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     

中原经济区新型农村社区民生保障问题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原经济区五级现代城镇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以集约土地为目标快速建起的新型农村社区,在民生保障方面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生活保障机制不稳定、社区管理体制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这与社区建设的筹资渠道和运作方式存在较大程度的关联性.为了确保新型农村社区民生保障的长效稳定,应当把民生保障作为社区建设成效的基本衡量指标,加快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立促进农民就近就业的长效保障机制和符合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制.     

社区人居环境吸引力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人居环境吸引力。本文提出人居环境吸引力和引力场的概念,构建了社区人居环境满意度指标体系,运用引力势能模型计算出184个社区的人居环境引力势能,借助MapInfo软件中的Vertical Mapper工具得到大连市人居环境引力势能等值线图和空间分布图,研究表明:(1)运用引力场理论对人居环境评价研究,是一种有效的评价方法;(2)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供求关系在空间上形成了"两心一带"分布格局;(3)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引力势能空间分异明显,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带状"分布,在中心广场、西安路锦辉商场等值线由同心圆状向外逐渐递减;(4)社区人居环境供求关系与引力势能成正比,与社区与引力势能中心的距离呈反比,城市空间发展结构、海岸带是大连人居环境引力势能空间分布的驱动机制。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开发不可避免会重构人地关系,对农户、乡村社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绩效。以三类乡村旅游地为例,在总结资源、管理和发展主体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其呈现三类模式,各自特征分别表现为社区集体发展的民俗体验、社区主导的农家乐休闲和政府主导的遗址景区休闲。进而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旅游效应理论,系统分析旅游开发模式对农户生计变化和社区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模式下农户生计策略都由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生计转型,农户金融、物质、社会资本提升明显;其资源开发模式决定农户生计多样性与务工选择,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影响生计资本变化方向和社区旅游效应差异。其次,通过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了三种类型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并给出其影响机理的理论解释。研究指出三种模式旅游影响途径都以农户金融、物质资本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主导,相比而言,社区集体运营、农户主导的袁家村模式以"人"为核心,促进了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总体来说,资源差异与社区基础是农户生计变化、社区影响的原动力,政府角色、社区(企业)作用与农户利益是旅游开发管理的核心,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有效管理、农户主体地位与外界力量正确介入才能保障乡村旅游有序进行,促进乡村社区发展与转型。     

基于DPSIRM模型的社区人居环境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以DPSIRM因果关系模型拟定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比较法赋权并量化计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大连社区人居环境状况和全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安全单元分为五个类别,即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很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过渡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好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优良单元;大连市人居环境安全的空间分布中各分区所占的比例为:人居环境安全区30.598%,人居环境较安全区30.232%,人居环境安全过渡区9.678%,人居环境较不安全区12.299%,人居环境不安全区17.193%;南部滨海区人居环境安全好,北部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安全差,呈现由南向北递减趋势;中部是国家森林公园等植被覆盖好的区域,人居环境安全好。研究表明本文所建评价模型具有普遍性,可用于不同社区人居环境因子的评价与比较。     

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研究认为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是能否激励农户对土地采取长期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具有代表性区域的随机农户调查数据,揭示了在经济环境改变后,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出现巨大变化而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农户对土地的投资行为的变化。以农户的秸秆处理行为为例,采用问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进行探讨。结果发现:农户非农收入占整个家庭收入比例不断增加后,农户对土地的投入更倾向于采用"劳动时间节约型"方式。秸秆处理方式更倾向于焚烧、丢弃、出售,而土地规模的扩大更利于秸秆还田技术的运用。通过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期等增强农户土地权利的方式来激励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     

2010—2020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演变特征

科学评价并揭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变化规律有助于指导乡村建设活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文构建包括生产基础、生活设施、公共服务、卫生环境和农业环境5个维度21个指标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对2010—2020年全国、区域及省级尺度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及比较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年以来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卫生环境两个维度贡献率最大,农业环境维度贡献最小。② 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低;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快于其他地区,公共服务维度改善最为明显。③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呈现“T”字形,东部沿海和长江沿线省份水平高,中西部大多省份在乡村生活设施和卫生环境维度存在短板。各省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卫生环境维度缩小最为明显。从强化与社会需求结合、补足区域发展短板和协同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建议。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旅游发展、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关系研究进展

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生态保护同时兼顾社区生计改善,才能取得双赢结果;旅游作为一种替代生计则被认为可起到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的作用。但目前有关旅游发展、生态保护和生计间的关系仍缺乏深入了解。为此,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阐述了生态保护与生计的关系、旅游发展与生计的关系、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及旅游发展在协调生计和生态保护关系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需要深入的方向,包括深入揭示旅游发展促进生计提高和生态保护双赢的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条件;评估旅游发展对生计和生态保护的长期影响;加强社区内不同利益相关者在生态保护、生计和旅游发展三者互动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基于社区资本框架,系统地揭示社区资本动态对旅游、保护和社区生计变化间联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生态保护、生计和旅游发展三者互动关系定量研究的手段。期望本综述能够促进对旅游发展、生态保护和生计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并为探寻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途径,社区人地关系优化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社区人居环境特征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城市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农村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等城市型社区,社区人居环境多样化、多变化。在城市化影响下,这些社区人居环境呈现一定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通过选取典型社区,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构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居环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村到城乡过渡型社区,建筑面积比例显著增加,道路面积比例变化不大,而林地和草地面积比例逐渐减少,景观格局逐渐变为景观类型较单一、以现代建筑为优势景观的状态,景观趋于破碎化,形状略趋复杂,城市居住小区各类景观面积比例则相对合理,但景观高度破碎化、形状较规则。②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型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均逐渐变好,城乡过渡型社区和农村尤为明显,城市居住小区质量明显高于过渡型社区与农村,且除城中村之外,从农村到城市居住小区社区城市化程度与人居环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③城市化总体上促进了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但对社区人居环境各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规律,对于环境质量、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基于熵值法的江苏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与优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内容之一。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64个县市为研究单元,建立居住环境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公共服务系统及生态环境系统4个人居环境评价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评价江苏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村人居环境系统层中居住环境子系统及指标层中公共图书馆藏量的权重最大;农村人居环境存在地域差异性,根据综合得分划分为优级发展区、良级发展区、一般发展区及差级发展区4类发展区;在子系统得分上,苏锡常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最高,苏中及苏北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有待加强。     

