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段德忠, 谌颖, 杜德斌

地理科学进展 ›› 2019, Vol. 38 ›› Issue (7) : 99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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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19, Vol. 38 ›› Issue (7) : 998-1008. DOI: 10.18306/dlkxjz.2019.07.005 CSTR: 32072.14.dlkxjz.2019.07.005
专栏:“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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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rade pattern and change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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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tween countries (regions) from 2001 to 2015 and by mapping the global (external) and local (internal) technology trade network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echnology trade pattern and change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from the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We found that: 1) In the local (internal) technology trade network, internal technology imports pattern has changed from CIS (Commonwealth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nd CEU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dominated to East Asia countries dominated, and internal technology exports pattern has shifted from "one leading pole" of West Asia countries to the "three poles" of countries in ASEAN, West Asia, and East Asia.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has a very low status in the internal technology supply chain. A large number of technologies need to be imported from the outside, but as a technology sales market,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l technology sales chain. 2) In the global (external) technology trade network, external technology imports pattern has changed from ASEAN dominated to East Asia dominated,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exports pattern was always dominated by the ASEAN region with Singapore at the core.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ales market, but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upply chain was always very low. 3) With regard to the types of technology trade, mos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lied on internal technology trade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ity, while the technology supply and sales of the countries with high technology trades were mainly relying on the outside. The regional technology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we recommend that China should increase its exports of technology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build a region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network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soon as possible.

关键词

一带一路 / 技术贸易网络 / 技术进口 / 技术出口 / 技术贸易类型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technology trade network / technology import / technology export / technology trad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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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忠, 谌颖, 杜德斌.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7): 998-100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7.005
DUAN Dezhong, CHEN Ying, DU Debin. Technology trade pattern and change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7): 998-100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7.005
一带一路”作为构建欧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基础,为中国未来30 a全球战略资源的配置格局和国际科技合作指明了方向(杜德斌等, 2017)。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时提出,要全面发挥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这为高起点、全方位、深层次推进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呼之欲出,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空前活跃,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和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支撑要素。然而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现状而言,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处于上升期,对科技创新需求比较迫切,但又长期处于西方主导的追求利益至上的全球创新网络的边缘位置(刘承良等, 2017; Gui et al, 2018),在当前创新资源全球流动空前活跃的趋势下仍未享受到科技国际化和知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因而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科技创新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最容易找到利益交汇点,构建“一带一路”区域创新网络也无疑是提高沿线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另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经济投资、产业输出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占据“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地位(李敬等, 2017;张述存, 2017; Zhang, 2018; 李兵等, 2018),这不仅成为西方“中国扩张论”的重要谈资基础(Tiezzi, 2014; Blanco et al, 2015; Deepak, 2018; Simon et al, 2018),也使得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上面临巨大的“实体”风险,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也迫切需要向“科技创新”要动力。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学界、政策咨询界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大量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研究学科全面、研究成果丰富等特征。综合来看,国外对“一带一路”研究清晰地分为2个阶段:倡议提出初期,大部分研究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思维。如香农·蒂耶兹(Tiezzi, 2014)的中国式“马歇尔计划”、雅各布·斯托克斯(Stokes, 2015)的“中国权力中心”;随着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与主流现实主义思潮相对的是,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从全球化的视角对中国“一带一路”进行解读(Ferdinand, 2016; Kohli, 2017)。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视角更多元、研究内容更丰富。就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来看,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从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内涵、“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遇到的战略风险进行解读(Jin, 2015; 李晓等, 2015; 杜德斌等, 2017; 郗笃刚等, 2018);二是从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格局、投资格局、投资环境、产业合作与转移等进行研究(刘晓凤等, 2017; 宋周莺等, 2017; 刘卫东等, 2018; 司增绰等, 2018; 杨文龙等, 2018),也包括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视角来解读“一带一路”的科学内涵(刘卫东, 2015; 杜德斌等, 2017; 佟家栋, 2017; 宋长青等, 2018);三是从交通联系与区域发展的视角对“一带一路”的海运网络航空网络铁路网络进行研究(王姣娥等, 2015; 王姣娥等, 2017; 王列辉等, 2017; 陆梦秋等, 2018)。不难发现,现有的人文经济地理领域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鲜有从知识和技术合作的视角阐释“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格局。而当前关于“一带一路”知识、技术合作的研究仅从图书和情报学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技术合作网络的规模、合作领域、合作机构等特征进行揭示(吴建南等, 2016; 叶阳平等, 2016; 金卓等, 2017; 张萃等, 2017),并未提出解决“一带一路”国家居于国际技术合作边缘地位的路径,也未探讨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合作的重点方向和重点区域选择。而且,已有的“一带一路”研究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一带一路”论“一带一路”,忽视了区域边界对合作网络的分割效应。
技术贸易是通过技术的进出口行为实现国家(地区)间的技术互补,在广义上也属于技术合作范畴(忽视技术贸易壁垒),且相对于传统的专利合作、论文合作等形式,其价值化和方向性特征能够清晰刻画国家(地区)在技术合作中形成的相对重要性和相互依赖性。本文以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中国家(地区)间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贸易数据作为国家(地区)间技术贸易的衡量指标(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并不等同于国家(地区)间的技术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规定,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线图设计权以及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而国家(地区)间的技术贸易的客体仅是技术类的知识产权。),获取2001—2015年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技术贸易数据,并从中截取“一带一路”内部及其与外部的技术贸易数据。本文依然沿用传统“一带一路”研究的地域范围(65国)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同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以及数据特性,一方面将中国整体划分为4个地区,即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另一方面为避免个别年份个别国家出现奇异值,本文采用时间段划分法,以5 a为一时间段,将研究期间划分为3个时段(2001—2005、2006—2010、2011—2015年)(② 由于“一带一路”是2013年提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技术贸易可能存在前后差别较大的情况,但这一点在数据上并未体现,因而本文也未将2013年的技术贸易情况单独列出。)。

