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计量研究

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理论基础,选取山东省1981年以来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探究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演替轨迹。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废水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EKC呈"倒U形右侧"曲线特征,SO2与烟尘的EKC呈"N形"曲线特征;研究时段内,污染物排放量均已渡过峰值,其后随人均GDP的增长呈下降趋势,但是2002年以来,下降趋势停止并产生波动。分析表明,山东省EKC特征与工业结构变化、环境保护投资、环境政策取向有显著关系。     

丽江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

以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固体废弃物储存总量表征环境污染的综合水平,研究丽江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4~2007年丽江市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呈现波动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现"倒U形+U形"的变化特征。其中"倒U形"的峰值出现在1998~1999年人均GDP为2000~3000元之间,"U形"的低谷出现在2001~2002年人均GDP为3000~4000元之间。进一步分析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等单项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别呈现"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和"倒U形+U形+倒U形"特征,即M形。分析表明,上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与污染物排放量、产业结构变动、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环保政策等有密切的关系。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铜川市近几年经济与环境特征分析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研究的基础上,以铜川市2001-2013年12 a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并用SPSS在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最优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并绘制了环境库兹涅茨特征曲线。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或者改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只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铜川市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际均未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之间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平滑的单调"同步"增长趋势;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SO₂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倒"U"型左半部分特征,有望达到拐点;工业氨氮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正"N"型, 2006年前呈上升趋势, 2006年以后至2012年期间,出现下降,近两年又开始增长,而且增长迅速。该研究对铜川市经济与环境特征分析,不仅定量揭示出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问的关系,而且剖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规律,为铜川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管理需求,为全面实施"生态休闲城市"的建设确立了科学依据。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与预测——以宁夏为例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选取1991—2007年宁夏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经济发展与工业"三废"排放量以及生活污水排放量的计量模型,分析它们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宁夏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U"形曲线,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均呈倒"N"形曲线,第一次下降的拐点分别出现在2015年和2007年,生活污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正"N"型。结果表明,宁夏工业废水、废气以及生活污水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仍处于上升期,环境污染物排放量EKC的转折点尚未达到。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同时结合宁夏"十二五"规划,预计到2020年宁夏人均GDP达到10 000美元时,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将出现EKC的拐点,工业废水排放量和生活废水排放量不能出现拐点。同时,根据污染物和经济发展的分析结果,提出了不同污染物的防治措施及建议。     

河南省1985—2006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自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利用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得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利用EKC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选取河南省1985-2006年共22年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利用SPSS统计软件,建立河南省经济发展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计量模型,分析工业"三废"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河南省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正"U"形 倒"U"形曲线左侧,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形左侧曲线,即河南省工业"三废"排放量仍处于上升期,除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已初见转折外,其余尚未达到环境质量趋好的转折点,今后仍必须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实现自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淮河流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关系——来自1998-2007年安徽淮河流域的经验

基于淮河流域安徽段8个地市1998—2007年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构建了淮河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系统分析了淮河流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变迁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考查期内,淮河流域人均GDP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等环境污染指数均较高;淮河流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曲线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因此,为保证淮河流域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各级政府要不断增加环保经费投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注重开发洁净煤技术,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的潜力,大力加强环保执法力度,努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性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

基于环境-经济的简单理论模型利用跨期消费选择问题最优化求解和稳态方法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这将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和短期关系的经验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基于EKC假设,我们对中国1960~2000年人均CO₂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CO₂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呈现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在短期上,人均GDP单向正向Granger影响人均CO₂排放量,反过来未发现人均CO₂排放量对人均GDP有明显的影响关系。     

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选取北京市 1985～ 1999年经济与环境数据 ,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相互关系 ,探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 ,以建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 ,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实证研究表明 :北京市自 1985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其环境恶化程度在下降 ,且已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后期阶段。北京市各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 ,且到达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小于发达国家。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及北京市政府近 10年来 ,尤其 1995年以来有效环境政策和巨额环境投资以及科技后发优势。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内蒙古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优化分析

本文利用内蒙古2000—2010年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人均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计量模型,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现状与碳排量进行库兹涅茨曲线拟合,进而对内蒙古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优化分析,使其在相对较低的经济规模和相对较低的碳排放水平下跨越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天津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

