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点农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及其影响机理——以江汉平原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提炼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发展路径。论文构建了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刻画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 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功能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分别增长78.26%、34.25%、9.68%;生产功能增长主导和生活功能增长主导是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提升的主要类型。②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主要分布于北部边缘地区,生活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生产功能主导型县域分布相对零散;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主导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变化。③ 外源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负向作用,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乡村生产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影响程度最高,乡村地域综合功能被影响程度次于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探寻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有助于识别差异化的乡村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制研究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论文以系统论为指导,遵循系统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从学理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及要素构成进行辨析,并围绕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划分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主要由基础要素(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核心要素(多元经营主体和乡村文化)、驱动要素(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和管理要素(制度和政策)4种要素构成;依据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变迁、城乡关系转变等规律,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特征表现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支撑与约束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以及调控与反馈机制推动自身运行发展。从要素功能、结构关系、协同等视角去审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状态、诊断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或障碍因素等,将成为未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的重点。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以南京“五朵金花”为例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而消费空间则是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变迁是乡村发展的缩影,受乡村原有物质环境和现代社会空间的影响,当前乡村消费空间呈现新的结构形态。以南京市江宁区"五朵金花"为研究区,在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基础上,总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当前乡村居民消费空间打破了距离衰减规律,大件物品随购物区等级提升而占比增加;乡村居民消费空间蔓延至网络空间,表现出参差性特征;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被逐步释放,新消费空间的形成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在政策及内外因的综合推动下,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发生了转变,折射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江汉平原乡村聚落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

依据国土空间用地GIS数据及村镇统计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及分形学方法,探索江汉平原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研究表明,江汉平原因其内部自然环境基质的差异,形成了“二类四型”聚落空间形态:低丘岗地地域,主要是均衡镶嵌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高密度（斑块）低丘点状形态及中密度（斑块）岗地团块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出“星点”式空间结构;河渠水网地域,主要是轴带依附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低密度（斑块）滨湖弧带形态和中低密度（斑块）河渠直线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江汉平原“二类四型”乡村聚落形态及空间体系结构在长江中游平原水网农区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为此类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乡村居民点体系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导。     

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溯源及展望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发展的缩影,透视了乡村地域的人地关系。随着城乡融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之新型城镇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包括乡村生活空间在内的乡村空间发生整体性重构,乡村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乡村生活空间如何映射和影响乡村发展,是值得多角度探讨的话题。论文在梳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乡村生活空间是承载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场所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休闲、社交、消费以及公共服务活动的多层次地域综合体,也是乡村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约百年,论文按照中国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将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历程分为4个阶段：1949年前的探索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停滞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复兴时期、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时期。但相比于国外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和国内城市生活空间的研究,国内乡村生活研究内容偏向实证,缺乏全面的深度总结和理论构建。新时期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应该构建完整的研究框架体系,分别从基础理论、研究主体和多元化研究视角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探索展望。     

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适配性评价——以江汉平原公安县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据以展开的设施及条件,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评价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立足江汉平原公安县乡村抽样调查和访谈数据,以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解析环境供给水平,以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解译农户需求意愿,以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解构供需差异,据此提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方向及路径。结果显示：2017年案例区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聚集分布最大值为44.75%,隶属“中类”,以就业空间与休闲空间可及性最为薄弱;乡村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聚集分布最大值为0.467,隶属“中类”,其中农村自然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最低。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适配性在县域尺度和农户个体尺度均呈“中—中”类型适配模式,但在不同尺度的不同维度表现出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案例地区及相似地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进展及展望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近期西方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生活主体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异质化,二是被城市社会生活他者化和空间边缘化的不同弱势群体的乡村生活体验及空间建构。国内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从研究内容看,注重乡村居民居住及就业空间变化研究,但乡村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研究成果很少见;从研究方法看,空间形式的实证分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内涵的结构分析和空间意义的人本分析有待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并可能为乡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西方乡村生活空间研究难以提供标准模版,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资源得天独厚,“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能够帮助构造有效分析框架,基于空间行为分析的多种方法集成能够提供有力分析工具。     