1 研究方法

1.1 全球与“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建构

借鉴图论,以国家(地区)为节点,以国家(地区)间的技术贸易额为边权重,分别构建全球技术贸易网络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分别从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来刻画,其中“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主要刻画“一带一路”内部国家(地区)间的技术贸易关系,因而其具有明显的网络边界。“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主要刻画“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与外部国家(地区)间的技术贸易关系,其网络边界随外部国家(地区)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另外,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节点间联系仅存在于内部国家(地区)节点与外部国家(地区)节点之间,而内部国家(地区)节点之间和外部国家(地区)节点之间的技术贸易关系则不考虑。

1.2 全球技术贸易网络等级层次性识别与“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类型划分

首先,引入有向加权网络分析中常用的加权度中心性,并利用Pajek块模型分析中的层次聚类算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来刻画全球技术贸易网络等级层次性,识别全球技术贸易网络中的“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地位。其次,利用网络社团划分中的F-N算法(Newman, 2004),构造网络分裂流程,并根据贪婪算法原理,对全球技术贸易网络进行社团划分,从而识别全球技术贸易中的“区域化”特征。第三,引入加权入度中心性、加权出度中心性2个指标来刻画“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在有向加权“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中,国家(地区)加权入度中心性为其技术进口额,加权出度中心性为其技术出口额。
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分别在内部技术贸易网络和外部技术贸易技术网络中的加权入度中心性和加权出度中心性大小,可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技术贸易类型划分为完全内流型、内源型、内给型、内源内给型、外源内给型、内源外给型、外源外给型、完全外流型、外源型、外给型10类,具体见表1
表1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技术贸易类型划分及定义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echnology trade typ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类型 判别标准 定义
完全内流型 Math input error 同时存在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行为,但“一带一路”是其唯一技术来源地和技术销售市场
内源型 Math input error 存在技术进口行为,不存在技术出口行为,“一带一路”是其主要技术来源地
内给型 Math input error 存在技术出口行为,不存在技术进口行为,“一带一路”是其主要技术销售市场
内源内给型 Math input error 同时存在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行为,但“一带一路”是其主要的技术来源地和技术销售市场
外源内给型 Math input error 同时存在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行为,“一带一路”是其主要技术销售市场,但其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外部
内源外给型 Math input error 同时存在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行为,“一带一路”是其主要技术来源地,但其技术销售主要依靠外部
外源外给型 Math input error 同时存在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行为,但其技术来源和技术销售主要依靠外部
完全外流型 Math input error 同时存在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行为,但其技术来源和技术销售完全依赖外部
外源型 Math input error 存在技术进口行为,不存在技术出口行为,但其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外部
外给型 Math input error 存在技术出口行为,不存在技术进口行为,但其技术销售主要依靠外部
注:Math input errorCDexinw分别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在内部技术贸易网络和外部技术贸易技术网络中的加权入度中心性,即内部技术进口额和外部技术进口额;Math input errorCDexoutw分别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在内部技术贸易网络和外部技术贸易技术网络中的加权出度中心性,即内部技术出口额和外部技术出口额。

