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工业CO2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工业CO₂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16年数据对北京、天津、河北和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技术分析能源结构、能耗强度、固定资产投资、轻重工业比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对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大小。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京津冀工业碳排放强度均为递减趋势。其中，河北最大，天津次之，北京最小；人均碳排放北京呈递减之势，天津和河北在波动中上升。②京津冀工业煤炭类CO₂排放占总排放量的主导地位是由河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的。③能源结构对京津冀、天津和河北的CO₂排放影响最大，其次是轻重工业比值；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     

区域土地利用影响地表CO2浓度异质性特征的动力学机制

本文综合应用高斯方程和拉姆齐模型,针对京津冀地区2000年以来10 km×10 km栅格尺度的地表CO₂浓度开展研究,分析了区域土地利用影响地表CO₂浓度异质性特征的动力学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表CO₂浓度与土地利用类型密切相关。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CO₂浓度的高值区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快速城镇化地区;② 土地利用强度及土地利用效率上的时空分异为地表CO₂扩散提供了潜在的势能。京津冀地区地表CO₂排放及扩散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距离CO₂排放高值区越近,其相应的CO₂浓度越高并随时间推移及空间拓展呈逐步减小的态势;③ 京津冀地区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格局优化及效率提升后,CO₂排放强度增幅明显减弱,其区域间的增幅差异也逐渐缩小。产业转型发展、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土地利用效率提高有效地抑制了京津冀地区地表CO₂排放强度的提升并促进了该区域的内涵式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郑汴都市区产业CO2排放演变机理及脱钩分析

探索都市区产业CO₂排放变化的驱动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排政策,对低碳城市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都市区的CO₂排放源分成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居民等6 个部门的能源消费,并将工业CO₂排放进一步细分为34 种产业的能源消费.基于2000-2009 年能源消费数据,构建CO₂测算模型,核算了各部门各产业范畴1(仅指能源燃烧)与范畴2 的CO₂排放.运用LMDI方法对2000-2009 年间不同层级产业的CO₂排放变化机理进行研究,采用脱钩指数分析郑汴都市区产业低碳发展的类型与方向.结果发现：CO₂排放结构的变化呈现不同的阶段性、部门性和区域性特征;CO₂排放变化是在强度(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共同作用下发生的,经济规模与要素投入的外生经济增长方式是CO₂排放变化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和劳动密集程度是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劳动生产率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则起双向作用,而影响居民消费CO₂排放的各因素贡献相对较小;CO₂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决定了产业调整升级的方向与程度;产业结构调整对CO₂排放的贡献及脱钩程度的确定需要进一步探讨.     

中国交通CO2排放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201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构建交通CO₂排放模型对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交通CO₂排放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取“由大到小”逐步回归的建模方式,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上引入时间固定效应,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交通CO₂排放的社会经济、城市形态、交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2年期间,中国交通CO₂排放总量和人均交通CO₂排放量分别以9.29%和8.69%的年均增速增长,前者的区域差异呈先增后减趋势,后者的区域差异则首先呈周期性波动,而后一直保持减少趋势。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交通CO₂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交通CO₂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城市人口密度对交通CO₂排放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应加强对城市人口密度的规划控制,以避免因人口过度集聚而额外增加产生交通CO₂排放。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对交通CO₂排放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小汽车拥有率对交通CO₂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湿地土壤气体排放对水位变化响应的持续性动态特征