摘要：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理论基础,分析天津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不同,出现波动性特征,呈“U型+倒U型”。其中第一阶段为1992年前,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随着工业废水治理力度的提高,污染恶化趋势有所遏制,1992-1993年为“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低谷;第二阶段为1992年-1998年,工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固体废弃物与气体污染程度逐渐增加,环境污染水平有所提高,1997-1998年出现“倒U”型曲线的高峰;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随着综合治理措施的不断加强,城市环境质量总体处于好转态势,曲线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分析表明,引起上述变化的原因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环境政策取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等因素有明显关系。     

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及其决定因素——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

基于扩展的传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利用2008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EKC的形状及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居主导地位;全域截面数据模拟的EKC形状为"U+倒U"型,其中30个省域的EKC曲线为"倒U"型,EKC假说在省域尺度得到了证实;29个省域的人均GDP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区域,表明省域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上海已率先跨过"倒U"型曲线拐点,其人均收入的提高与环境保护较为协调;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及中等级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正相关;升级产业结构、积累高等级人力资本及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     

中国主要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异与机理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在全域和局域尺度分析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在此基础上,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二者在全域尺度上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在局域尺度上正向和负向关联并存,具有高创新-高污染、低创新-低污染、高创新-低污染、低创新-高污染4种集聚类型。② 所有城市的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均存在负向影响,影响程度呈现出由东向西渐次递增的空间分异格局,现有样本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EKC曲线,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发展。③ 环境污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均能强化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省1981-2006年的环境与经济数据,运用三次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工业"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研究发现浙江省工业"三废"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倒U"型的库兹涅茨特征,而是呈N型波动或同步关系。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的EKC呈"U+倒U"型曲线组合得到的"倒N"型,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EKC呈"倒U+U"型曲线组合得到的N型,工业废气排放量的EKC与经济发展关系呈同步关系,目前这些曲线尚未达到转折点,仍处于上升期,表明浙江省目前还未进入工业化后期,仍处于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中,并据此提出了浙江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目标的政策建议。     

广东省经济发展与滨海环境污染的关系

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广东省1991―2011年的经济发展与废水排放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广东省经济增长与废水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计量模型。结果表明：1）广东省废水排放总量、生活污水排放量与GDP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库兹涅兹曲线关系。2）工业废水排放量与GDP之间出现了脱钩效应,工业生产对资源环境压力逐步降低。3）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长却相对较快,逐渐成为废水排放的主体,致使滨海水体中无机氮与磷酸盐的含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滨海地区水质富营养化日趋严重,赤潮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多,直接威胁到滨海地区水体功能的正常发挥。4）从渔获率的年际变化来看：近年来广东省滨海水域生物多样性有所恢复,但形势仍不容乐观。尽管EKC理论表明经济增长最终会改善环境质量,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广东省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建立滨海生态环境保护区,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及其经济驱动因素

基于2003-2013年经济与环境污染数据,运用EKC模型、Moran's I指数、LMDI指数,将污染排放的经济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能源开发效应、技术污染效应,探讨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总量未到达EKC曲线拐点,处于EKC曲线左侧。在时间维度上,规模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恶化,其他效应的变化间接改善了环境状况。在空间维度上,规模效应的高值聚集区是东部地区;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技术污染效应的高值聚集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低值聚集区多为东部和东北地区;能源开发效应是全国范围的整体偏低。中国污染重心在113°E~115°E,32°N~34.5°N的区域内移动,以北京—吉林—广东—浙江等省份所构成的区域,受不同经济效应影响,在向东、向西之间“抉择移动”。     

Growing up and cleaning up: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dux

Borrowing from the Kuznets curve literature, researchers have coined the term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or EKC to characte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ion levels and income: pollution levels will increase with income but some threshold of income will eventually be reached, beyond which pollution levels will decrease. The link between the original Kuznets curve, which posited a simi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inequality, and its pollution-concerned offspring lies primarily with the shape of both curves (an upside-down U) and the central role played by income change. Although the EKC literature has burgeone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few concrete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the main themes of the literature have remained constant, and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research has used a variety of types of data and a range of geographical unit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income levels on pollution. Changes in pollution levels might also be at least partly explained by countries’ position in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ir gene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included this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analysis. In addition, few analyses confine themselves to an evaluation for one country of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pollution. Using United States CO₂ emissions as well as demographic, employment, trade and energy price data, this paper seeks to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pollution le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