2 全球技术贸易网络中的“一带一路

2.1 “一带一路”边缘特征显著

2001—2015年,融入全球技术贸易网络的“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数量由第一时段(2001—2005年)的58个增长至第三时段(2011—2015年)的65个,技术贸易额由第一时段的6750430.6万美元上升至第三时段的17842963.1万美元,占全球的比重虽由第一时段的7%增长至第三时段的9.6%,但仍然较低,表明“一带一路”在全球技术贸易格局中处于较低层级。
利用Pajek块模型分析中的层次聚类算法,基于加权度中心性刻画的全球技术贸易网络格局也证实了这点,即全球技术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2001—2015年,全球技术贸易网络由双核心圈层结构向单核心圈层结构渐进发育,涌现出金字塔结构的等次层次性,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不断夯实(图1)。另外,从全球技术贸易网络的等级层次结构可以看出,虽然诸如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贸易额快速上升,但本文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全部位居外围圈层,在全球技术贸易格局中边缘特征显著。
图1 2001—2015年分时段全球技术贸易格局的等级层次结构演化
注:图中节点大小与该节点的技术贸易额成正比;边粗细与节点间的技术贸易额正相关;红色代表核心圈层节点,紫色代表中间圈层节点,蓝色代表外围圈层节点。

Fig.1 Evolu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global technology trade patterns, 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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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带一路区域化分割特征明显

2001—2015年,全球技术贸易网络的社团划分结果较为理想(模块度值普遍超过0.3),从划分结果来看,全球技术贸易网络皆只形成3~4个社团,社团间的规模差异较大,大部分国家被划分至一个社团中,表明全球技术贸易一体化趋势较强,区域化边界模糊。从“一带一路”的社团归属来看,15 a间,“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并未完整地归属于一个社团,始终被分割,但在分割过程中呈现出小范围的区域集聚现象,如东盟东亚国家(地区)趋向于分布在一个社团,中亚和独联体国家(地区)趋向于分布在一个社团,西亚和北非国家(地区)趋向于分布在一个社团,中东欧国家(地区)趋向于分布在一个社团,这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在参与全球技术贸易时,有一定路径依赖和区域锁定效应

3 “一带一路”技术进口格局演化

2001—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从内部和外部进口的技术额分别由第一时段的188455.7万美元和5468248.0万美元增长至第三时段的1017064.0万美元和13782704.8万美元,从内部和外部进口技术的“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数量也分别由第一时段的51个和33个增长至第三时段的57个和35个。同时,向“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出口技术的外部国家(地区)数量也由第一时段的59个上升至第三时段的74个。整体上,“一带一路”技术获取较为依赖外部,侧面反映出“一带一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处于低端位置。

3.1 内部技术进口: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

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内部技术进口来看,15 a间,“一带一路”内部技术销售市场呈现出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的格局,内部技术进口额最大国(地区)也经历由俄罗斯中国大陆更替的过程。2001—2005年,独联体和中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内部主要的技术销售市场,市场份额分别达到33.6%和24.1%。其中,俄罗斯的内部技术进口额达到60615.0万美元,且是46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内部技术销售市场,其内部技术进口额和内部技术来源国(地区)数量皆位居“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首。2006—2010年,“一带一路”内部技术市场由独联体国家(地区)“一极”主导,其内部技术进口市场份额达到50.2%。其中,俄罗斯的技术进口额达到371210.5万美元,更是成为55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技术销售市场,其内部技术进口额和内部技术来源国(地区)数量依然位居“一带一路”国家之首。2011—2015年,东亚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内部最大的技术销售市场,内部技术进口市场份额达到38.5%。中国大陆以262127.4万美元的内部技术进口额超越俄罗斯位居第一。但独联体国家(地区)依然是“一带一路”内部主要的技术销售市场,市场份额为34.1%。其中,俄罗斯虽以251091.2万美元的内部技术进口额退居第二位,但依然是54个国家(地区)的技术销售市场,其内部技术来源国(地区)数量依然位居第一(图2)。
图2 2001—2015年分时段“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进口格局
注: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2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technology imports pattern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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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部技术进口:东盟-东亚地区主导