为探索湿地水位变化与土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对黄河中游芦苇湿地进行了半注水和满注水样地处理后的动态监测,对比了7 d水位变化过程中土壤气体排放差异。结果表明：注水造成了土壤CO₂排放速率的显著差异;随土壤温度上升,H₂O、CO₂、H₂S排放速率都有上升趋势（满注水样地的H₂O除外）;半注水和满注水造成的影响,H₂O排放速率表现为趋同-异步-消失的特征,在注水前期（63.73 h）半注水和满注水差异基本一致,后期差异较大,直至125.64 h后注水的影响才消失,总体分别造成H₂O排放总量76.3%和31.3%的增加;CO₂排放速率表现为异步-趋同的特征,注水初期环境的改变造成CO₂排放的一致减少,37.69~68.66 h二者出现明显差异,68.66~125.64 h水位虽然恢复,但差异仍然存在,注水分别造成CO₂排放总量50.1%和43.2%的减少;H₂S排放速率表现为无变化-异步-无变化的特征,总体造成H₂S排放总量42.3%和32.3%的增加。研究追踪了水位上升后土壤H₂O、CO₂和H₂S排放速率变化的动态过程,其影响具有异步性和持续性的特点,CO₂排放速率表现出较长的响应周期。研究结果对于河流湿地生态功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湿地土壤气体排放对水位变化的响应滞后意味着对湿地生态功能的重要影响,其波动过程需要更长时段的精准研究。     

2016-2060年欧美中印CO2排放变化模拟及其与INDCs的比较

研究各国在未来政策实施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对比其与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承诺目标的差别,对促进各国继续提高温室气体减排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有重要意义。基于最新的各国经济和能源数据,构建了化石能源CO₂排放的动态模型,通过设置“延续”和“规划”两类情景,模拟了欧盟、美国、中国、印度2016-2060年的CO₂排放量变化,并与各自的INDCs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① 中国在全部实现既有政策规划的前提下,将于2030年达到CO₂排放峰值,约11277±643 Mt CO₂,比延续过往发展趋势的情景提前10年达峰,峰值降低接近3000 Mt CO₂;2030年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约63.6%,一次能源消耗中非化石能源占比约24.7%,能够实现中国提出的INDC目标。② 在全部实现既有政策规划的前提下,欧盟和美国CO₂排放量有明显下降,印度CO₂排放增速将明显放缓,欧盟和印度基本可以实现INDCs的最低要求,但美国与其最低承诺目标尚有差距。③ 各国INDCs目标均有力度,其中以中国和美国最为突出。但要在INDCs目标基础上,更进一步减缓全球增暖,确保21世纪末气温上升幅度低于2 ℃甚至1.5 ℃,发达国家需进一步推进减排举措、技术、资金等的落实,包括带头推进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以尽早实现CO₂排放负增长,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博台线作为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佐证分析——以城市温室气体排放为例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对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方创琳于2020年2月提出垂直于胡焕庸线的博台线可以表征中国区域发展的均衡格局。本文通过对中国338个地级市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进行分析,旨在论证博台线作为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结果显示：① 2015年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和含氟温室气体总量以博台线为界呈南北对称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博台线两侧各类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分布基本均衡,各产业部门CO₂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的区域差异均较小;② 博台线西南半壁和东北半壁内各类温室气体排放在GDP和人口维度上总体呈均衡分布态势,且各部门CO₂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的空间分布也较为均衡。总体而言,博台线两侧表征人类活动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为均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作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均衡线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沙漠及绿洲不同覆被下大气CO2浓度的梯度变化

运用美国生产的开环气体交换系统LI-6400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系统,研究了沙漠及绿洲不同覆被下大气CO₂浓度的梯度变化。结果表明,2001年巴丹吉林沙漠南缘大气CO₂浓度为366μmol·mol^-1,秋季大气CO₂浓度梯度在1~ 10m高度范围内为0,CO₂浓度与气温呈线形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7;与空气相对湿度呈线形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86。秋季绿洲区CO₂浓度高于沙漠区,人类活动向大气排放CO₂,是绿洲区CO₂浓度高于沙漠区的主要原因。绿洲不同覆被类型其CO₂浓度梯度明显不同,影响CO₂浓度梯度的主要因素为: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气象因子。覆被变化研究得出,杨树林初秋光合作用最强时在10m高度范围内CO₂浓度可降低22μmol·mol^-1;另外得出,降雨能够明显降低空气CO₂浓度。     