西秦岭地区农户生计改变对生态建设的影响——以甘肃省陇南市为例

以西秦岭典型地区甘肃省陇南市为案例区,分析了农户生计改变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以农户生计改善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思路。在揭示陇南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生产和生活空间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面大和传统资源利用模式普遍等主要难点的基础上,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和陇南市武都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1999年退耕还林以来在农户生计五大资本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农户生计改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研究认为,理想状态下,农户生计能力的提升对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促进资源利用节约、改善生态环境有益。但陇南市因自然环境困境,在农户生计能力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阶段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陇南市应树立以生态促发展、以农业促发展的思路,努力提升农户生计水平,为构筑有效率的空间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体系提供支撑。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 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 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 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 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成都市新津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民安置区人居环境满意度分析

通过对成都市新津县3个城乡统筹试点区农民安置区的实地调查,构建了基于客观建设条件与主观满意度的安置区人居环境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分析法对主客观两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居民对安置区的满意度及安置区建设条件评价。结果表明:袁山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及客观建设条件得分最高,其在安置区建设、安置区政策、居民社会经济等方面均优于其他两个社区。对成都市新津县"挂钩"试点区农民安置区的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能从侧面反映出成都市推行"挂钩"政策的具体情况,客观衡量政策实施的优劣程度,发现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对推进区域城乡统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以广西凤山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农户抵御外界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差,生计发展面临挑战。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可提升农户应对干扰时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有助于欠发达山区建立长效发展机制。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扰动下的生计恢复力的测度,对生计恢复力的空间属性关注不足,且对欠发达山区的关注较少。本研究以广西凤山县为例,基于恢复力理论,从自组织能力、缓冲能力、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对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评价,引入地理分析方法探测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凤山县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较高,其中自组织能力最强,学习能力最弱。(2)农业主导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最高,得益于自组织能力强;依赖补贴型生计恢复力最低,各项能力均不具有优势。(3)生计恢复力处于低值的农户在凤山县环境保护区范围内发生了空间聚集,凤山县环境保护区生态经济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4)农户生计恢复力主要受政策依赖度、石漠化敏感性、农业依赖度、出省务工人数占比4个因子的影响。(5)欠发达山区可通过升级特色产业、开展生态旅游、变革帮扶手段、增加发展要素四个方面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增强路径,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研究结果可以为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     

产业发展背景下黄土高原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以陕西省长武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黄土高原乡村转型明显,农户生计演化日趋剧烈。以黄土高原长武县为例,运用熵权法、贡献度模型和Logistic交互分析等方法,厘清长武县1990年以来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历程及其主控因素,揭示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关系。研究发现：(1) 1990年以来长武县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其乡镇形成县域服务型、煤业生产型、苹果产业型与政策依赖型四种类型,各类别间乡村转型水平差异显著;农户生计类型逐步多样,分化为固守型路径、渐升型路径、回落型路径、俱进型路径,各路径影响因素差别较大。(2)乡村转型历程中乡镇的经济水平与劳动力是乡村转型的基础,乡镇产业发展决定乡村转型方向,电商因素助力乡镇农业产业链完善。(3)农户生计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与乡镇产业基础是农户生计类型改善的前提,“耕地依赖”限制农户生计非农化发展,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化,社会资本与电商因素促进农户生计演化升级。(4)在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过程中,乡镇处于发展的快车道,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农户为被动适应的角色,仅少部分“乡村精英”能与乡村转型进行良性互动。     

广州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在探讨人居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础上,从居住条件、城市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可持续性4个方面构建了广州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方法计算出近11年广州市人居环境的各指标及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对广州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现状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广州市人居环境正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基本一致,但滞后于经济发展.     

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评述

运用文献资料计量法和比较分析法对1984—2014年间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论文发表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研究主题日益多元化。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重点开展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户生计演变的驱动、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资产评价和农户生计策略响应等研究。未来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应努力探索农户生计理论的中国化、系统化;开展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风险的识别与评价;加强土地利用系统与农户生计系统的耦合关系分析;深化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状况的动态变化分析。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效应综述

农户生计策略变化是农户面对环境变化和自身生计资产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直接影响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农村人地系统的演化。通过对国内外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研究进展的系统阐述和理论总结,重点阐明农户生计策略内涵、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策略变化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等方面,提出生计非农化和农业集约化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的主要趋势。最后,结合当前社会经济需求和科学研究需求,展望未来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的研究趋势。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