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

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乡村社区的变迁。本文回顾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 从乡村社区观念、经济、文化、聚落和保障5 个方面剖析了小城镇发展对苏南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的作用, 并系统分析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的发展趋势。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研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研究框架内,认为其经历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特征和演化机制各不相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Space Chang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rea of Mufu Town,Hubei Province,China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tourism consumption, space changes occurring in rural areas can generally reflect their social chang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flow, regene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rural tourism space, this paper originally and creatively proposes that the spatial elements in a rural tourist are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ttractions (A), Towns (T) and Villages (V).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T and V, five types of rural spatial transition modes are found, the types of heritage, theme park, those serving as scenic spots, leisure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ecotourism areas. These different classes emerge due to their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They show the same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The Attraction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whole area and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cation; supporting services facilities gather in the Towns; and the Villages are landscape images. In this area the traditional rural benefit trends toward that of compound development. Mufu Town, Hubei province, is taken as a study case,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T and V from 2006 to 2016 are describe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new spatial order ar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ynergy between production space, living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Attractions, Towns and Villages is recommended. The perspective of Attraction-Town-Village (ATV) can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tourism space in rural areas and provide direction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及形成机制——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空间的混合分析方法探讨了居民感知冲突的类型、空间响应分布及其形成机制,旨在为自然保护地的冲突管理提供参考,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结果显示：① 社区居民感知有7种冲突类型,分别为生计保障不足、活动空间压缩、政策措施缺位、情感支持弱化、日常生活不便、环境质量降低和生产经营矛盾,前5种冲突总占比达76.4%,构成了当地的主要冲突;②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居民对冲突关注度和不满意程度的共同反映,总体上呈现出高值区相对独立、低值区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响应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较高的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③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其中旅游开发程度和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交通出行管理、居住区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房屋修建管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反映了邛海生态建设、旅游开发、政策与制度安排、社会经济等基本情况,分别为冲突响应提供了原始动力、外部推动力、结构性动力和社会性动力。     

成都平原传统场镇与林盘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成都郫县为例

基于近现代地图与相关地理信息，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通过GIS空间分析、核密度估算、欧氏距离、基尼系数等方法，以传统林盘聚落的核心区成都郫县为例，定量揭示了1947、1970、1985、2000与2018年郫县林盘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场镇分布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不同时期林盘居民点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在改革开放前，林盘居民点的分布极易受到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其具有均质化快速发展的特点，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林盘居民点的散居特征，其聚集程度明显增高。林盘居民点高密度区始终具有围绕传统场镇及城镇建成区分布的特点。2）传统场镇的市场半径大致为3 km，交通条件是其选址的首要因素，民国时期场镇选址主要受水路交通影响，建国后水路交通为场镇带来的交通便利逐渐被陆路交通所取代。3）传统场镇的分布会随着林盘居民的自组织行为与相关政策的调控而不断趋于均衡状态，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场镇由乡村市场驱动的自由放任式发展转变为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固定场所。4）林盘居民点具有沿河流水系分布的特点；传统时期林盘居民点与主要道路之间的关联性较低，但当前其具有沿道路分布的特点。     

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以云南丽江主城区为例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截取1980-2010年四个时间断面中国各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描述了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变化和差异,分析其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先有所缩小、再急剧扩大、进而明显缩小;各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空间自相关性较明显,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的冷、热点区域在不同时间的空间差异显著;各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时间上差异显著,可依据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的变化将其分为四类;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格局是地方在对国家宏观战略、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地区城乡战略、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响应中逐步形成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订和调整城乡发展政策。     

环境变化与城市化双重作用下近城乡村聚落演变 ——以武汉天兴乡为例

结合实地调查和观察标图、GIS空间分析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解放初期至今环境变化、城市化与天兴乡聚落的演化关系,分析了其乡村聚落重构的动因。结果发现：1）天兴乡的发展演变先后历经初级发展、变革发展、转型重构发展等3个不同时期。2）天兴乡空间形态从单一性趋向复合化,由传统的生活、生产、生态等三元孤立的空间转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等多元复合空间。3）天兴乡的聚落演替为环境变化及城市化进程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确定了天兴乡空间形态的基本格局;其次,为治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移民建镇”等政策及相关防范灾害工程的实施,为天兴乡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城市化对天兴乡聚落演变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天兴乡人口被虹吸、资源向城市集聚,加速天兴乡衰落;另一方面促进天兴乡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聚落发展提供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