城市CO2排放结构与低碳水平测度——以京津沪渝为例

在科学设计城市CO₂排放、城市低碳水平数理模型基础上,结合BP神经网络法,综合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通过1995~2008年京津沪渝4市CO₂排放结构和低碳水平测度以及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可以发现:4城市CO₂排放量逐年递增,但存在较大差异;城市CO₂排放量和发展态势取决于4城市CO₂排放结构及变化;低碳水平测度结果表明4城市的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碳基能源消耗,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提高低碳水平的作用是显著的;基于BP神经网络法的短期预测比传统预测法更为合理和精确。     

中美俄加陆域碳汇对人为增温的消减贡献

作为主要的气候强迫因子,CO₂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但很多研究往往忽视了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对人为排放CO₂增温的消减作用。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地域面积最大、且社会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4个国家,将短时期内CO₂排放所引起的辐射强迫进行量化分析,对于评估人为和自然因素对气候的影响非常重要。本文基于CO₂同化数据,利用“碳—气候”参数化方案,在分析人为碳排放及其气候效应的同时,考虑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气候效应,进而得到4个国家的全球辐射强迫。结果显示：① 2000—2016年,4个国家人为排放的CO₂均呈明显增加趋势（0.125 Pg C a ^-1）,但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作用也不断增强（0.003 Pg C a ^-1）;其中,中美两国总的人为碳排放占了4个国家的87.19%,而俄罗斯陆地生态系统的吸收碳能力最强,总量达14.69 Pg C。② 截至2016年,陆地生态系统的降温效应达-0.013 W m ^-2,可消减人为碳排放增温效应的45.06%。充分说明若不考虑陆地生态系统,将会明显高估人为碳排放的增温效应。③ 整体上,相对于2000年和工业革命前的CO₂浓度水平,4个国家总的人为碳排放分别贡献了0.32 W m ^-2和0.42 W m ^-2的全球辐射强迫。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温度与辐射强迫的线性关系,相对于单一的人为或者自然因素而言,综合两者的辐射强迫,与相应时段的气温变化可解释度最高,达30.3%。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据2006—2015年间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核算中国大陆30个省（除港澳台、西藏外）的制造业碳排放，并依据要素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3类。在分析制造业以及不同类型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基础上，运用Kaya模型将碳排放驱动因素划分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碳强度4个方面，并运用LMDI-I分解模型定量分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除北京外，其余省域制造业碳排放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碳增长最高，其次是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经济规模扩大是导致各省、各类型制造业碳增长的首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强度与能源碳强度的变化在各省、各类型制造业碳排放中呈现双向效应，且作用强度差异显著。因此，在未来，各省、各类型制造业碳减排措施应各有侧重。     

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浮现。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转移,重构了该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格局。利用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年报等,采用结构分解等方法分析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业变化,结合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等指标,评估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海计算机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推动产业对外迁移。② 受上海市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③ 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受到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且计算机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例较高的闵行区、松江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转移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的冲击,提高区域经济的韧性,上海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熟产品生产平台转型为新产品研发创新枢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增加值率,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区位迁移

纺织服装业因其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特征, 一直是国内研究的热点, 被认为是最早实现全球产业转移和最具有产业转移特征的重要产业之一。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来描绘纺织服装业区位迁移的基本格局, 结果表明:① 纺织服装产业的结构变动相对稳定且集中于东部地区;② 结构变化地域分异明显, 沿海大于内陆, 东部大于中部, 中部又高于西部和东北, 东部沿海的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福建, 中部的湖北和河南, 以及东北的辽宁, 纺织服装业的结构变化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的多数省份则较低;③ 结构变动系数的大小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区位性和结构性因素。采用偏离-份额模型将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分解为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 以此阐述中国纺织服装业区位迁移的内在规律。结果表明:① 河南、安徽和江西已经成为东部纺织服装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② 纺织服装业的区位迁移在竞争效应和纯空间竞争效应上具有一致性, 说明产业的地理分布主要受到区位优势的影响;③ 明显的结构负效应说明纺织服装业的产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基于结构分解法的北京能源碳排放增量分析(英文)