从“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进口来看,2001—2015年,“一带一路”对外部技术需求最大的地区,即外部国家在“一带一路”的最大技术销售市场呈现出由东盟东亚更替的过程。在前2个时段(2001—2010年),东盟地区是“一带一路”对外部技术需求最大的地区,也是外部国家(地区)在“一带一路”的最大技术销售市场,其外部技术进口额由第一时段的2800913.5万美元增长至第二时段的4157324.1万美元。东亚地区在第三时段成长为外部国家(地区)在“一带一路”的最大技术销售市场,其外部技术进口额在第三时段达到5846547.8万美元,占到整体的42.4%。相应地,从外部进口技术最大国(地区)也呈现出由新加坡到中国大陆的更替过程。
从外部技术出口来看,美国始终是“一带一路”最大的外部技术供给国,其出售给“一带一路”的技术额占“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进口的比重从第一时段的44.8%上升至第三时段的61.7%。另外,从其全球技术销售来看,“一带一路”在美国的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其销售至“一带一路”的技术额占其全球技术出口的比重由第一时段的10.0%上升至第三时段的14.8%。美国也是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最大外部技术来源国,如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日本始终是“一带一路”第二大的外部技术供给国,其出口至“一带一路”的技术额占“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进口的比重虽从第一时段的28.3%下降至第三时段的15.2%,但其销售至“一带一路”的技术额始终占到其全球技术出口的20%以上,表明“一带一路”在日本技术出口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市场地位。

4 “一带一路”技术出口格局演化

2001—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向内部和外部出口的技术额分别由第一阶段的188455.7万美元和905271.2万美元增长至第三阶段的1017064.0万美元和2017398.5万美元,向内部和外部出口技术的“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数量也分别由第一阶段的51个和34个增长至第三阶段的60个和37个。同时,从“一带一路”进口技术的外部国家(地区)数量也由第一时段的62个上升至第三时段的83个。整体上,“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技术销售也主要面向于外部,侧面反映出“一带一路”的作为技术销售市场的转化能力不足。

4.1 内部技术出口: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

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内部技术出口来看,“一带一路”内部技术来源地格局呈现出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最大国也经历由塞浦路斯至新加坡的更替过程。2001—2005年,西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内部最大的技术来源地,其内部技术出口份额达到48.0%。其中,塞浦路斯的内部技术出口额达到57525.7万美元,高居“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首,究其原因是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众多的跨国公司将其视为国际合法税务规划地点。2006—2010年,西亚地区依然是“一带一路”内部最大的技术来源地,其内部技术出口份额上升至49.1%。塞浦路斯继续以329295.0万美元的内部技术出口额高居“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首。这一阶段,东盟地区的技术出口能力快速上升,尤其是新加坡,其内部技术出口额达到91931.9万美元,位居第二。2011—2015年,东盟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内部最大的技术来源地,内部技术出口份额为28.8%。其中,新加坡以291247.8万美元的内部技术出口额上升至第一位。西亚地区的技术出口能力下降明显,内部技术出口份额下降至27.8%,但其依然是“一带一路”内部主要的技术来源地。这一阶段,东亚地区的技术出口能力增长明显,内部技术出口份额也增长至20.1%。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的内部技术出口额分别达到138233.5万美元和66254.8万美元,分列第三和第五位(图3)。
图3 2001—2015年分时段“一带一路”内部技术出口格局

Fig.3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technology exports pattern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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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外部技术出口: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

