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依托型山岳景区游客亲环境行为 ——以岳麓山为例

基于道德动机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基于利己动机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游客亲环境行为意向的综合模型,检验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表明：与单一理论模型相比,综合模型对游客亲环境行为意向的解释力度相对较高;后果意识与责任归属、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正相关,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8、0.50、0.70和0.66;主观规范和个人规范是影响游客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0和0.51,而生态世界观对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游客的行为意向影响不显著。景区可以通过加强环保宣传和利用环保志愿者的监督、劝解以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游客也应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在旅游活动中增加关注环境行为的旅游体验。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简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居民体育休闲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城市居民作为体育休闲市场的主体,对其行为意向展开研究,对于发现城市体育休闲市场一般特征、开拓相关体育休闲市场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长沙市民抽样调查得到基础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分步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所阐述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等变量都与城市居民体育休闲行为意向显著正相关;且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等变量对体育休闲行为意向的影响效果较明显,但该理论提出的主观规范变量及个人特征变量会通过影响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意向的结论并没有得到显著证实.     

城市居民健身休闲空间满意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基于929份福州市实证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及Amos结构方程,试图探讨居民健身休闲空间满意度的影响因子及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因子主要有审美体验、服务环境、个性管理、服务水平、健美塑形、人际关系、教育功能、身心健康、社会价值及活动设施等;2)10个满意度因子对居民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表现不同,只有审美体验、服务环境直接影响行为意向;3)个性管理、服务水平和健美塑形对其它满意度因子的影响较多,其次是人际关系、教育功能、身心健康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审美体验和服务环境影响单一,并提出健身场所要精心设计、服务流程标识要清晰、活动布局及器械摆放合理等优化建议。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     

基于地方情感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建构与影响研究

地方情感作为游客游憩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是近年来游憩地理学的热点论题。以安徽黟县西递、宏村和江西婺源县江湾景区为研究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方法,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自我调节理论和目标导向行为模型进行拓展和重塑,建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建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的解释与预测配适度指标良好,且模型具有复核效化的稳定性;地方情感对游客游憩行为意向的作用效果最显著,其次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游客在乡村旅游地选择意向总效果呈现不同的影响趋势;通过对态度因素进行重塑,提升了整体模型的解释与预测力;加入愿望（欲望）因素,相当于地方情感、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通过态度诱发具有情感性动机的愿望（欲望）,扮演了催化愿望（欲望）的角色,进而产生了游憩行为意向。     

广州长租公寓租赁意向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扎根研究

对21位有过广州长租公寓租赁经历的租客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广州长租公寓租赁意向影响机制模型。研究表明：租客在长租公寓租赁过程中,其租赁行为会受到租赁意向的驱动,租赁意向受到租赁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租赁态度由住房情感需求、住房品牌偏好、住房功能需求产生的内生态度和租赁住房产生的风险判断、附加利益等外生态度共同构成;主观规范包括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他人期待、住房租赁政策认知、社交媒体引导是指令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示范性规范主要指他人租赁;知觉行为控制则由自我效能和便利条件构成。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② 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③ 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灵宝市Y村为例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活动-出行视角下居住区相关设施对迁居居民生活的影响分析

居住空间为个体日常活动的最基本载体,迁居带来新的空间环境,也将会对居民日常活动安排和出行模式产生巨大影响。以昆明市呈贡大学城为例,运用迁居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构建个人属性、公共服务设施与活动-出行行为间的关系模型,重点剖析迁居前后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居民活动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居民形成了以小汽车为主导的通勤结构模式,迁居前和迁居后居住地公交站及地铁站的密度对其影响都不明显;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公共服务设施直接影响个体活动行为,提高商业设施或文体娱乐设施的密度会促发居民参与非工作活动,且新居住地服务设施配置还会通过作用于迁居前个体行为而间接影响现在的活动和出行行为。     

住房情况与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以“家”为中心的安全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重要议题,学界提出了脆弱性模型、受害模型和破窗理论等多种理论模型分析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综合分析住房情况和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为此,论文选取了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属性、社区社会环境、住房情况和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在个体属性的指标中,性别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女性居民的居住安全感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年龄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正向影响,居住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显著提升。在社区社会环境和住房情况的指标中,物理环境失序和社会环境失序对居住安全感水平具有消极影响;正式社会控制和拥有房屋产权对居住安全感具有积极影响,而非正式社会控制和集体效能的影响不显著。直接犯罪受害经历和间接受害经历均对居住安全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对而言,直接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程度高于间接受害经历。研究结果可为管理部门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绿色空间对休闲性体力活动影响的社区分异 ——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20个典型社区为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绿色空间对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影响，并剖析绿色空间对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低档社区的为782.99 MET-min/w，中档社区的为871.70 MET-min/w，高档社区的为1 227.91 MET-min/w；2）影响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的绿色空间因素有所不同，低档社区、中档社区和高档社区的显著因子分别为“到最近公园广场距离”“邻里绿化覆盖率”和“健身活动设施数量”；3）绿色空间对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影响的作用机制存在社区差异，低档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主要受到成本作用的约束，中档社区居民主要受绿化环境作用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主要受机会作用影响。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居住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居住迁移的格局和影响因素，较少考察居住迁移的后果，尤其是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研究基于北京市一项居民居住迁移的追踪调查，采用统计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居民个体微观层面在迁居前后的社区综合设施可达性、可步行性、区位、主观感知的社区环境特征的变化情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居住迁移前后居民社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在居住迁移后社区环境有所改善，相关变化受到生命历程事件、住房调整、迁居原因及家庭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程度的影响。     

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中国成人超重肥胖情况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25个省份内635个社区的29586个成年居民2010—2016年的纵向追踪调查数据,分别利用非线性发展模型和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阐释中国居民超重肥胖情况的变化趋势,同时探究其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以身体质量指数衡量的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发生风险逐年增加,其中女性、年龄、有配偶人群、日均锻炼时长负向作用于成人身体质量指数增长速率;② 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差异具有多层级性,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属性、饮食习惯和行为方式,社区层面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省域层面城市化水平,均能影响成人超重肥胖发生;③ 不同层级间超重肥胖影响因子具有交互作用关系,环境能通过影响个体心理状态及行为选择对个体健康结果的作用,间接作用于居民超重肥胖结果。研究结果旨在帮助中国成人居民达到更好的健康状态,以及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促进人口健康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