确保减碳的首要任务是定量测度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增量影响因素及其大小。为分析北京市1997-2007年的碳排放增量,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调入、进口)竞争型经济—能源—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从整体特征、不同产业、工业行业3个方面,对1997-2007年北京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增量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发现:经济规模增长要素(消费、投资、调出和出口等)是拉动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能源强度变动效应却是碳减排的决定性因素;在规模扩张因素中,消费和调出超过投资和出口,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贡献者;2002以来新一轮"高碳"特征的工业化导致CO2排量呈急增之势;产业结构调整、三产比重最大使得服务业成为碳排放增长的最大部门,但工业排放的增长却后来居上;碳增排的重点行业是高能耗业,而碳减排的却是能源工业;两时段各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工业行业的影响方向和大小不一。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与空间格局研究

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的关注重点。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背景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区位特征备受关注。本文选取风电设备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2005-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整理了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据库,发现中国的内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大多由相关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设立,并位于投资企业所在城市;外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倾向于布局在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城市。风电设备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扩展即子公司主要集中在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和东部沿海等风力资源丰富和风电场重点建设的地区。在实证部分,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探讨中国风电设备企业及其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风力资源禀赋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城市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个数较多;②产业基础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母公司区位选择;③地方政府支持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④风力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方政府支持同时作用时,产业基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风电设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与印度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信息产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关乎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将提升信息产业竞争力作为关注焦点。中国和印度均高度重视信息产业,但在促进产业发展的策略和模式上截然不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运用附加值贸易数据测算中、印两国信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并从国家产业政策和区位条件的角度比较两国信息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硬件”制造能显著提升中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软件”优先的政策导向并未改善印度信息产业的整体实力,中国优先发展“硬件”并兼顾“软件”的产业政策更有利于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区位条件来看,印度缺乏全面发展“硬件”制造的基础条件,中国则为“硬件”制造和“软件”服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The Net Flow of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of China

Based on the most current GTAP8 database, we analyzed flow,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trade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from 2004 to 2007 using input-output model. We found that China was always a net embodied emissions exporting country over this period. Based on the LMDI decomposition method, we found that factors influencing net embodied emission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iffer. Trade surpluses and differences in emissions factors were vital in determining net embodied emission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the developed world. Differences in export structures and emissions factors wer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net e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pective divisions amongst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From 2004 to 2007,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China was transformed to high-end manufacturing with domestic producing technology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leve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further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industrial upgrades and expor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China, the net export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will decrease and the driving forces of trade for China's domestic carbon emissions will decline.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和跨地区转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其呈现"S"型的时间发展特征和"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发展特征,说明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转移的现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形式,而非FDI;二是环境管制是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如迁入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条件、服务水平和优惠政策等;四是低人力资本不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子。最后,本研究也说明广东省仍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而非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因此要加大产业转移中的环境监管。     

Mega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 in Mexico's Central Region

Recent changes involving Mexico City, the main metropolis in Mexico and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megacities, are a slowing demographic growth and the relocation of industrial activities from the city proper to other citi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is process is the extension of existing location economies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the strictly urban, or metropolitan scale, to a somewhat more regional leve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four main processes: (1) a spatially selective industrialization where a few cities, rural areas and economic corridors are emerging as industrial locations; (2) accessibility and transaction flows where the main road network and commodity flows determine the primary urban struc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corridors; (3) a concentrated pattern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at shows a marked preference for the urban "core" and which reinforces its economic importance; (4) a territorial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pattern whose main feature is a mixture of dispersion and concentration trend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this region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an emerging spatial order associated to megaurbanization, with a rapid growth of nearby cities, a polycentric urban pattern, and the arriva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elective sites. However, this process seems to reinforce current intraregional inequalities, as the places with the best economic advantages tend to receive larger investments.     

贸易对中国产业能源活动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对外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可以分清我国碳排放的来源,有利于我国合理制定碳减排政策和科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当前有关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大多没有处理好加工贸易这一重要因素.本文在理清区域间相互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复杂关系基础上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模型,构建了两区域产业能源活动碳排放联系模型,将直接排放分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