积大幅增加,人工湿地8年间共增加了24043hm2,其中,盐田面积增加了25699.57hm2,但天然湿地面积减少了7.38%。天津市湿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在一直加剧,斑块类型更加多样化,湿地景观中没有明显的优势类型,且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均匀分布。湿地类型转化的基本规律表现为天然湿地向人工湿地、人工湿地向农林用地、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换,人类的开发活动已经转向一些人为干扰较少的潮间带、滩涂区以及河流河口水域、浅海水域、湖泊和沼泽等地区。将各种驱动因素加以组合,归纳为2大类和20个变量指标,建立湿地景观变化驱动因素指标体系。分析表明,人口和经济因素对湿地景观格局变化有显著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天津市产业结构并未得到改善,尤其是第二产业仍然占较大比重;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实体扩张占用大量农田和湿地;在农业因子中,粮食产量的提高与通过占用湿地来扩大种植面积有直接关系。1999～2007年间,天津湿地水鸟生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深积水区面积和斑块数量逐年增加;无隐蔽物的湿地面积和人工建筑物的面积大幅增加,重干扰区的面积增加;水鸟的水生动物性食物增多,谷物草籽等植物性食物减少。人类活动已对天津湿地水鸟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总体上,天津湿地水鸟生境质量在下降。     

向海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变化及湿地梯度分布特征研究

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向海自然保护区不同年代景观格局特征,及其重要湿地景观梯度分布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因受人类活动和气候暖干影响,研究区草地和湿地景观减少趋势明显,而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增加趋势较为突出;景观丰富度指数逐渐降低,多样性指数保持着小幅度的上升趋势,优势景观越来越不明显。向海自然保护区湿地景观分布呈向西南方向递增;向海核心区湿地景观消退速率也明显快于缓冲区;1960年向海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湿地景观梯度区域占了总核心区面积的80％,到2004年DI≥30区域所占比例减少到了45％,保护区湿地景观梯度值呈整体性下降,导致了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趋势明显。人类活动干扰、气候逐年变暖、蒸发强烈、再加上霍林河上游供水不足导致向海保护区内霍林河河道逐渐干涸,是向海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导致河道周边湿地退化过程将向西南方向逐渐推进,因此加强人类活动的自我约束,合理地引用有限资源,加大保护区重要湿地的保护力度已迫在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