从“一带一路”外部技术出口来看,2001—2015年,东盟地区始终是“一带一路”最大的向外出口技术区,其向外出口技术额由第一时段的488550.6万美元增长至第三时段的929463.9万美元,但由于东亚地区技术出口能力的提升,其外部技术出口占“一带一路”整体向外出口的比重由第一时段的54.0%降至第三时段的46.1%。新加坡始终是“一带一路”第一大技术外部出口国,且占主导地位,其技术外部出口额占“一带一路”整体比重始终在40%以上。东亚地区向外出口的技术额增长迅速,占“一带一路”整体向外出口的比重由第一时段的14.6%上升至第三时段的20.3%。至2015年,中国香港以257688.6万美元的外部技术出口额位居第2位,中国大陆以152009.8万美元的外部技术出口额位居第5位。中亚是“一带一路”中对外技术服务程度最低的地区,在前2个时段仅有吉尔吉斯斯坦向外出口技术,而在第三时段没有一个国家向外出口技术。
从外部技术进口来看,日本始终是“一带一路”技术最大的外销市场,其从“一带一路”进口的技术额占到“一带一路”外部总出口的比重始终为50%左右。而且,从日本的全球技术进口来看,“一带一路”在其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出口至日本的技术额占日本全球技术进口的比重从第一时段的8.7%增长至第三时段的11.7%(在第二时段,更是达到15.1%)。美国始终是“一带一路”第二大技术外销市场,且其地位在不断增强,其从“一带一路”进口的技术额占“一带一路”外部总出口的比重由第一时段的11.1%增长至第三时段的28.3%,但从其全球技术进口来看,“一带一路”在其技术供给市场中的份额始终在2%左右,表明“一带一路”并不是美国技术供给链中的重点地区

5 技术销售链与供给链中的“一带一路”及其类型演化

5.1 技术销售链:“一带一路”技术销售市场地位逐渐提升

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技术进口来看,虽超过20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技术进口完全依赖“一带一路”内部技术流(集聚分布在中亚、西亚和东盟地区),但这些国家(地区)的技术进口额占“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进口额的比重始终低于5%。而那些高内部技术进口额的国家(地区),从“一带一路”进口的技术额占其全球技术进口额的比重却很低,如中国大陆(第三时段为5.6%)、中国香港(第三时段为8.0%)、俄罗斯(第三时段为20.6%)、新加坡(第三时段为2.8%)、波兰(第三时段为5.4%)等。整体上看,“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从内部进口的技术额比重较低,表明“一带一路”的技术供给能力较弱,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然而,2001—2015年,将“一带一路”作为唯一技术出口市场的外部国家(地区)数量由第一时段的24个增长至第三时段的36个(第二时段达到55个,多位于非洲、南美和中美地区),“一带一路”在全球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其从外部进口的技术额占外部国家(地区)技术总出口的比重由第一时段的11.4%上升至第三时段的15.0%,表明“一带一路”愈发受到国际技术贸易市场的青睐。

5.2 技术供应链:“一带一路”技术供应能力不足

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全球技术出口来看,15 a间,也持续有超过20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将“一带一路”作为其唯一技术出口市场(也集聚分布在中亚、西亚和东盟地区),同样这些国家(地区)的技术出口额占“一带一路”内部技术出口额的比重始终较低,低于2%。但与内部技术进口不同的是,那些高内部技术出口额的国家(地区),出口至“一带一路”的技术额占其全球技术出口额的比重也较高,如新加坡(第三时段为26.3%)、俄罗斯(37.0%)、中国大陆(第三时段为30.4%)、中国香港(第三时段为34.9%)、俄罗斯(第三时段为20.6%)、波兰(第三时段为38.6%)等。整体上看,“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出口至内部的技术额占“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全球技术出口额的比重由第一时段的17.3%增长至第三时段的33.5%,表明“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逐渐提升,“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重要的技术出口地。然而,虽将“一带一路”作为其唯一技术来源地的外部国家(地区)数量由第一时段的26个增长至第三时段的42个(第二时段为55个,也集中分布在非洲、中美和南美地区),但这些国家(地区)从“一带一路”进口的技术额占“一带一路”外部出口的比重始终在1%以下。综合来看,“一带一路”在全球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其向外部国家(地区)出口的技术额占外部国家(地区)总技术进口的比重始终在2%以下,一方面说明“一带一路技术创新能力整体水平不高;另一方面说明“一带一路”在全球技术贸易网络中的层级整体不高,大多数国家(地区)并未参与(或参与程度不高)进全球技术贸易市场体系而分享全球创新资源

5.3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类型演化

2001—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技术贸易类型覆盖大部分类型(表2)。从类型演变特征来看:首先,内流型国家(地区)数量在“一带一路”中始终占据多数,尤其是把“一带一路”作为技术来源地的内部国家(地区数量)从第一时段的22个增长至第三时段的26个,表明虽然“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量显著低于外部技术贸易量,但大多数国家(地区)还是依赖于内部技术贸易流,从而实现技术共享;其次,内源外给型的始终缺失和完全外流型这一类型的逐渐缺失,以及把外部作为技术销售市场的国家(地区)数量显著低于把内部作为技术销售市场的国家(地区)数量,从侧面反映出“一带一路”的技术创新对外服务能力较弱,但“一带一路”的技术销售市场地位逐渐被“一带一路”国家(地区)重视。从类型的空间分布来看:“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技术流类型分布具有显著的时空惯性:如外源外给型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东亚东盟和西亚地区,这些国家技术来源和技术销售主要依靠外部;外源内给型国家(地区)主要为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地区),这些国家(地区)技术来源依赖于外部,但技术销售面向内部;内源型、内给型和完全内流型国家(地区)集聚分布中亚地区,也零星分布在东盟和西亚地区,这些国家(地区)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主要甚至完全面向“一带一路”内部,是典型的依赖于内部技术流从而融入全球创新技术转移浪潮的国家(地区),因而这些国家(地区)也大多位于全球创新网络的边缘。
表2 2001—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技术贸易类型划分

Tab.2 Classification of technology trade typ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from 2001 to 2015

类型 2001—2005年 2006—2010年 2011—2015年
完全内流型 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黎巴嫩、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叙利亚、阿联酋、蒙古、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斯里兰卡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文莱、柬埔寨、格鲁吉亚、约旦、哈萨克斯坦、黎巴嫩、中国澳门、摩尔多瓦、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中国澳门、马其顿、蒙古、卡塔尔、斯里兰卡、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内源型 马其顿、卡塔尔、科威特、孟加拉国 科威特、阿富汗、巴勒斯坦、卡塔尔 不丹、科威特、摩尔多瓦、巴勒斯坦
内给型 约旦、柬埔寨、巴林、伊拉克 巴林、孟加拉国 巴林、孟加拉国、老挝、缅甸、尼泊尔、阿曼
内源内给型 塞浦路斯、白俄罗斯 俄罗斯、塞浦路斯、吉尔吉斯斯坦、马其顿、阿联酋 俄罗斯、塞浦路斯、乌克兰、阿拉酋
外源内给型 乌克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克罗地亚、捷克 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塞尔维亚、斯洛伐克 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内源外给型
外源外给型 罗马尼亚、印度、希腊、匈牙利、爱沙尼亚、伊朗、埃及、中国香港、土耳其、波兰、中国、以色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沙特阿拉伯 中国、捷克、埃及、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泰国、土耳其 保加利亚、中国、捷克、埃及、希腊、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约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国、土耳其、越南
完全外流型 摩尔多瓦
外源型 缅甸 文莱
外给型 尼泊尔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从内部和外部2个视角刻画了2001—2015年“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类型演化特征,得出如下结论:
(1) 全球尺度是“一带一路”问题研究的必要尺度。“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发展至今,早已超脱原有的概念框架,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在全球技术贸易网络中边缘化和区域化分割特征显著,且其内部技术贸易额远低于外部技术贸易额,而传统的“区域提取”研究很容易造成边界对技术贸易网络分割,因而内部、外部双重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研究就显得必要且必需。
(2) 就“一带一路”沿线而言,其内部技术销售市场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来源地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
(3) 从技术贸易额上看,不管是对于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对于全球技术交易市场,“一带一路”的技术供给能力均较弱,无法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技术需求,大量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作为技术销售市场,“一带一路”在全球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不仅是对于沿线国家和地区而言,而且也是对于全球技术销售而言。
(4)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国家(地区)依赖“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来分享科技全球化的“果实”,但高技术贸易国家(地区)大多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全球技术贸易高速发展,一体化特征显著,而“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却全部位居全球技术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亟需通过技术贸易、技术合作来融入更高层次的全球创新网络中共享科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反观“一带一路”内部,大多数国家(地区)仅依靠内部技术贸易网络来实现技术互补,因此,构建密切的、高度融合的“一带一路”内部技术合作网络就成为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科技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而这就需要域内技术贸易大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作为核心来构建“一带一路”区域技术合作网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所需的相关技术,但中国与“一带一路”的技术贸易与其“一带一路”第一大技术贸易国地位不匹配,甚至与其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当前的“一带一路”技术贸易主要由俄罗斯和美国控制,二者分别为19个和21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最大技术来源地,而中国不是任何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最大技术贸易国。因此,在今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技术合作应以技术出口为主,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出口力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结构应由传统的以产业、货物、资本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向以技术、知识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变,着力构建“一带一路”区域技术合作网络,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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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基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8M641962)
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专项课题(ECNU-BRGD-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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